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明史的人，對張居正不重用海瑞，常有一說法，認爲是張居正心胸狹窄，嫉妒海瑞，故拼命地打壓海瑞。筆者以爲這種觀點，過於偏頗，是隻看到一面而不顧其他。
在明代，張居正與海瑞幾乎是同時代的人，他們都是在嘉靖皇帝當政時步入政壇，而且兩人有過交往。他們又同爲明朝名臣，爲何不能相互提攜、相互支持、並在一道工作呢?其實，箇中原因很複雜，並非僅是張居正心胸不夠博大的緣故。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張居正與海瑞儘管都名聲顯赫，但畢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一類人。張居正是權臣能臣，而海瑞是好官清官，不僅層次不同，也內涵不同。故他們二人只能說有相似的地方，卻不是相同的官吏。因此，張居正不重用海瑞是有其內在“道理”的。
筆者認爲，張居正之所以不肯重用海瑞，主要源於如下考量：
其一，張居正與海瑞的性格特點不同。
《明史》是這樣評論張居正的：“居正爲人，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 體貌挺拔，長鬚飄飄，敢作敢爲，思想深邃，城府極深，既帥氣又傲氣，使人可望而不可及，這就是歷史中的張居正，一個讓人看不透也說不盡的張居正。
曾經有人這樣評價張居正：無情而重義，拒賄而好諂，偉大與渺小，堅強與卑微集於一身，多側面性格，複雜的個性，恰如湖北人傳說中的九頭鳥，似鴨非鴨，遍身赤紅，“九頭皆鳴”，這九頭既是神通廣大的顯示，也是多種聲部的呈現。這多聲部而又和諧的組成，體現了張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複雜性。這段評價，指出張居正屬於多面而複雜的性格之人，故我基本贊同，但若說他拒賄，恐怕有些不實，下面我們會進一步談及，在此就不詳述。
而海瑞的性格特點，《明史》有這樣一段話：“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嘆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 文中點出了海瑞的性格“峭直”，那就是說海瑞剛正不阿，堅持原則，從不委曲求全，從不讒言媚上。正是因爲如此，張居正才儘管面對輿論高調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
其二，張居正與海瑞的處世原則不同。
張居正性格多面且複雜，就決定了他爲人處世的原則把握上很圓滑。張居正作爲明代見識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壇上爐火純青的權術，就是其圓滑性格的最好演繹。
奸臣嚴嵩當政時，“嵩亦器居正”。徐階代替嚴嵩爲首輔後，同樣“傾心委居正”，這左右逢源的水平非一般人能達到。高拱秉權後，“兩人益相密”。可當高拱成爲橫亙在他面前的石頭，不扳倒高，他就不可能成爲首輔時，張居正就又私下裏結交司禮秉筆太監馮保。“神宗即位(萬曆帝)，保以兩宮詔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爲首輔。” 至此，張居正的爲人處世不是顯露無疑了嗎?
海瑞卻大不相同。他得意時如此，失意時也如此;他人前如此，人後也如此。就連他退休後，依然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爲民請命，是個響噹噹、硬挺挺的正人君子。譬如，對仗勢抖威風的奸官，海瑞援引故例，抗顏不屈。他說:“臺渴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大有周亞夫營前長揖不跪以迎天子的氣概，大煞了御史的威風。再如，對仗父勢橫行的衙內，則懲子戒父，令他們啞子吃黃蓮。胡宗憲的兒子依仗父勢凌辱釋吏，海瑞給以嚴懲後，還罰沒數千金，並搶先馳告宗憲，假說懲辦了詭稱胡公子的花花太歲。胡宗憲只能吹須瞪眼，出聲不得。這類事舉不勝舉。
這其中的不同，筆者認爲，最最關鍵的是，他們二人的出發點不同，前者是一切爲私心，凡事先替自己打算;後者則是克己奉公，死而後己。僅就這個不同，他們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其三，張居正與海瑞的爲官理念不同。
張居正雖然確實做了許多挽救明朝衰敗的大事，但他也因此收穫了許多榮譽、許多名利。他爲官不得不說主要是媚上媚權，凡是可能損害和影響自己權力地位的事他堅決不做不爲。故而，在對待海瑞是否可以重用的問題上，他並不害怕海瑞在政治上權勢上超過自己，而是怕海瑞這個連皇帝都不怕的死倔之人，一旦進了權力中樞，不僅會以道德的標準來對待政治，更可能對張居正的政策橫挑鼻子豎挑眼，鬧得朝野都知道，對自己極爲不利，何況萬一海瑞得到同情或支持，那就大大不妙了。
海瑞爲官很少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去考慮考量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利弊，而是儘可能爲廣大民衆切身利益着想，所以他在帝王昏庸、官吏貪腐的年代裏，變得沒有政界市場，沒有仕途朋友，個人的品德只有符號意義，在權力場中是蒼白無力、不堪一擊的。換個角度看，海瑞卻深受民衆的愛戴，深受百姓的擁護。
這般完全不一致的爲官實踐，預示着張居正與海瑞根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車”，不僅無法交匯，更不可能並肩。
其四，張居正與海瑞的追求境界不同。
前面，我們說了張居正的政治品德實在不怎樣，他是怎樣對自己有利他就怎樣幹，毫不在乎什麼名節。其實，他在個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很不怎樣。張居正好色縱慾，因爲常服春藥，大冬天都滿腦袋冒熱氣，不能戴帽子。父親死了後，爲了權柄不落入他手，和馮保共同策劃，促使皇帝下達了“奪情”的旨意，在父喪期間依然緊握手中大權(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喪後，必須丁憂三年)。至於說到他爲官時是否清廉，可以講：屬下的官員賄賂他的財物不計其數。否則，後來他被抄家時哪裏會發現“鉅額來源不明財產”?
海瑞爲官一生，十分清廉。他遷淳安知縣，穿布袍、吃粗糧糙米，讓老僕人種菜自給。就連總督胡宗憲曾告訴別人說：“昨天聽說海縣令爲老母祝壽，纔買了二斤肉啊。”再看看海瑞的固定資產情況，他還是在退休後，纔在海南買了一套並不很大的房產，供家人居住生活。有資料稱，海瑞沒有兒子。去世時，金都御史王用汲去照顧海瑞，只見用葛布製成的幃帳和破爛的竹器，有些是貧寒的文人也不願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來，湊錢爲海瑞辦理喪事。在封建社會裏，竟有如此好官清官，實在難得。
有道是，道不同不相爲謀。張居正之所以不肯重用海瑞的理由，不是已經躍然紙上了嗎?多餘的話就不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