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爭概指明末東林黨(及其骨血——復社)與宦黨、浙黨、齊黨、楚黨、昆黨、宣黨之爭。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在這些黨派中，最先以浙黨勢力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都先後出任內閣首輔，在朝當政。後經“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之後，光宗朱常洛即位，東林黨因擁立有功而勢力大盛。浙黨落敗，轉而投效閹宦首腦魏忠賢。
說起魏忠賢這個人，在羽翼未豐、初得恩寵之時，的確有可稱道的一面。看他曾經力排衆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後遭受讒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幹吏，在邊關危急之時，毀家紓難的等等作爲，就知道爲什麼明熹宗對他會有“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評價。以袁崇煥的孤忠和耿介，都說他：“功在社稷，海內之共見共聞，業已銘刻金石，無容職贅。至其身任邊事，誓圖恢復，梟滅逆虜，任用劉應乾、陶文、紀用等，而關內外禦敵之伏甲、軍器、馬匹、懸簾等項俱以家資置辦，日逐觧來，又助軍需。臣方一意巡緝嚴警，諸營將吏不敢貪懦營私，不敢饋遺隱串，改虛爲實，化賈爲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從古內臣誰有出其右者?”其間雖然有極度誇張的成分，但大抵不會是空穴來風。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魏忠賢所做的這一切，並不是爲了天下萬民、江山社稷，僅僅是爲了‘閹黨擅權’找合法性依據而已。光宗早亡，熹宗雖倚重閹黨，然而畢竟東林黨已經歷朝三代，樹大根深，實力之強不下於己，雙方雖屢屢衝突，卻一時難分高低。浙黨新來依附，也是貌合神離。昆黨、宣黨等中間勢力也還在觀望。他以宦官之身而居卿相之實，與封建禮法背道而馳，滿朝文武與他芥蒂之深，就是拿“離心離德”來形容也不過分。魏忠賢實在不能不有所收斂，以期拉攏人心，並非發自肺腑的“忠公體國，急公好義”。誠如仲甫先生所言：“非爲計及目民之憂樂，徒爲一家一姓之福祚悠長。”
現在的一些商業文人，爲了標新立異、攝人眼球，就去把他吹捧的成仙成聖，不也太可笑了嗎?!他在連續獲得了昆黨、宣黨與及部分朝臣、戍邊大將的支持以後，所行的罪惡罄竹難書，不是幾場政治作秀、幾篇錦繡文章就能遮蓋的。他利用當時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網羅親信，更與“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爪牙饕餮放橫、並作妖孽，一時廠衛之毒流滿天下，致使百姓道路以目。爲了鞏固地位且兼削弱民智，更將一大批不滿他的官員士子弄得慘死獄中(如左光斗、楊漣、魏大中等)，民間學院也被夷爲頹垣敗瓦。一大批無恥之徒都先後阿附於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處爲他修建生祠，耗費民財數千萬。魏忠賢串聯客氏，喋血內廷，任人唯親，嚴刑酷法，冒功掠財，箝制輿論，招搖揮霍已爲學界共識。當代尤以韓大成、楊欣所著之《魏忠賢傳》對其刻畫最爲窮形盡相。正如《明史》所說：“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就是這幫宵小之徒內外呼應、上下結合，擅權亂政，打擊異己，把天啓年間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諫官楊漣彈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狀，除個別條陳略顯酸腐無稽，倒有一半以上堪稱實事求是。“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不正是歷代官家所擅長的把戲嗎?中國歷史上有哪個執政集團能例外呢?!由是可知，肉食者尚未獨霸坤綱、口銜天憲、羽翼豐滿之前的所謂“親民演義”、“英明果決”，正是以後變本加厲去蠹政害民的資本。
