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和‘非洲中心論’差不多，都是爲了挽救當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明確地歪曲事實。”8月28日，新銳歷史學者劉仲敬攜新書《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做客騰訊思享會，劉仲敬表示“四大文明古國”是晚清張之洞和梁啓超之間形成的體系，這個學說嚴重破壞了已知而無法推翻的考古學的知識。由於篇幅較長，分爲四篇發佈，以下爲第一篇實錄：
我們所知的“中國”是一個晚近的發明
劉仲敬(新銳歷史學者)：我們所知道的中國，其實是一個非常晚近的發明。但由於發明的想象和真實相不同的緣故，所以今天構成了一個很複雜的投影。這個投影中包括一部分真實，也包括一部分想象，它們構成等和體，自己有了一定的生命力。這是我們看到所謂的文化認知，還有必須認知和不知之間。
我之所以說依靠史料的歷史靠不住的，是因爲你所依靠的史料必須在一個特定體系中加以排列組合才顯現出來一點，而排列和應用史料的方法事先已經決定了它的依據。如果你肯跳出來，重新設計一個體系，原有的史料馬上就顯出完全不同的一面。一般的人不會考慮這些，因爲終生都不會超出他所掌握的小碎片史料的範圍。就像專門製作瓦片的人不會考慮建築結構一樣，但實際上他的瓦片和別人的磚石在不同的建築師手裏會顯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果你一定要問什麼是絕對真實的面貌，其實真實的面貌不可控。歷史是一個不斷重構的過程，重構歷史的過程本身就是製造歷史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是其中最微妙的東西，從佛經和量子力學原理來看，觀察者本身影響到觀察的對象。由於你的觀察存在，使原來不確定的、存在着多個可能性的系統發生坍塌，而潰塌以後的系統將會退到事先未預料到的一個比較固定的狀態。每一次接近歷史節點時，認識歷史的方式本身就可以決定歷史本身。因此在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之間的反覆循環中會形成類似科斯塔斯環的巨大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節點逐步取消了。
梁啓超總結了“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
回顧華夏或者所謂中國存在的過程，必須上溯到人類文明產生的真正歷史。漢語世界大多數人，不僅包括大陸，也包括南洋60年代以後重新確定普通話教育，用中式教育培養出來的一些人，他們的體系基本上是一個“累層”造成的結果。累層造成的結果最深一層的是晚清張之洞和梁啓超之間形成的體系，創造了我們所謂“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它的基本背景是在當時強勢西方基本已經征服世界的情況下，把中國放在印度、波蘭、猶太或者其他古老文明之中，然後教育晚清剛剛接觸新教的信徒們，告訴他們波蘭、印度、猶太這些古老民族都已經滅亡，唯有大清沒有滅亡。大清的原有地位跟印度比較相近，因爲唯有我沒有滅亡，所以我們是值得自豪和驕傲的，只有我們才能跟近代西方平起平坐。本着這一精神產生了所謂“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
這個說法在新學改革不到十年，由梁啓超加以總結，於是產生了後來“中國”“新中國”這一系列概念研發體系。這套概念研發體系之上，然後才又產生“建設新中國”“不同類型的新中國”，“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諸如此類敘事的體系，反帝教育還有中國和帝國主義、中國和思想體系的種種說法。即便說法有很多細節上的差別，比如現在有人討論抗戰狼牙山五壯士這些東西，其實全部在這一個體系之內。如果打碎或者超越了原有的這個本身壽命還不到110年的體系，問題本身就失去了意義。
“四大文明古國”的體系抹殺了已知的事實
現在回到人類文明開始，爲什麼要破除“四大文明古國”這個體系?一方面跟“非洲中心論”差不多，爲了挽救當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明確地歪曲事實。歷史解釋有層次性，所有事實可以做不同解釋，而且完全可以有意義完全相反的解釋。但解釋歸解釋，不能抹殺或者推翻已知的事實。而“非洲中心論”或“四大文明古國”的學說都是嚴重破壞了已知而無法推翻的考古學和探測學的知識。從現在發掘的材料基本上可以看出，沒有“非洲中心論”或“四大文明古國”，多元文化一律平等。
