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之亡，除了慣常說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原因之外，還有很大一個原因是亡於一個字，便是那個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頒佈理學之《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開始“家孔孟而戶程朱”，“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學亡”。到明中葉和明季，一羣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斷地推波助瀾，幾乎完全屏棄了中國自秦漢以來“內聖外王”的治國平天下之道，體用不分，純以道德文章爲唯一衡量標準，只重節操不重才幹，造就了一大批只會與“異己”分子劃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評與自我批評，餘則一竅不通的道德憲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狀況江河日下。
崇禎帝縊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這個“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黨爭中，東林黨人就一直孜孜於這個“正”字，並以爲這是天下之本。
話是沒錯。
可惜的是，這“正”也得看怎麼個“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東林一脈，就未必個個身上乾淨有骨氣；而閹黨中人、貪官污吏，卻又未必一定無氣節。這個“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實在很是耐人尋味。
好比東林魁首錢謙益、黃宗羲，還有歷來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馬士英、阮大鋮，乃至著名的南明死節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蹟，就都有着極強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牽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謂“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劉宗周、黃道周等，他們雖然也很“正”，但他們那種“正”法和表現，卻頗令人齒冷，甚至於叫人心寒不已。有關劉宗周和黃道周，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節專門論述，茲摘錄於下：
劉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爲念臺先生，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在明末天啓、崇禎年間被視爲學問淵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銅山的黃道周(號石齋)備受東林—復社人士的景仰。由於他的弟子黃宗羲等人對他推崇備至，流風所及，人們往往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只要劉、黃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國就有中興之望。其實，劉宗周和黃道周都不是棟樑之材。他們“守正”而不能達變；敢於犯顏直諫而闊於事理；律己雖嚴而於世無補。就迂腐和褊狹而言，宗周更甚於道周。他畢生追求的是一種自我完美。由於這種“完美”是以自我爲中心的，往往顯得矯情做作。劉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爲了表現自己進退有“廉恥”，他連“君有命，不俟駕”的儒家信條也丟在腦後，從被任命爲四品官太僕寺少卿起“必三四辭而後受事”。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使者穿梭於道，因循經年他才雍容有度地進京任職。這正如俗語所說“急驚風遇着慢郎中”，想依靠這種人挽救危局無異是緣木求魚。弘光政權建立以後，他的行爲也極其詭異。被起用爲左都御史時他既不用舊官銜，也不用新官銜，而自稱“草莽孤臣”。上疏說，淮撫路振飛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斬也”；高傑、劉澤清率軍南逃“可斬也”。在明末江淮諸臣中，路振飛敢於同南下的大順軍抗衡，對明朝而言可謂忠心耿耿。劉宗周卻以總憲的名義上疏建議處斬；高傑、劉澤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擁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沒有可殺之勢。夏完淳說：“宗周謂澤清等可斬也。澤清固可斬也；處南都之勢，發此危言，不足以壯國威，且速其禍。於是，四鎮合疏糾宗周去；(姜)曰廣繼之……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置之蔑聞。”據歸莊說：劉宗周“後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飛)之誤”。劉宗周的慷慨陳詞，主觀上是顯示自己的凜凜正氣，客觀上卻加劇了弘光朝廷內部的矛盾。當劉澤清等勳臣以他自稱“草莽孤臣”和建議弘光帝進駐中都鳳陽是犯上作亂的大陰謀(鳳陽沒有城牆，有高牆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極力辯駁，聲稱自己“不受殺”。特別奇怪的是，黃道周被召爲禮部侍郎，他寫信加以阻止，說什麼“際此亂朝，義不當出”。