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漢朝財政改革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稅收，國之命脈也。從古至今，任何一個國家的財政稅收必定會和一個國家的命運休慼相關。
秦漢時期作爲我國曆史上的一個極爲重要的承上啓下的轉折時期，其所推行的許多改革和措施，不僅對當時也對後世，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對於漢朝來說，漢朝歷史上的漢武帝所進行的財政改革便是這些改革中極爲重要的一個部分。這一改革不僅對後來漢朝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地影響，甚至對中國歷史的走向也具有極爲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內在諸如豪強問題等諸多矛盾與外在戰爭威脅的聯動推力促進西漢武帝的國家財政改革的施行
首先，從漢王朝內部來看，整個王朝內部存在着諸多問題。首先就是關於如何抑制豪強勢力的問題。這裏的“豪強”包括諸侯王、外戚、貴族等。這些豪強憑藉自身的政治權力，享有免稅、免役等一系列的特權，甚至利用這些特權參與商業活動和土地兼併，因而形成了商人、地主與官僚的“三位一體”。而這也破壞了整個社會的平衡，並且威脅到了社會秩序的穩定。
西漢疆域圖
加之西漢初年，民生凋敝，而政府的管理能力較弱，因而允許民間開發銅鐵鹽等自然資源，這也就在客觀上促進了工商業發展，導致了商人的勢力急劇擴張。雖然在法律層面上規定工商業者不能爲官爲吏，但這些富裕的商人可以通過自身財富購買土地的方式成爲地主，進而進入官僚階層獲得權力。這樣的作法加劇了“三位一體”的趨勢，使得二者相互配合，導致了豪強勢力的愈發強大，不斷侵蝕着中央的權力。
其次，在對外策略上，西漢初年，由於王朝更替而帶來的戰爭的緣故，造成了西漢初期的國力衰弱，因此在對待北方遊牧民族的問題上，新生的漢王朝採取了忍讓的政治策略，所以在軍事支出的較少。而至漢武帝時期，由於漢武帝的雄心壯志，因而軍事支出不斷加強，其比重也大幅度提高，這也導致了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前面的國家積蓄消耗殆盡。
此時，整個漢王朝極需新的財源來彌補由於軍事上的支出所帶來的虧空，以達到財政上的平衡。
二、以幣制的合理改革和像鹽鐵歸爲國有的多種開源節流的方式爲主要內容的財政改革
(一)、幣制的改革。幣制混亂且失控是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髮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史爲鑑，故而在漢武帝時期，爲了保證中央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統治地位的需要，所以漢武帝十分注重國家幣制問題
漢朝的幣制改革經歷了幾個階段，包括三銖錢、四銖錢還有皮幣等等。公元前113年，推出了通行後世幾百年的“上林三官錢”，也就是五銖錢。而這次改革最核心的要素便是規定鑄幣權由中央壟斷。西漢初年，由於整個國家經濟落後，中央政治統治力量比較薄弱，而地方勢力強大，所以爲了籠絡地方勢力而保證國家的穩定，中央政府在貨幣鑄造權上做出讓步，允許一部分封國、貴族甚至寵臣自行鑄造錢幣。
幣制改革
隨着西漢國力的緩慢恢復，經濟也日益繁榮。由於各個地方勢力有鑄造錢幣的權力，所以各地方官府、王侯等大量鑄造貨幣，更爲嚴重則是通過操控官私貨幣之間的比率的方式來謀取利益。而這些做法擾亂市場、破壞了經濟秩序，威脅着政治和社會穩定。
進行的財政改革首先便推行貨幣改革，而這一貨幣改革方案的目的則是爲了斂財，即規定王侯宗室在朝覲時，必須使用白鹿皮幣和白金幣，前者白鹿皮幣是皇家上林苑用白鹿皮做的墊子，每張皮價值40萬錢;而後者白金幣則是用銀、錫合鑄而成，作價更高。
無論是白鹿皮幣還是白金幣，都是中央政府專門向富商發行使用。此外，在民間則推行三銖錢、五銖錢改革。這些幣制改革的推行，使得諸侯所鑄的錢不能正常流通，因而達到了由中央壟斷了貨幣發行權、削弱地方勢力的目的。
(二)、“算緡”“告緡”以開源。“算緡”是指對商人和手工業者徵的財產稅;“告緡”則是指通過鼓勵告密檢舉的方式來打擊逃漏“算緡”的行爲。而其具體操作是：讓商人自報資產等，並對這些財產徵稅，禁止商人佔有土地
如果商人隱瞞自身財產的實際情況，若一旦被人告發，則沒收商人的全部財產，並罰戍邊一年;而對主動告發者，則用被罰之人的財產的一半爲獎勵。因而在短期內，這一政策取得了極爲重大的效果：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
“算緡”徵收場景
“算緡”與“告緡”這兩種方式相互配合，極大地打擊了地方豪強的勢力，也爲中央獲得了大量了財富。
