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爲了輕徭薄賦、發展當地的經濟，贛南知府是怎麼做的?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江西十一州內，贛南所在之處地最險，其經濟相對於其他州較落後，雖賦稅相對他州而言較少，“虔州、南安軍不產絹綢，亦是餘州應副兩處官兵衣賜，謂之虔南綢絹。今南安軍已不起發外，虔州綢絹棉，系吉州、臨江、興國應副。”
但對於經濟不那麼發達的贛南來說依然過重，李綱便說：“今虔州租賦益難催科，倉庫匱乏”，再加上官吏的盤剝，科斂無藝，小民無告，遂萌生奸心，漸成劇盜。根據《(嘉靖)贛州府志》可得知，贛南主要稅收名目有泥片茶、白薴布、上節錢、上供錢、額解錢、夏稅錢、木錢、兌役錢、州役錢、官戶役錢、減吏錢、坊場錢、上供米、本色料麥、秋苗米、笪米、州苗笪米、縣米、折料米、折科米、拋荒椿閣米等，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如寬剩錢、白撰錢、紫蒿錢等。
一、開始時的無情剝削
自建炎四年軍興以來，爲了籌措軍費，官府加大了對民衆的剝削。如贛州原本只需負擔“上供米萬有八千二百六十九石，歲截支七千二百石，應付南安軍南安縣大傳、石龍兩寨兵糧。”而實際上只“運米萬有千六十九石一斗七升，如閏月增五十五石七鬥二升六合”，建炎初年也只發了萬石，但在紹興初年卻增加了二萬石，翻了倍餘。
時人嘆到：“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民因稅賦無度而起爲盜賊，官府再爲平定盜賊而加徵稅賦，如此惡性循環，盜賊難彌。部分有遠見的贛南知州(軍)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在任期間努力對此進行改善。或是輕徭薄賦以安民，或是發展農業與工商業，在不擾民的情況下增加稅收以滿足官府開支。紹興八年，趙彥操任贛州知州，面對贛州“虔寇紛紛”之景，他還未來得及作爲便調任他處。
紹熙三年，再任贛州知州，與提刑鄭湜共同上書，要求稍稍裁剪軍額，認爲贛州在寇盜大興之時爲平寇而增設的土軍在盜賊漸平之際仍然存在，其人數龐大“凡一十二寨，所管一千一百餘人”，不僅難於管轄，且對地方財政以及當地百姓來說是個巨大的壓力，他們“歲費衣糧料錢二萬七千餘貫，米二萬一千餘斛，當時失於由明科撥衣糧，止是州縣挪融支給。”
但是地方財政有限，並不能按時發放衣糧，這也容易引起土軍的不滿，因此建議在不動搖根本的情況下“量度緊慢，少損其數，別立新額。若現管人過於新額與存留有缺不補，苟不及新額續已招填，如此亦可以寬諸縣煎熬之憂而科罰之擾不足於百姓衣糧之給，無乏於土軍，一舉而三獲其利”。
基於贛州較平穩的社會狀態，建議裁剪軍額，節省軍費，寬減民力。除此之外，“贛州灘險，難於漕運，得旨蠲其半，計萬有八千三百五十餘石，再準截支應付如前”。
如此便可稍稍減輕科擾之廢。前文提到，贛州知州趙公偁在任期間以所收寬剩錢十餘萬爲民代輸夏稅，南安軍知軍李大正理財治賦，務窮源流。除此之外，淳熙年間，贛州知州留正奏減上供米，不報，等到他還朝爲相之時，蠲免了贛州上貢米一萬八千石;嘉熙二年彭鉉知贛州，蠲逋賦二十萬;淳祐八年，贛州知州劉用行“蠲十縣米三萬七千有奇，錢十五萬二十有奇，釋繫囚二百二十二人，乞住和糴，罷貢布，皆報可”;紹熙二年，邵驥任南安軍知軍，見南安軍地瘠民貧，便請於朝，將淳熙十五年以後逋賦，總共緡錢六萬，盡數免去，同時除去向上猶、南康、大庾三縣徵收的歲貢聖節銀，以及以供軍名目徵收的紫蒿錢;嘉定年間，南安峒寇作亂，稍得平息知軍史彌忠便蠲免白撰錢以便民。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二、勸課農桑
南宋贛南知州在寇盜大作之時，雖也會加收賦稅用以平寇，如以供軍名目徵收的紫蒿錢“民當輸米石，錢則千，賦錢二百，歲約五百萬”，但在寇亂稍稍平息之後便會蠲免逋賦，減輕賦稅以安民。除輕徭薄賦之外，南宋贛南知州還通過發展農業以及工商業來開源，從而也可達到在安民的情況下增加稅收，滿足官府各項開支的目的。
農業是立國之本，勸課農桑自然是考覈地方官的一項重要指標，南宋贛南知州在任期內大都注意發展農業。淳熙年間，周必正任贛州知州，在任期間爲發展農業而興修水利，興國縣有安陂，能夠灌溉六十頃田地，但由於地形地勢的影響，水自上流奔騰而下，衝力極大，因此極易損壞，且難於修築。
到周必正上任之時已“壞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另外南宋贛南知州還根據當地情況選擇合適的農作物來讓農民耕種。由於種麥不僅收穫多，且花費甚少，“不用還租，種得一石是一石，種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麥稈，當初夏無人入山樵採之時，可代柴薪”。因此知州趙善佐便大力勸民藝麥、蓄水;紹興年間，南安軍知軍都潔勤身率下，勸課農桑，以致“囹圄空而年穀豐”在知州們的鼓勵與支持下，贛南農業快速發展，最顯著的表現便是人口的增多與糧食產量增多。通過劉玲青的研究可知，南宋贛南人口數量出現了較快的增長，“相比江西其他地方在紹興年間出現戶數衰減的情況，贛州府居然出現了17.9%的增長率，達到了120985戶。
