在遊覽杭州嶽王廟時，發現精忠橋前甬道兩邊，栽種了很多桂花樹，還有很多柏樹，既整齊，又青蔥，蓬蓬勃勃。
不過，讓人覺得大煞風景的是，橋東甬道的正中央，孤零零地栽着一株檜柏，又歪又斜，模樣醜陋，用石欄圍着，上有說明說：“相傳，明天順元年，杭州府同知馬偉重修岳飛祠墓後，奏請朝廷賜額‘忠烈’，召集民衆祭祀岳飛，取檜樹鋸成兩半植於墓前，人稱‘分屍檜’，表達對謀害忠良的奸臣秦檜的痛恨。檜樹死後，後人又植檜柏代之，一直流傳至今。”
雖說是“相傳”，但史籍上是有明文的。清朝人馮培《岳廟志略》記載：“天順元年，杭州府同知馬偉重修祠墓，奏請朝廷賜春秋祭祀及‘忠烈廟’額。馬偉取檜樹折杆爲二，植墓前，名‘分屍檜’。”可見，張偉植“分屍檜”，是的確有其事的。
然而，對於是否將檜樹折成兩截植於墓前，卻有不同的說法。清朝人褚人獲的《堅瓠集》記載：“嶽王墓在西陵橋之右，墓上松柏枝皆南向，墓前有分屍檜，自根以上劈分爲兩，中格以木，以示支解奸檜也。”褚人獲的記載，不是把樹橫刀斬斷，而是從樹根以上，用刀劈爲二，中間再用木架住，以示“支解”。支解也就是肢解，爲古代碎裂肢體的一種酷刑，這種方式似乎更能體現植“分屍檜”者的本意，比那一刀兩段更形象。
《堅瓠集》還載岳飛墳前“四奸跪忠”的來歷說：“正德八年，指揮李隆冶銅爲檜及妻王氏、万俟卨三形，皆赤身反接跪墓前。久爲遊人撻碎。萬曆二十二年，按察副使範淶重鑄，又益鑄張俊像，共四焉。”說明，這“四奸”曾經過多次鑄造，李隆以銅鑄，只鑄秦檜、王氏和万俟卨三人，後被遊人敲碎。萬曆年間，範淶重新鑄，已經改爲鐵質，並增加了張俊，配成了四人。後來，這四人被敲了鑄、鑄了敲也不知多少回，史書也有記載。
《堅瓠集》還接着說：“遊人拜墓後必以瓦石敲擲之，或溺其頭，而撫摩王氏兩乳，至精光可鑑。”
羣情憤憤地對幾個鐵人投瓦擲石、撒尿於頭，何苦來哉!歷來的人們似乎習慣了這種“衆人施暴”的方式發泄，或發泄對奸臣的憤懣，或發泄對個人遭際的鬱悶。或許，以這種方式發泄，既無需擔破壞文物之責，又能表演懲奸的義舉，可謂划算。
然而，施暴之後，奸臣就能絕跡?未必。單就宋、明兩朝而言，明朝的奸臣比兩宋的奸臣卻只有多、不會少。何況，在生之年，這些奸臣其名望之高、聲譽之好、身邊吹牛拍馬者之多，則是倍受屈辱如岳飛們無法望其項背的。
當時，各地州官、府官爲秦檜立生祠的不少，一個叫胡舜陟的靜江知府就曾爲秦檜立過生祠，還親自撰寫立祠記。明朝那位“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的大奸臣魏忠賢，他獲罪前，各地爭相爲他立生祠、認乾爹、拜爺爺的更是不計其數。拜倒在奸臣門牆的是這些人，往奸臣鐵頭上撒尿的也許還是這些人，末了，還順勢在王氏兩乳上摸一把，以至“精光可鑑”!
倘若衆人施暴就能實現奸臣絕跡，那倒真是一本萬利的大好事。不過，抱此幻想就如同盼望天上掉餡餅一樣不切實際。歷代的奸臣無不是制度落後、法治缺位的產物，預防貪官弄權、奸臣誤國，還必須從制度與法治入手，通過完善制度和法治，實現監督與懲處的雙管齊下，才能真正還天下以海清河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