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與強漢盛唐相比，富而不強的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不知道沒關係，小編告訴你。
強漢盛唐，這兩個朝代是古代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巔峯，時至今日，仍讓無數華夏兒女爲之驕傲。但其後的宋朝則頗具爭議，一方面，它的技術、文化等成就讓任何朝代難以望其項背;但在國防及軍事上，則處於持續數百年的被動挨打之中，完全顛覆了“富→強”的思維概念。
因此，如今有這麼一種觀點：宋朝之所以不如漢、唐，不是輸在經濟方面，甚至也不是軍事方面，而是輸在精神上。
這個觀點有一定的道理。時代不同，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兩宋時期的經濟當然是領先漢唐。但由於敵我形勢，以及軍事制度上的矯枉過正，宋朝對外體現出的氣勢完全沒了漢唐之風，給人一種精神缺失的印象。
單論經濟，兩宋超過了漢唐，但綜合國力並不佔優
社會的發展，最基本的推動力是生產力的進步。由於時代的原因，兩宋時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遠遠超過了漢唐。以最直觀的人口對比爲例，兩漢頂峯時期的人口約6000多萬，其中在漢武帝即位之初約4000多萬。唐朝時的人口頂峯是在唐玄宗時期，約900萬戶，具體人口，有說6000萬的，也有說8000萬的;而在對外強勢的貞觀年間，由於隋末戰亂的影響，人口僅400多萬戶。
而兩宋在這方面就強勢的多了，雖然土地面積落後於漢唐，但北宋人口頂峯曾高達1.2億，偏安一隅的南宋也有8000多萬。究其原因，是兩宋的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占城稻的推廣，極大緩解了千百年來的糧食問題。同時，活字印刷術、紙幣的出現，也標誌着宋朝時期的科技、文化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峯。
但國力的指標不能僅是經濟和科技。漢唐兩朝，是中國封建歷史上綜合國力的兩個頂峯時期;“漢人”、“唐人街”，這兩個朝代成爲了中國人的標誌與象徵。這反映出，軍事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關鍵因素，與“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李世民“天可汗”的威名相比，兩宋在軍事上一直處於被動的局面，遠遠稱不上強國。
因此，由於技術及經濟的進步，兩宋的軍事硬件自然是領先於漢唐的;但由於制度的原因，導致了宋朝的精、氣、神遠遠無法與漢唐相提並論。
相似的王朝建立初期形勢，不同的發展走向
漢、唐、宋初期，周邊的安全形勢都不容樂觀。
西漢初年，趁着中原連年戰亂，北方的匈奴強勢崛起，巔峯時期號稱“控弦四十萬”，劉邦被包圍在白登，則成了漢王朝的奇恥大辱。
唐初，周邊形勢則更危險：北方的突厥人無比強大，李淵父子起兵之初甚至不得不與其結盟;公元626年，突厥大軍一度兵臨長安城外圍。此外，西邊吐蕃王朝強勢崛起、鮮卑政權吐谷渾也一度主動挑釁。
北宋初年，最大的外敵無疑是契丹人。與漢唐時期不同，此時的契丹由於佔據了燕雲十六州，已不是個單純的遊牧民族。
因此，北宋與漢唐一樣，成立之初即伴隨着外患，而且其敵人還非同一般。但在接下來的走向方面，漢唐高度相似，宋朝卻獨一無二。
西漢初年，經過幾十年的和親與休養生息，漢武帝開始，漢王朝開始了與匈奴持續上百年的戰爭，並且在漢宣帝時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其後東漢竇憲封燕然山，更是掐滅了匈奴死灰復燃的苗頭。在打壓匈奴的過程中，中原王朝首次開拓了河西走廊與西域，爲後世奠定了疆域雛形。
唐朝李世民則更加生猛，經過貞觀初年短暫的恢復，就趁着突厥內亂，一舉突襲大漠，將突厥人連根拔起。同時往西設立安西都護府，往東北打壓契丹、靺鞨並討伐潛在的威脅高句麗，直至安史之亂，唐王朝一直致力於對外開拓，勢力一度到達中亞。
而宋朝初年則是另一幅景象。在首度北征不利後，宋王朝通過澶淵之盟與契丹達成了暫時的和平，開始休養生息。這依稀有西漢初年的影子。
但開頭相似，結局卻差得遠。宋朝不僅一直無法解決契丹威脅，在西邊拿新崛起的西夏也毫無辦法，其後在女真人、蒙古人興起後，兩宋更是接連遭受奇恥大辱。
造成成這一切的原因，是兩宋的相關政策與漢唐不同。
宋朝矯枉過正的政策：重文輕武、重內輕外
漢隨秦制，對於秦朝商鞅變法建立起來的軍功爵制度，漢朝繼承得更爲徹底，以戰功不僅可以在部隊中升遷，也可以獲得治理國家的官吏職位。大將軍一職，是軍隊最高職務，也是無上的軍人榮耀。整個兩漢時期，中央王朝一直對外保持着強大的武力;即使西漢末年王莽篡權、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主要是因爲土地兼併、政治腐敗造成，軍事上仍然對外持續碾壓。
唐朝則更加尚武，從李世民的貞觀年間直至安史之亂前，只要內政沒有大問題，歷代帝王一直孜孜不倦的對外用兵，使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間大爲拓寬。
而到了宋朝，爲了避免中晚唐藩鎮割據、五代十國暴力奪權局面重演，趙匡胤、趙光義兄弟倆採取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徹底消滅了中原王朝的尚武基因：
打壓軍人待遇和地位，整個中國封建歷史上，只有兩宋時軍人成了不被人待見的職業;
與之相反，從文則可以名利雙收。不僅如此，即使軍隊出征，也要受文人的掣肘。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兩宋軍隊戰鬥力堪憂。
重內輕外，兩宋的統治中心附近常年維持着龐大規模的中央禁軍;邊鎮軍力則維持在極低的水平，缺少知敵知彼的精銳對外軍事力量。
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政策的引導下，宋朝時期絕大部分社會精英棄武從文，這也是兩宋經濟、文化、技術笑傲整個封建社會時期的原因。
也正是如此，兩宋時的政權極其穩定，雖然爆發了數百次農民起義，但趙家王朝一直牢牢掌控者統治權。但過於重視對內掌控，代價就是失去了對外的進取精神與尚武之風。
可以說，宋朝時是中原王朝與周邊遊牧民族對抗的分水嶺
宋朝之前，中原王朝一直對外持續保持着強大壓力，將威脅扼殺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宋朝開始，中原首次失去了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掌控，並且首次被少數民族奪取了全部政權。
失去了燕雲十六州只是一部分客觀原因，但最關鍵的還是由於統治者過於強調統治權，沒有危機意識與領取精神;安於現狀，扼殺了漢民族的尚武之風。結果卻極其諷刺：內部的朝代更迭是被消滅了，對外面的新興力量卻毫無掌控權，最終自食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