一朝天子一朝臣，思宗朱由檢即位，魏忠賢失勢之後，百姓便滿心希望的把未來寄託於當初宦官們殺而未絕、元氣漸復的東林黨身上。因爲早在萬曆年間，顧憲成、李三才、錢謙益、高攀龍、史孟麟等黨魁，就向基層百姓和中下層知識分子畫了這樣一個大蛋糕：1.我們主張寬賦於民，減輕剝削，以避免“驅民爲資”。2.堅決反對礦稅的殘酷掠奪，要求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3.主張開放言論，澄清吏治，唯纔是舉，反對宦官干政，希望穩定社會秩序。
這曾一度令我們的百姓彷彿看到了奔向“大同社會”的革命綱領，雖然歷時已久，其間多位大賢已然故去，其主張卻焉能忘懷?!我們知道“羣書治要”裏有一句話，叫：“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根據一個人的言論來判斷人品，人們就會用技巧來修飾言語;如果是依行爲來判斷人品，人們就會盡力充實內在的德行。巧飾言語毫無用處，盡力完善德行必將會有所成就。對於個人也好、黨派也好，我們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這點是長期經帝王之術洗腦的中國老百姓所欠缺的。爲此，他們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
代價一：寬賦於民變成了寬賦於商，部分農民易子相食。東林黨作爲中小地主階層知識分子鬆散的政治聯盟，乍一上臺，就廢除了工商稅，可對農業稅卻是絲毫未減，反而有所暴增。據《明史-食貨》載，東林黨人得勢時期，政府田賦佔新餉(新餉亦稱遼餉，明朝後期加派的稅賦名)的比重約95%，(換句話說，亦即是鹽稅、關稅和雜項所繳之賦不足百分之五)遠遠高於閹黨執政時期的63%和82%。每臨前方戰事吃緊，亡國之禍在即，皇帝要下令增加工商稅時，東林黨人必以“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爲藉口，不向富商巨賈拿錢，反向廣大百姓攤派。把明末清初的《西臺漫記》、《廣東通志初稿》與《陝西志》一相對比，就一目瞭然了，山主礦主都富得流油(記曰：我吳市民罔籍田業，大戶張機爲生，小戶趁織爲活。每晨起，小戶百數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呼織。日取分金爲饔餮計。大戶一日之機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則腹枵，兩者相資爲生久矣)稅賦卻沒有絲毫增加，陝西“八年皆大旱不雨”，朝廷還攤派不斷。有的老百姓實在交不上錢了，就乾脆被東林黨人指爲“漢奸”，被罰充軍戍邊。理由是國家正在對滿清作戰，這個節骨眼上拿不出錢來等於間接助敵。
代價二：言論自由的主張成了當權派壟斷話語權的王牌。明朝末年，有個叫張世則的官員，他爲官清正，嫉惡如仇，曾彈劾陝西巡撫貪贓枉法，大快人心。後又彈劾吏部尚書賣官鬻爵，皇帝以挾私議貶，爲權貴們所抑10年。在四川做官時，他施恩予澤，取信於白草諸番，一些少數民族紛紛自願獻地捐款，加入石泉縣版籍爲民。此外，他還富有文才，除公務外，便以著述爲事。主要著作有《貂鐺史鑑》和《大學初義》。張世則一生仕途不順，因此對躋身宦達之事也就希望漸消，唯一所願，不過是《大學初義》能夠付梓刊行。然而最終這本書卻沒能得以出版，差點成了孤本殘籍。
我們不禁要問，難道是這本書裏涉及色情、暴力、恐怖、穿越與及抨擊時弊的內容了嗎?都沒有。是徹徹底底的正能量!歸根結底，不過是其學術見解與東林黨首腦人物高攀龍相左而已。原來東林黨所謂的言論自由，僅僅是指自己可以暢所欲言。草根屁民的見解與我不合，便是間接妨礙了我的言論自由，我就要讓你噤若寒蟬。這就是他們的“強盜邏輯”!
