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明宮究竟因何而建，專家提出新說。
大明宮遺址保管所副主任高本憲副研究員撰文立說，對大明宮的初建史事進行了新的詮釋，廓清了永安宮與大明宮的關係，訂正了大明宮創建的原因、時間，也對相應歷史背景作了探討。
“永安”與“大明”並非一碼事
高本憲副研究員指出，現今的著述和工作資料，都稱大明宮初建於太宗貞觀八年(634年)十月，這似乎已成定論，從無人質疑。但經仔細梳理分析查對，這一說法明顯有誤。較早史籍《唐會要》記載：“貞觀八年十月，營永安宮。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至龍朔二年(682年)，高宗患風痹，以宮內湫溼，
高本憲認爲，試將兩條記載相互參照可重新理解如下：貞觀八年十月，太宗在麟遊縣西三十里處爲太上皇造避暑宮，稱永安宮，貞觀九年一月，放棄永安宮之工事，在長安另行營造新宮室，因將宮名“改名大明宮”。也就是說爲太上皇營造的宮室，因改變了地點而相應改變了宮名，而絕不是將永安宮改名爲大明宮。這樣理解既消除了疑點，又無悖於兩書的記載，也與《會要》高宗龍朔二年“乃修舊大明宮”句相吻合。據此，初步證明永安宮和大明宮是兩個獨立的宮室，而非一個宮室的兩個宮名。
大明宮初建應爲貞觀九年
貞觀六年(632年)三月，太宗首次前往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週上疏時提出要爲太上皇營造一所新宮室，“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太宗對此“深納之”。此後貞觀六年、七年、八年，太宗連續前往九成宮避暑，而太上皇不曾同行。《資治通鑑》說：“上(太宗)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顯然是太宗每年前往九成宮時都請太上皇同住，但都因李淵以爲隋文帝非得善終之由而被推拒。如此，太宗纔不得不考慮爲太上皇另行營造避暑宮之事。
《新唐書?紀》記：貞觀八年“十月，作永安宮。甲子(二十五日)，至自九成宮。”表明太宗在這年秋季結束避暑時決定在麟遊縣另行選址，爲太上皇營造避暑宮，宮名定爲“永安”，企望來年太上皇既能同來麟遊避暑，又不必寢居他所厭惡之九成宮。但太宗回長安後，看到太上皇病情日漸加重，況已年屆七旬，難耐顛簸之苦，顯然不可能前往麟遊避暑，又決定停止麟遊永安宮的營作工事，改在長安禁苑中重新爲太上皇營造一所如馬周所言“以稱萬方之望”的新宮室，宮名也相應“改名大明宮”。這是貞觀九年一月的事情。把《會要》、兩《唐書》、《通鑑》的相關記載對照閱讀，這段史實的前因後果就會清楚地顯現出來。
兩宮爲何混淆歷代典籍誤傳
高本憲論及，爲何會出現將永安宮和大明宮兩宮混爲一談的誤傳，實際上原因很簡單：除去前述《會要》的轉述容易引起誤解外，唐以後的著述對唐代典籍在轉引時任意增刪或在轉述時臆測而改變原意，是造成誤傳的問題所在。
如《新唐書·地理志》、《冊府元龜》及宋敏求《長安志》等，都將字句稍作改動，卻更加混淆了兩宮的關係，使不作深究的人上當。清代徐鬆《唐兩京城坊考》，相關語句也是對《長安志》等書內容的轉載，並未查證其中的錯誤。宋《志》和徐《考》頗受今人看重，多作考訂，其中錯誤難免誤導今人。至於《通鑑》，乾脆不提永安宮，直接說貞觀八年“冬十月，營大明宮，以爲太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太上皇寢疾，不果居”。胡三省也附稱：“永安即大明也。”這些記載都程度不等的有乖唐代史料和史實。但是《玉海》在轉引《新唐書·地理志》文後，加註“又鳳翔麟遊西三十里有永安宮，貞觀八年置”。或許王應麟已注意到此事有誤。
古之宮室有跡可尋
高本憲論述，貞觀八年太宗在麟遊營造永安宮的具體地址，未見有田野調查資料發表，但《元和志》既說“縣西三十里”，當是言出有據。查今麟遊縣地圖，在縣域有上永安村和下永安村的地名，兩村位於永安河上游。他前往考察發現下永安村及附近分佈着大量隋唐時代的建築遺蹟，當地村民也稱此地即永安宮所在。下永安村距今九成宮鎮整十公里，九成宮距老縣城約五里，合計約二十五里，且古代道路里數應稍長，《元和志》所說三十里，也只能是概述。可見今下永安村不論地名、裏數、方位、遺蹟等，均與《元和志》所記之永安宮在麟遊“縣西三十里”的記載相吻合。
早在隋代麟遊已有一處永安宮，隋文帝在仁壽宮避暑時，文獻皇后曾居此，“仁壽二年(602年)八月甲子，……後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隋永安宮是距仁壽宮不遠的一處獨立宮室，推測當位於今下永安村。由此說來，太宗爲李淵營造的永安宮乃是在隋永安宮的基礎上添建繕治而已。
京師距九成宮三百里，出都城西行，至岐山，翻越箭括嶺，再順永安河北行，至九成宮，乃是隋唐皇帝前往麟遊避暑的固定路線。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年)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永安宮作爲距仁壽宮最近的一處行宮，也應該創建於此時。唐太宗營作此宮“以備太上皇清暑”，既順道京師，又便於從九成宮來探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