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商鞅變法爲什麼這麼厲害?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從周孝王六年(前905)秦非子因養馬有功而被封到秦邑一帶，成爲天子的附庸國，到周平王元年(前770)秦襄王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正式冊封爲諸侯王。
一百多年間，秦國幾乎嚐盡了國弱被人欺的滋味。因爲封地偏西，遠離中原核心地帶，秦國就一直被視作落後於東方六國的蠻夷。
直到秦穆公時期，秦國滅掉了西方的十多個少數民族國家，將疆域擴大了千餘里，秦國在春秋時期的腰桿才挺得更直了些。
可是若空有大地，沒有守護國土的實力，這樣的繁盛也只能是曇花一現。尤其是在經歷了戰國初年魏國對自己的一系列侵犯之後，秦國更是堅定了發展國力的信念。
秦孝公時期，這位"發憤於西陲"的君主，面向天下廣招人才，意圖通過這些人才去革除秦國的一些弊病，幫助秦國走向強大。也正是在秦孝公這樣的納賢政策之下，在魏國仕途受阻的商鞅便動身去了秦國。
商鞅本是衛國人，且出身高貴。年輕時，商鞅就對法家的思想非常感興趣，受到變法先驅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後來他到魏國爲官，本也受人賞識。但因爲魏惠王未重用商鞅，他又擔心自身安危，便離魏去秦。
雖然後來秦國變法幹得轟轟烈烈，但一開始的推行也很不順利。
《商君書·更法》記載，秦孝公一開始對變法，也擔心"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而當時被秦孝公寄予厚望的商鞅、甘龍、杜摯三人，在變法事宜上觀點也不盡相同。
商鞅認爲"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而甘龍認爲"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
不僅如此，杜摯還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不應變法的理由。他認爲"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還說："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不過這場爭論的結局呢，我們都知道，商鞅勝出，秦國隨後開始改革。
商鞅變法的起點，是三人論辯之後，秦孝公隨即頒佈的《墾草令》。
這其實是商鞅向秦孝公提交的變法"預案"，核心就是"重農抑商"。而在這部法案頒行的三年後，商鞅被秦孝公正式任命爲左庶長，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變法。
在《商君書》中，商鞅列舉了秦存在的弊病。故而之後的改革措施，基本都是針對這些問題的。圍繞農業這一立國之本，商鞅的改革舉措基本如他在《商君書·去強》中所說的"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一樣。
在農業和民生領域，除了《墾草令》，還有廢除井田制，推行分家政策，統一度量衡。井田制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土地制度，出現於商朝。在這種制度下，土地屬於天子，庶民受其恩惠，得到土地的耕種權。然而這種制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實際的執行效果非常一般，到了春秋時期儼然成了披着國有外衣的貴族土地私有制。所以爲了增強國家對土地的控制，保證稅收，商鞅便果斷地對井田制動了手。
分家制，與當時的軍事政策是相輔相成的。當時商鞅重新編訂了全國的戶口，以五家爲伍，十家爲什，開始按人頭徵收軍賦。而既然以家庭爲單位，那全國戶數越多就能徵得更多的軍賦。所以要求成年男子從本家獨立的分家政策便應運而生。
而統一度量衡，則是便於國家政令能夠在各地更好地被執行。隨着秦國疆域的擴展，全國各地文化、度量衡等不統一造成的問題更加突出。所以爲了提高地方對中央政令的執行效率，商鞅展開了對度量衡的統一。而客觀來說，這還有利於各地的平行和民間交往。
而在軍政方面，則有遷都咸陽;用軍功爵制代替世襲制;推行郡縣制等。
遷都一事，很顯著的好處便是打擊原本的貴族勢力，助推軍功爵制的施行。而以軍功受爵，又益於激發秦軍士氣。而廢除世襲又與郡縣制聯繫密切。
這二者的實施，都有助於中央加強對地方的掌控。控制強了，賦稅便能落實，國家財政和兵力纔有了保障。
可以說，正是商鞅推出了一系列環環相扣，相互聯繫的政策，使得變法呈現出"1+1>2"的局面。而這樣全方位的實力的提升，最終使得秦國國力得到質的飛躍。這爲之後秦國"掃六合"立下了基礎。
國家大事，並無"一步登天"之捷徑。秦能取得最終的勝利，也依賴於其"六世之餘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