代價三：引義慷慨的外表成了東林黨人士賣直取忠、貪墨腐敗、裏通外國的資本。
先說說李三才。據《明史》，李三才於萬曆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他在任上懲治礦監稅使等害民之官最爲得力，曾經幾次上疏，言詞激烈，諫請神宗皇帝“盡撤天下稅使”。對於這樣一位一度成爲晚明黨爭焦點人物的封疆大吏，史傳的評價是譭譽各半。一方面認爲“三才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淮人深德之”;另一方面又不諱言“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爲衆所毀”。 關於李三才不能持廉和“用機權”，清人陳鼎撰《東林列傳》亦有評述：
(三才)又性豪華，疑不爲清流所喜，而結客滿天下。(顧)憲成之前，譽言以至，信其才真足辦國家矣。或言，憲成過淮上，三才宴之，常蔬而已。厥明，盛陳百味。顧憲駭問，對曰：“皆偶然耳。昨偶乏，故寥寥;今偶有，即羅列。”以此不疑其奢。其操縱類如此。
再談談錢謙益(1582年—1664年)，此人歷任南明的教育部長、外交部長。崇禎十四年(1641年)59歲，迎娶23歲的名妓柳如是(1618年-1664年)，致非議四起，婚禮中的船被扔進了許多瓦石。後任南明朱由崧所建“弘光朝廷”的一品大員，當兵臨城下時，柳如是勸錢與其一起投水殉國，錢沉思無語，最後說：“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奮身欲沉池水中”，卻給錢謙益拉住。史載：“錢(謙益)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既投阮大鋮而以其妾柳氏出爲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令柳姬謝阮，且命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慾嘔。”
這就是南明高級知識分子(東林黨)的醜惡嘴臉。平常他人模狗樣的教學生“食儉處貧，儒者之常”，讓學生啃窩頭、吃鹹菜，然後自己弄一屋子金銀珠寶;告訴學生“生死沉浮尋常事，樂將宏願付青山”，讓他們馬革裹屍，爲國捐軀，輪到自己以身殉節了，臭不要臉的跟妻子說“池子裏水太涼了，跳不下去”;天天跟學生叨叨“儉者節慾，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慾者安”，所以你找老婆主要得看人品，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就行，用不着多漂亮。然後自己秀一個比自己小三十來歲的小祕，整日介顛鸞倒鳳、纏綿牀第、風流快活。
讀史至此，不得不讓人浩嘆：在一個充滿仁、義、禮、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條主義政府內，忠誠正直與大義凜然，已不再是什麼必備的品質，而是可以用來取悅皇上，矇騙百官，貪墨腐敗，瀆亂人倫的資本。
代價四：一味強調自己的“先進性”，黨見(禁)日深，排斥異己，士庶合流遭到阻斷。東林黨主政中後期，屢次下發不準其他黨派存在或限制其政治活動的禁令。《明史·崔景榮傳贊》雲：“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爲輕重，豈篤論哉!”什麼意思?就是說東林的壁壘森嚴，黨見太深，凡是不合東林之旨的人，都被斥爲“反政府”、“反人類”。黃克纉、畢自嚴、崔景榮等人，就是因爲不肯加入東林黨，而受其毀謗攻訐。
我們知道，在專制社會，一個政權的氣運存續直接取決於帝王家們的十項基本素質——做人原則、政治號召、管理方法、胸襟氣度、謀略判斷、品德見識、統御能力、英明智能、執法態度、軍事才幹，而間接則取決於民心的向背。所以說如果統治階級能自覺自願的推進“士庶合流”，讓百姓覺得自己通過努力以後，可以與士族階級平起平坐，或成爲其中的一員，那麼百姓能不拼死守衛這個給他帶來希望的政權嗎?
所以在開明專制的歷史時期，我們能看到許多平民百姓、布衣寒族通過“開科取士”而一躍成爲當朝宰輔的。比較典型的是李世民時期冊封的“十八學士”。(唐太宗李世民在長安城設文學館，邀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太學博士陸德明及孔穎達、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顏相時、 于志寧、許敬宗、蘇世長、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蓋文達、褚亮、蘇勗共十八人常討論政事、典籍，當時稱之爲“十八學士”。)
美國學者威爾杜蘭對科舉制度作了如下評價：“就理論上來說，這個方法最能調和貴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機會，但只有那些適合做官的人才有機會做官。事實上，這個方法實施一千多年來，給中國帶來許多好處。”
但是現在“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機會”被東林黨剝奪了，你不是東林黨或者你不認同東林黨的宗旨，你就不能做官。爲什麼非要認同東林黨的宗旨?!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因爲東林黨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所以其執政理念也就得天獨厚的長期帶有“先進性”。