在孝宗淳熙年間更是進一步攀升至293344戶，年平均增長率高達25.6%，遠高於全國年平均增長率。”尤其是龍南、寧都、瑞金、會昌、興國等開發較晚，經濟較弱的縣。因爲這些地方開發較晚，原本戶口並不多，可以耕種的土地便多，因此在贛南耕地緊張的情況下，便有大量移民移入這些地區，使這些地區人口增加，農業也得到發展。南安軍也同樣出現了人口的增長，元豐年間，南安軍主戶爲三萬四千二十四，客戶一萬六千五百零九。
後來主戶增長爲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一，共計五萬五千五百八十二口。到了南宋時期，雖然上猶與大庾人口數已缺，但光南康縣主客戶數就已經達到了八萬一千一百零五，共計一十二萬七千二百四十四口。南康一縣的主客戶數就比元豐年間南安軍的主客戶數還多三萬多戶，可見南宋時期南安軍的人口有了極大地增長。
人口的增加必然需要相匹配的糧食產量，南宋時期贛南糧食產量大大提升，不僅能滿足本地區內百姓所需，還能外銷，運往他處。如乾道年間，曹姓知州任職期間，江南大旱，“自湘沔西江，放乎彭蠡之濱，蓋數百城，皆莫得善歲，唯贛也，獨中熟。”當地百姓鑑於此，皆言知州治行通達，治績不朽，因此連天道都偏向於他。其後乾道年間，贛州正直天災，江水暴漲，但知州洪邁卻能移糧接濟鄰郡，可見贛州農業的發展，糧食產量的增加。
除此之外，贛州的糧食也經常運銷湖北，朱熹在知南康軍任上便向江東轉運司建議：“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今湖南澧縣)諸州皆熟，得湖南詹憲書雲：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擡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啇度，奏乞指揮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奏聞，重作行遣。”
要求疏通糧道，以便贛州等州郡糧食運輸。由此可見南宋時期贛南在知州治理下所取得的農業上的成就。南宋贛南知州十分支持發展當地工商業。養殖蠶桑是農村傳統的副業，綢絹經濟利潤較高而且也是富貴人家的衣料，因此成爲了官府收稅時的重要名目。
而贛南以山地爲主，且氣候適宜蠶桑生長，南宋贛南知州們遂努力改變當地“俗喜麻苧”的情況，大力發展經濟效益較高的蠶桑養殖業，進而促進絲織業的發展，以增加稅收。
贛州知州王柟便下令讓當地民衆“課種桑，多者減役贖罪”，通過法令和賦役手段來刺激農民栽桑、養蠶、織絹;後來李雷應任贛州知州，同樣勸民多種桑麻，最後取得了“粟米在市，蠶麥滿野，雞犬相聞，達於嶺表”的成果。南安軍同樣有“比屋桑麻三月雨”，“倉庚百轉蠶桑起，布穀一聲粳稻香”之景。蠶桑等經濟作物大量生產，體現出贛南綢絹市場的繁榮，而贛南知州通過各種手段增加蠶桑養殖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贛南絲織業經濟的發展。同時可以合理推測，絲織業得到發展過後，官府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增加稅收。
三、貿易和文化的發展
贛南的果蔬販賣業也得到發展。南安軍一老翁家，以種菜爲生，生產果蔬由其大兒子送入城中販賣，陳元忠在他家留宿過，後來在街上看見老翁倉皇而行，便追詰之，老翁回答他：“吾以爲事不容不出”，陳元忠追問爲何?老翁道：“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爲官吏所拘。”
之後陳元忠便帶着老翁去官府瞭解情況。從這件事當中便可看出當時果蔬已經做到了專人生產、貿易，“有人專門種植蔬菜出賣，就有人需要買菜食用，反映出小農經濟的商品化程度在提高”，商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而官府對其徵稅，說明果蔬販賣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官府稅收。南宋贛南刻書業同樣得到了一定發展。
《直齋書錄解題》中便記載了他所收藏的書中有南安軍刻本，這是一定程度上對南安刻書業的反映。淳熙年間，南安軍知軍方崧卿便將韓愈的文集進行校正、編年，而後刊刻出版，接着又同軍學教授許開一起，修成南安軍地方誌十一卷，也將其刊刻出版，與韓愈文集一樣“俱刊南安郡齋。”
贛州州學也刻印了《李先之全集》，“嘉定年間，知州洪伋也在此刻印了洪邁的《容齋隨筆》，還準備刻印其《夷堅志》”。贛南各種行業的發展反映了其商品市場的繁榮。《信豐縣志》當中便記載當地有墟市四十四，據傅宗文先生統計，宋代贛南地區有史可考的草市鎮共十六個，“百貨絡繹，街市稱輻輳焉”。商品市場的繁榮必然會增加官府稅收，《贛州府志》記載寧都縣收坊場錢431貫964文，安遠縣收坊場錢264貫731文，其餘諸縣缺，劉玲青根據這兩縣所佔份額進行估算，得出整個贛南地區的坊場錢至少在五千貫以上這個結論。
雖然缺少直接材料證明南宋贛南知州鼓勵發展工商業，從其發展程度來看，大概可知知州對此是持支持態度的。
結語
南宋贛南知州爲了穩定贛南社會，使其慢慢減少動盪的情況，大多都能爲民着想，通過輕徭薄賦來減輕民衆負擔，減少導致社會動盪的因素，同時大力發展農業與工商業，雖然關於知州在發展商業上的史料較爲單薄，但從贛南商業發展概況與徵收的商稅來看，可窺探出南宋贛南知州對此並未持反對態度。如此，在知州的支持下，贛南經濟得到了較快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