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嚴嵩傷心難過的日子。就在這個月,他的兒子嚴世蕃被人告發,以“通倭謀反”的罪名逮捕下獄。這個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將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嚴嵩是有明一代的異數,一個“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書》作《奸臣傳》,上下兩卷,另有《叛臣傳》上下兩卷,《逆臣傳》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傳》,多達四卷,另有《叛臣傳》上中下三卷,《佞幸傳》一卷。《明史》的《奸臣傳》卻只有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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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爲《明史》還有《佞幸傳》和《閹黨傳》。入此二傳的,在一般人看來,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爲閣臣,卻與宦官劉瑾狼狽爲奸,沆瀣一氣,怎麼不是奸臣?然而入《閹黨傳》。又比如成祖(永樂)朝的紀綱,專一刺探官民隱私,打小報告陷害他人,“被殘殺者不可勝數”,又怎麼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傳》。《明史》認爲,不能把小人都名之爲“奸”。只有那些“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的,纔是奸臣。像焦芳和紀綱那樣的,便只好算作“閹黨”和“佞幸”。
這也並非沒有道理。正如寵臣不等於權臣,小人也不等於奸人。小人,是從來就有的(世所恆有)。奸臣就比較罕見。“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動物”。審諸唐宋元明四代,堪稱“名奸”的,唐代只有一個李林甫。宋代多一點,蔡京、秦檜、賈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個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嚴嵩。不信隨便找個人問問,問他明代最壞的人都有誰,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賢,就是這位嚴閣老(當時稱內閣大學士爲閣老),要不就是兩個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國的戲曲舞臺上,嚴嵩從來就是大白臉。
當然,舞臺上的事並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臉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漢帝國的立場上看,也不是。在那個東漢王朝氣數已盡,中央政權王綱解鈕,羣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時代,如果不是曹操頂住,真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場。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嚴嵩卻不冤,也沒人替他翻案。據《明史·奸臣傳》雲,嚴嵩其實並沒有什麼執政能力(無他才略),卻很懂得怎樣做一個奸臣(唯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他踏入官場以後,實際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權,四是索賄。早在他“入閣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賄賂。成爲“當朝宰相”後,更是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嚴嵩家產被抄,共抄得黃金三萬多兩,白銀二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此外還有田地上百萬畝,房屋六千多間,以及無數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畫。嚴嵩出身原本貧寒,這些財產是從哪裏來的?當然是他竊權二十年間,父子二人搜刮來的。所以張居正說,嚴嵩當國,其實是“商賈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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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嚴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傳》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煉和楊繼盛。這兩個人,都是因爲彈劾嚴嵩而被害死的。沈煉上書時,官職是錦衣衛經歷。經歷是個管文書檔案的“七品芝麻官”,錦衣衛則是明代著名的特務組織,相當於憲兵隊。沈煉雖然在特務機關工作,卻很正派,《明史》說他“爲人剛直,疾惡如仇”。沈煉的長官錦衣衛帥陸炳和嚴嵩父子關係很好,對沈煉也不錯(善遇之),常常帶他到嚴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煉卻不吃這一套。
他痛恨嚴嵩父子爲非作歹禍國殃民,“時時扼腕”,終至忍無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書彈劾,痛斥嚴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排擠忠良(忠謀則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諛諂則曲意引之),以至於“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這當然是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勾結死黨,捏造了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將沈煉殺害。
可惜沈煉殺不完。一個沈煉倒下了,又一個沈煉站起來。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楊繼盛再次上書彈劾嚴嵩。楊繼盛的官職是兵部員外郎,和沈煉一樣,也是一個“七品芝麻官”。而且,楊繼盛的攻勢比沈煉還猛。沈煉的奏疏,列舉了嚴嵩十大罪狀。楊繼盛則指出,嚴嵩不但有“十罪”,還有“五奸”。這“五奸”是:由於嚴嵩的奸詐狡猾矇蔽聖聽,以至於“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下之喉舌皆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這當然又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在楊繼盛的奏章裏找了個茬子,慫恿嘉靖下令將其逮捕。不過嘉靖皇帝雖然將楊繼盛下獄問罪,卻並沒有要殺他的意思。嚴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報文件中塞進楊繼盛的名字,將其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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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過嚴嵩的有名,除“罪大惡極”外,還因爲他這個奸臣當得有點“不合時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時代不是在開國之初(如胡惟庸、陳瑛),就是在亡國之際(如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唯獨嚴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個什麼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國二百七十六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時候(1522年)上距開國一百五十四年,下距亡國一百二十二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間偏後一段。
開國之初出現奸臣是不奇怪的,因爲那時制度還是草創,時局也不穩定。亡國之際出現奸臣也不奇怪,因爲那時氣數已盡,弊端叢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從他老人家“駕崩”那年算起,距離亡國也還有七十八年。照理說,這可應該是“天下無事,安享太平”的時代,怎麼會冷不丁地冒出個大奸臣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