強弱有定數，逆順有大體。苟非其人，雖強亦弱，苟安其人，雖弱亦強。千古盛衰，皆有來由。任何一個執政團體，上臺之初，常常對百姓宣化政教，大言不慚的說團體具備自己所鼓吹的“先進性”。然而這種‘先進性’說穿了，並非因爲統治集團內部有什麼神祕的理論武器，而是開基立業之前兩代人，往往知道民間疾苦，勤心庶民之政，方使“廉恥道消”、“四民遷業”、“譭譽亂真”、“賢者藏匿”、“直言蔑聞”、“上下相循”五大亂象消滅於萌芽之中，僅此而已。至於承平之日久，事主之心日驕，哪裏還記得什麼“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之類的大道理?所以說，如果沒有有效的體制約束，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先進性”都不會長過二三十年。
東林黨人愚蠢的以爲自家的“先進性”可以長生不老，無怪乎猶如曇花一現，轉瞬即逝。
代價五：在用人上強化“君子與小人、聖人與禽獸”之論，在政治上強調“不爲同道，便爲仇敵”。其大患不僅爲害當時，更流毒後世，令中國的知識分子與下層勞動人民長期陷於“兩末之議”。晚明東林黨人作爲傳統社會的士大夫羣體，他們的知識系統和思維方式深受先秦以來儒家文化承載的薰陶和制約，在認知方式上表現出明顯的絕對化傾向。我們這裏斷言的“絕對化思維傾向”可以說是儒家文化與生俱來的一個思維特點，這一特點的形成則主要肇源於先秦儒家的人性討論。簡言之，當年孔子聲稱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宣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時候，就已經將人性簡單地劃分爲兩極，顯露出在認識上將人性善惡絕對化之端倪。
東林黨人提倡“聖人治國，君子入仕”，摒斥法家的“抱法處勢”。然而大部分人既非君子與聖人，也非小人和禽獸，而處在這兩者之間。此舉無異於自絕於人民。事實上，韓非子在《難勢第四十》中早就指出，不能簡單地用兩個對立的概念來論證事理，因爲代表禽獸的桀紂、代表小人的費、尤和代表聖人的堯舜、代表君子的伊尹、仲虺都是歷史上兩種極端的狀態，是很少出現的，如果要等待堯、舜這樣的賢人來治理當代的民衆，就好比一個一百天不吃飯的人非要等待大魚大肉一樣，非餓死不可;針對論者“良馬堅車，讓奴僕駕馭就要被人譏笑，而讓善於駕車的王良駕馭卻能日行千里”的比喻，韓非子反駁說，就如同等待善於游泳的越國人來救中原地區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於游泳，但落水的人並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來駕馭當今的車馬，也好比等越人來救落水者的說法一樣，顯然也是行不通的。良馬堅車，加上五十里設一個驛站，讓中等車伕來駕馭，要想跑得快走得遠是可以辦到的，一千里路程一天就能到達，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況且駕車，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讓奴僕們把事辦糟。治理國家，要是不用堯、舜，就一定要讓桀、紂把國家搞亂。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這些都是堆砌言辭，違背常理，趨於極端化的理論，怎能用來責難那種合乎道理的言論呢?
(原文：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
君不見，安德烈放浪形骸，巴頓談吐粗俗，繆拉不拘小節，蘇爾特貪財好利，步騭“種瓜自給”，闞澤“家世務農”，陳表“將家支庶”，張樑“未有知名”，劉基仇人之子，甘寧帝國之將，淩統使氣殺人，胡綜嗜酒如命，而拿破崙、孫仲謀能用之，此其所以致功也!正所謂“大禮不辭小讓，大行不顧細謹”。時值亂世，用人更應該不拘一格，以便外除勁敵，內匡時弊。
東林黨處世治國的理念如此苛求全備和片面極端，那麼絕大多數具備偏才的士人就只能有兩種選擇了：其一，對其望而卻步，敬而遠之;其二，用厚黑打磨自己，裝成聖人，以求拔擢。
其後涌現而出的“復社”，倒是挺有幾個有骨氣的文人，例如夏允彝、夏完淳、陳子龍等200餘名骨幹。但大部分，還是些趨炎附勢之徒。史載虎丘大會以後，“復社聲氣遍天下”，“俱以兩張爲宗”。有人公開宣稱：春秋兩試，“孰元孰魁，孰先孰後”，均由張溥一人定奪。又說：“中式者皆復社之人。”於是人人爭入復社，以爲角逐勢利之所。由此看來，則張溥之志，無非“乘時以自王而已”。
無論閹黨也好，東林黨、復社也罷，不過是真小人與僞君子之別而已。他們上臺前後，無不反覆幹着五件事：1.強調本黨派的利益高於一切。2.一味的重申自己黨派的所謂先進性。3.壟斷仕途，黨同伐異，結黨營私。4.貪墨腐敗，瀆亂人倫，大搞形象工程。5.提倡玄虛無用的“兩末之議”。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此語用之當今，足以鑑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而今有些文人墨客、達官貴人甘心依附於七大利益集團之手，{強力政府部門及其官員，地方政府及其相關官員，國有壟斷企業特別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國企及其高管，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即俗稱的“洋買辦”)，房地產開發商，大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包括民營房產商、煤老闆等實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所言所行，無非爲了討主子的歡心，以便“下亂羣情，上搖國是，邀握朝柄”，哪裏是真心爲了老百姓呢?!跟閹黨、東林、復社不也是一丘之貉吧?（來源: 共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