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什麼是“士紳當差”?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關於乾隆時期爲何會取消士紳當差的原因，主要是由當時的具體形勢等客觀因素以及乾隆本人的性格特點等主觀因素綜合影響之下而形成的。在闡述此原因之前，我們不妨先來看看何爲“士紳當差”?此政策又是從何時興起?
按丁徵稅的弊端淺析
士紳當差，全稱爲“官(士)紳一體當差納糧”或“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是雍正朝三大革新中的一項重要舉措，旨在通過收回官紳階層的一部分特權從而擴大國家財政收入，而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改良，不得不先談及隋唐以來稅收制度的發展及演變。
衆所周知，隋唐時期採用的稅收制度是以均田制爲基準，採用按丁(男丁)收稅的方式，雖然在起初確實給財政收入帶來了很大的改觀，但由於其不論貧富的方式，導致土地兼併現象日益嚴重，直接使壯丁們紛紛因得不到土地而被迫採取外逃的方式來躲避賦稅帶來的重壓，由此也令朝廷的收入呈斷崖式下降。
隨着弊端的越發顯現，不乏聰慧之人絞盡腦汁紛紛獻策。明代名臣張居正曾經創新性地提出了“一條鞭法”，利用將賦稅和徭役整合折現的辦法，消除胥吏在賦役制度上的一家獨大地位，確實在試行期間使財政頹勢得到了明顯的改觀，但可惜的是，此制度並未同均田制一般形成穩固的制度，並且隨着1582年(明萬曆十年)六月二十張居正的去世，一條鞭法在明代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按丁收稅的方式依舊佔據主導地位，且弊端更甚於前。
由雜亂無序到逐成定製
清朝初期，在賦稅制度上初仿明制，但由於每個地區的具體情況不同，又有着不一樣的具體政策。有的是嚴格按照一條鞭法來實施，有的則按照按丁收稅的老法子，故在這段時期的稅收制度是雜亂無序不能形成統一制度，這也直接導致了清初的財政收入未能形成一個良心循環。
作爲入主中原後的第二位君主，康熙帝秉承“以仁治天下”的宗旨，於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頒佈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即以1711年(康熙五十年)的人口總數作爲基數，無論以後數量是否變化，都會以這個基數來徵收賦稅。
但這裏面卻存在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此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丁的負擔，但由於一方面增加的人口無需再繳納賦稅，另一方面已去世的人口又無法徵收。鑑於此困境，康熙又提出以人頭稅攤分到田畝當中，即“地丁合一”，如此一來，沒有土地的佃農即無需承擔原先按丁賦稅而帶來的高壓。此舉於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於廣東開始試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到1723年(雍正元年)雍正繼位後，正式確定爲一項制度，逐步推廣到全國各省當中。
“士紳一體當差納糧”之前因後果
但歷朝歷代，總會有一類特殊人羣得到了朝廷的特別照顧，他們就是士紳階層。所謂的士紳，即有功名者或官員致仕(退休)者，這些人在鄉里是連接官府與百姓的一個重要橋樑，正因此，爲了更好地加以利用和穩固其心，朝廷對這類人會給予一定的扶持，而賦稅便是最好的體現，而且根據等級不同，士紳們的優免差役的福利不光自己可以享有，甚至會惠及家人，以一品大員爲例，除卻他自身之外，還可另外免除其家人多達24名。
雖然一方面對於士紳們聯結官府與百姓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因此特權也使有些士紳們變得更加變本加厲。士紳們不僅利用優免特權，將大量土地劃歸到名下據爲己有，而且按照“地丁合一”的制度，處於優免範圍的士紳們卻佔據了大量土地，進一步導致朝廷稅收大幅度減少，看似穩定士紳的表面，實際卻得不償失。
1723年(雍正元年)，因黃河急情，河南鞏縣知縣張可標要求士紳與百姓一同當差服役，但卻遭到以楊倬生爲首的士紳們的強烈抗議;次年，封丘縣令唐綏祖亦要求士紳一體，竟然還直接引起了生員撕考卷罷考擾亂考場秩序之事，經河南巡撫田文鏡陳情上奏，雍正帝很乾脆地批覆了同意“士紳一體當差”的政策。
並且在此期間，雍正還專門規定了士紳作爲紐帶橋樑而該有的權限：禁止包攬糧差以及欠抗錢糧，禁止包攬訴訟武斷鄉曲，禁止詭寄田地，違者必嚴懲不貸。在雍正的果決幹練之下，這一項政策被廣泛全面地推行全國，對於百姓的差役負擔有着明顯的改善效果。
乾隆時期取消士紳當差的必要性
經過雍正帝的朝乾夕惕，清朝的國庫越發充盈，一改康熙去世之前所遺留下的入不敷出窘境，對於康乾盛世的締造確實有不可磨滅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在1735年(雍正十三年)乾隆繼位之後，開始逐漸廢止“一體當差”制度，這不僅僅在於國庫充盈的現實狀況，還在於乾隆初政時所面臨的朝中局勢。
1735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操勞了13年的雍正帝駕崩，享壽58歲。根據他早於1723年便訂立的密建皇儲名單，四子弘曆得以承繼大統，但卻有四位輔政大臣贊襄政務，他們分別是：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鄂爾泰、張廷玉，四人無一例外都是雍正所器重之人。時年方25歲的乾隆在朝中尚無根基可言，故繼位之初只能任命四位爲“總理王事務大臣”，且事無鉅細均會向四位先帝重臣請教。
而前文咱們也說到，對“一體當差”頗有貢獻的田文鏡已於1733年(雍正十一年)去世，而現今的四位重臣雖然當年也秉承父親之意順應制度的發展無異議，但這並不代表長期下去會不會有所改變，畢竟四人中有兩人便是官紳當中的佼佼者，況且還是面對他這位尚無甚根基的少年天子。
所以，根據以上兩方面的現實狀況，乾隆需要逐漸將士紳一體廢除，是必須也是必然。
當然，除了客觀因素之外，也有乾隆本身的主觀性格所影響。乾隆一生對祖父康熙尤爲推崇，不僅是對他的千秋萬業，也是對祖父“仁治”所產生的格外好感。故在這樣的環境下，以仁治天下的他，又怎會似父親雍正那般，做出如此嚴苛之舉呢。
史海君說：
均田制的土地兼併嚴重，唐中晚期兩稅法的換湯不換藥，明中後期一條鞭法的戛然而止，清初的地丁合一，古代賦稅制度的變遷，彷彿永遠都會存在有士紳這樣的特殊人羣，在享有優免福利的同時明目寄佔田地，致使朝廷賦稅無法保證良性循環的同時又令百姓苦不堪言。
好在雍正繼位之後，以鐵腕的決策方式有效遏制了不法士紳的惡劣行徑，大大均衡了士紳與百姓之間因土地賦稅的激烈矛盾，經過他的整改，已成頹勢的財政又煥然新生，到乾隆繼位之初，國庫充盈百姓富足。
因現實狀況與乾隆本人的主觀心理，成效顯著的士紳一體最終被廢止，是必須亦爲必然。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即使雍正的一體政策一直實施下去，也並未能實現百分百的惠利於民，畢竟在他政策當中所言及到的士紳，只是因有違規行爲的不法士紳，在當時的環境之下，並沒有普及到全部士紳層面。論及此，不禁也爲釋然，畢竟在當時那個大環境下，還是以森嚴等級與階級性差異爲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