(三)、其他開源節流的措施。首先便是鹽鐵專賣權力收歸中央。在漢武帝前，鹽鐵等行業是允許私人經營的，而政府只是採用收稅的方式從中獲取少量利潤，這也正是是西漢初年的“無爲而治”的政治主張的一部分
在漢武帝時期，“內興工作，外事四夷”的實際情況給國家造成了極大的財政上的負擔，這也就成爲了漢武帝實施鹽鐵改革的重要原因。這一改革的基本內容是在中央和地方分別設置隸屬中央的鹽官、鐵官等職位，並建立以中央爲核心的關於鹽鐵業的國有式的網絡和決定取締私營的鹽鐵業。
隨着中央政府進一步宣佈對鹽鐵實行專賣，而這實際也就是實行對鹽鐵的全面壟斷以謀取壟斷利潤的方式，來獲取財政收入。
其次則是賣官鬻爵的做法。賣官是豪強不僅獲得政治權力的主要手段，也是通過權力來獲取並保障經濟利益的主要方式;而鬻爵不僅可免刑，還可以免役，並且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被任命爲官吏，這些都是商人們獲得政治權力的主要方式。
賣官鬻爵
最後採取均輸法。這一套方法實際上是一套官營國有的商業體系。其具體做法是:中央在各個地方設置均輸官，當諸侯進行進貢時，部分質優、價貴和體積小的則由均輸官直接運達京師;而其他物資則是一律交給各地方均輸官運到其他缺貨地方進行出售而不再運往京城。
這一做法表面上是避免所供應物品價值低於運送地運輸費而造成的浪費，實際上是中央政府以此爲藉口而開展官營商業活動，以謀取商業利潤增加財政收入。而政府不僅獲取了全國各地的特產，也達到了平抑物價的目的。
三、穩定而又強大的中央集權、中央政府與知人善用的有效方式促使財政改革的成功
首先，統一而強大的中央政府所提供的政治保障。西漢初年採取的“無爲而治”的施政方針，雖讓整個國家得到了休養生息的機會，但也爲後來的許多問題埋下了禍根。所以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央政府的權力不斷受損，而地方勢力的權力則愈發地強大。
而到漢武帝時期，由於國力空前強大，加之經過漢武帝的多年經營，尤其是“推恩令”的頒佈，從而使地方勢力不斷被削弱，直到再也無法和中央抗衡，故而漢武帝所推行的財政改革纔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順利施行。
漢朝推恩令
其次在財政改革過程中的知人善用，從而讓改革得已真正的落實。比如在對待商人的態度上，漢武帝不再堅持漢初以來的“困辱之“的抑制政策，而是大膽選用鉅商大賈或其後人並給予重任。身爲商賈之子的桑弘羊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因其出衆的經濟才能而深得漢武帝信任，不僅制定並實施了武帝時期的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還執掌中央財政大權長達三十餘年，從而爲漢武帝建立不世之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由此可見知人善用的重要性。
四、西漢財政改革的成功對於漢朝後期乃至後世中國的有利與不利影響
首先，通過一系列財政改革，在主觀上達到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打擊地方豪強勢力和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的效果;也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農業發展的效果。同時還通過解放大量奴僕使國家補充了勞動力，從而推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官營手工業的崛起。
其次，通過幣制改革而施行的貨幣五銖錢，維持了整個王朝的經濟系統的穩定，不僅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和平抑了物價，還爲國家的軍事行動的提供了充足的經濟保障，確保了漢武帝后期時的對中央集權的繼續強化和對外擴張的穩定性的繼續。
漢武帝
從其弊端你來看，在漢武帝的財政改革後，工商業者紛紛採取“以末致富，以本寧之”的方法，轉而將自身的財富投入到土地的購買中。這也就使得這些工商業者必然地巴結官僚，從而出現商人和政權結合的情況的出現，加劇了土地兼併，促使了封建政權的腐敗，阻礙了社會的正常發展。
其次，通過利用國家政權對私營工商業進行強行剝奪的方式來解決財政危機的做法更是飲鳩止渴。這種方法的長期使用延緩了封建經濟的進一步成熟，並極大地限制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
最後買官賣官的風氣嚴重地敗壞了封建官僚制度。比如在漢靈帝時期，出現了對官職的明碼標價，而這也勢必會導致這些買官之人在到任後會拼命地壓榨農民來彌補自身地損失，從而使得社會地矛盾會不斷地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