黃不聽從他的意見，他又結怨於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時候，道周奉使紹興祭禹陵，這裏正是宗周的家鄉，多次請見，等了一個多月，他不僅避而不見，還在扇面上寫詩一首叫黃道周滾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時，他派人到處找黃道周，道周已經隨唐王朱聿鍵赴閩。他才後悔“未免當日拒絕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紳衿開始起兵反清時，他卻決定絕食自盡。門生勸他道：“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餘老矣，力不能勝。”宗周當時已六十八歲，起義抗清確有一定困難，可是，他的門人王毓蓍投水自盡的消息傳來，他說：“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可見他的所謂“正命”不在年老。絕食幾天後，他談自己的感受道：“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慾也。”滄海橫流，黎民塗炭，社稷危如懸發，劉宗周卻輕描淡寫地說成“原無一事”。第二天，傳來了金華舉義兵抗清的消息，門生勸他忍死以待。他說：“語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倡，此國事所以不竟也。”最後終於餓死。劉宗周作爲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達到了，他一生好名，與其說他是以身殉國，不如說是以身殉名。從征服者的清朝來說，自然最欣賞這種表率人物。
關於被顧先生稱爲行爲詭異的劉宗周在起復後對弘光自稱“草莽孤臣”及對道周所說之奇談怪論等，餘以爲無非都是不認同弘光爲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禎殉國時其爲布衣的身份，並以弘光朝爲“亂朝”，此種行爲，實在令人無法評說。
說回正題。
我們還是先就與馬士英、阮大鋮這兩位大“奸臣”有關係的一些事例鋪展開來，看看明季東林黨人的這個“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麼作用。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明史》將其與溫體仁、周延儒、阮大鋮等一起列入奸臣傳。天啓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初遷任山西陽和道副使，後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到此時，馬士英的仕途都是頗順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撫後僅一月，就開始動用公款賄賂朝貴，結果爲鎮守太監王坤揭發，被罰遣戍，隨之流寓南京。
而馬士英之後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勢與一方坐大，與當時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鋮，有極大關係。馬士英與阮大鋮兩人正是在這個時候熟識起來的，但也從此時開始，他們被東林黨人及大多史家指爲閹黨和大奸大惡的人物。
可實際上，阮大鋮的名掛逆案與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認真追究起來，這兩人與被指的這些罪名，都頗有些不搭邊。
先說馬士英這個“奸臣”的冠名。
馬士英被流放南京後，爲阮大鋮推薦，由周延儒所起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而周延儒原本就是東林一脈，做首輔時所拔之士頗多東林，後來因錢謙益一案爲東林所指，雙方關係遂告破裂，但其於崇禎十四年二月重入內閣，卻是在東林一脈的復社領袖張溥遊說下復歸東林體系，然後由東林黨——復社一脈聯合了最被他們所鄙視的魏忠賢“逆案”中人阮大鋮、馮銓等人，採取賄賂內監、後宮等不正當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認真說起來，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馬士英也可以說屬東林體系的。而馬士英本人的政治態度，當時來說本就傾向東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當部分東林黨人和後世史家在論及南明局勢時，卻大都指責因馬士英當政掌握大權，又起用“閹黨”阮大鋮任用“逆案”中人禍國殃民，排斥東林黨，並將史可法排擠在外，曰“秦檜留之在朝，李綱驅之在外”朱一是：《爲可堂集·周雷賜死始末》。，以至南都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錢謙益等東林黨人掌權，大明社稷就不至於淪亡，甚至可以起復東南之意。
那麼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這等說法還大大地有移禍東江的嫌疑。
因爲這麼一來，就等於將弘光朝傾覆之責輕輕一推，全都壓到了馬士英與阮大鋮的身上，卻把東林黨人洗了個清白乾淨。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東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損，甚至無中生有，尤其於對立方及中間人士，乃至一些黨內異己者的記敘，殊難取信於人。
首先要說清楚的一點是，馬士英得勢當政、史可法失勢出京督師，並非全出自馬士英之陰謀和手腕，甚至可以說馬士英當時是半主動、半被動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觀上，形成這一局面的推動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錢謙益爲首的一大批東林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