文明明顯有等差性，從一箇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東亞地區在蔓延過程中明顯落在後方，這個落後性一直影響到後來的改變。最早的文明產生在現在的以色列北部和敘利亞西部，隨後蔓延到兩河流域、埃及，接下來是印度和希臘，最後才進入到中國、非洲和美洲。論時間來說，中國明顯比印度要晚，而印度河流域比美索不達米亞要晚。在這個基本格局上，談論“四大文明古國”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國標準，湖北和河南現在出土的東西可以算成文明的話，那完全有理由說中亞的一些地方(現在已經成了沙漠)存在的文明比中國早得多、繁盛得多、藝術造詣高得多。
古代文明從山地向平原進行
如果抹去亂七八糟事後建構的說法，各地以陶器出現爲標誌，可以看出不斷向東擴張的順序大致有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從兩河流域越過東亞，從盆地漸漸向東面蔓延。這條線索非常重要，因爲帶來許多核心技術，如戰車和祭祀。殷商王國的戰車技術和美索不達米亞戰車技術極其相似，這個王國在建立初期就是憑着戰車技術威震周圍各邦，而各邦似乎沒有相應的技術。而到殷商王朝，至少周人已經掌握了大規模戰車原理，打破了殷商的戰車壟斷。若按照技術擴展的一般規律來說，這些事實等於暗示着：要麼殷商本身有西來的來源，要麼通過間接傳播的方式，先於其他部族接觸來自兩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使它比四周的和更東方的文明羣體佔有極大的優勢。這條線索的路線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難，因爲古地中海延伸的範圍比現在要大得多。在史前時代，地中海往東的裏海、鹹海這一系列都曾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當時的喜馬拉雅山沒有像現在這樣高，中亞氣侯沒有像現在這麼幹旱，中國也不像現在這樣。
第二條路線，我們知道的具體情況要少得多，但重要性更大。材料少得多的主要原因是這條線路所代表的文明線索可能是非國家化或者非組織化道路，最主要是缺乏大規模武士團體和有效的國家統治。這條線索始於印度，通過喜馬拉雅山南部、緬甸、西南夷、紅河谷流域和南亞延伸到長江兩岸的山地。我們知道，現在人口聚集最多的平原地帶是當時最不適合居住的地方，因爲排水困難，洪水頻繁。人類最早的居住地既不是高地，也不是低地，而是在相對半山坡的地方，這是洪水淹不到的地方，也不需要很高的技術開發。文明技術進一步提升，組織性大大提高以後，才走到低地，排幹三角洲和沼地水，把這些地方變得肥沃。所以古代江南這些地方的文明線索基本上是從山地向平原進行。
古代南方經濟生活優於中原 軍事和政治方面落後
最早開發的稻穀來自印度，基本上是旱稻。而僅僅是稻穀，南方羣體就比中原羣體享有更大的優勢，因爲高古時代尤其是殷商時代，中原各個羣體基本依賴於效率很低的植物，直到孔子時代纔有了黍(一種接近小米的作物)。這種作物的生產效率很低，蛋白質含量也很低。相反南方的水稻產量比它高出二十多倍。僅這一項，南方羣體在經濟生活方面要比中原富得多。但奇怪的是，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南方羣體是落後的，從浙東地區出土的古蹟可以看出玉器雕琢更精緻，階級分化不那麼明顯。玉器雕刻精細說明當地工匠非常發達，有文明生活的理想。但武士不多，因爲出土的戈矛不太多，屍首分離或者四肢不全的非常少。其邦國或者羣落的規模不大，發生衝突的時候，頂多幾人或者幾十人死亡，缺乏長時性和大規模戰爭的人力和戰資。
中原的物質生活不如南方，但出現了極其可怕的階級分化：大的墓葬擁有大量戈矛，小的墓葬基本上除了極少數戈矛之外什麼都沒有。戈矛出土非常多，經常出現大規模的數百甚至上千人的屍體，這些屍體明顯死於非命。尤其可怕的是，這些屍體甚至不分性別。陝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包括十幾歲的少女(按現在的說法是少女，當時是壯年女子，可以承擔最重的體力勞動)明顯死於暴力，在戰爭中被武器打死，身上負傷多達幾十處，說明了戰爭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屍體只有少數是不全的，屍體骨骼上留下的傷痕非常少，好像都是自然死亡的。北方這些人無論男女顯然是在激烈戰鬥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後遭到武器打死。這個戰鬥激烈程度清晰可見：必須打到粉身碎骨，自己爬都爬不動的時候才死在戰場上，根本沒有像南方那樣只是偶然被一塊飛石打死就死在戰場上。
高古時代南北方相平衡，南方物質生活上略佔優勢。殷商時代及其以後，漸漸變成北方佔優勢，其中起巨大作用的很明顯是北方野蠻的戰爭倫理和集權產生的軍事、祭祀、貴族傳統。這個具有高度組織能力的團體，使其能夠攫取多得多的軍事資源，足以使物質生活繁盛，但組織能力比較差，會對其他各方形成最大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