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南自古以來就很難治理。秦漢至唐朝結束，大量的政治家們在如何解決這個困惑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嘗試，然而結果都不是太好，那麼宋朝是如何治理的呢?今天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宋朝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在總結歷朝歷代在處理西南蠻夷的政策上，宋朝得出了中央政權的穩定與否西南少數民族有着相當大的聯繫的結論，以至於宋初期的統治階級誇張的認爲‘唐雖亂於黃巢，然實亡於桂林’。於是宋朝通過了種種政策試圖加強西南的管束，本次我們就來探討一下宋朝對西南地區的政策及成敗。
“以鹽制夷”透過鹽茶經濟紐帶來看宋對西南的控制
“以鹽制夷”是宋朝廷對加強西南地區管束所作出的最有力措施之一。要理解宋政府“以鹽制夷”的基礎就必要的瞭解宋朝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時代背景。宋朝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頂峯嚮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轉折點，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局面早已初步形成。此時已經出現了小市民階級，城市擴張迅速，鄉村亦有大幅發展。夜市的開放象徵着不限時的市場交易活動形成，重文輕武的社會氛圍，官員經商的普遍性等等都刺激着商品流通在數量上和時間空間上的擴布。 特別是官商集團的鹽茶專營壟斷制度更是以鹽制夷的提供了有利的基礎。
從早期的爲了解決軍儲危機的”以鹽易絲帛”的財政策略，到隨之衍生的“以鹽易米”政策，再到最後的以鹽易多物是以鹽制夷的具體發展。隨着“以鹽易米”在平撫溪峒暴亂中收取到的決定性的作用，宋廷發現不僅僅是自身還是西南諸部族都越來越認可鹽在政治上、經濟流通上的特殊地位，於是食鹽的作爲一種交易憑證被推廣到多種商品交換之中，直至開始展現出它廣義的貨幣職能。
於無聲處，這種潛移默化的物質生產資料和政治資源的互換使得西南少民政權對宋朝的認可越來越高，相應的宋政府對西南民族地區的政治影響也日漸展現。在這場以鹽制夷的歷史活動中，值得我們關注的隨鹽而衍生具有類似作用的貨物還有茶、帛彩等。特別是茶，雖然以鹽易物的交換要比它更爲頻繁的多，但是作爲宋朝另一專營壟斷貨物同時也是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它實際上也在某些流通領域承擔了貨幣和一定政治的職能。這種通過鹽茶貿易紐帶來加強宋朝與西南地區經濟上政治上的聯繫方式有效地推進了羈縻政策實現，但是本質上的，它只是一種出於妥協的綏靖手段之一。
依靠對羈縻州上層和平民的封贈
與此同時，宋延續了前朝的羈縻州模式，並豐富和發展了在此基礎下具有宋朝特色的小型朝貢體系，從上層確保了下層經濟交流的穩固。對羈縻州的封贈是安撫的重要手段之一，宋在對羈縻州封贈模式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上層貴族階級的封贈，諸如歸屬封贈、納貢封贈、立功封贈、歸降封贈以及一些其他名目的獎賞，總而言之對上層貴族的封贈具有以封爲主，封贈相結合的特點。這就滿足了西南羈縻州貴族統治階級對自身權力在正統政權對其政治身份認同的需求，對羈縻州貴族階級的統治權帶來了名義上的合法性，維護了他們的利益進而也加強了西南對中原政權的認同感，促進了西南的穩定。
羈縻州與中原王權的聯繫十分密切，因此僅僅只是封贈貴族是遠遠難以達到穩定的目的的。宋朝政府亦是洞察此點，在對羈縻州平民亦大方的封賞，這與宋對內部平民殘忍的剝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平民，宋出臺了多方面的封贈名目：歸民封贈、立功封贈、饑荒封贈以及其他封贈。總的看來在對待平民問題上主要是以贈爲主，試圖通過物質層面上的給予來籠絡平民對宋政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認同感。對貴族和平民需求的精準把控，雙管齊下的封贈政策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宋朝對西南的控制力似乎也比前朝有了大幅的提升。
對非羈縻州，主要是藩屬大理的封贈
西南非羈縻州政權作爲是西南地區穩定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宋朝也對這一族羣其中主要是番屬大理王國作出了封贈。前文我們提到過羈縻州的封贈是上層貴族和平民兩方面的同時封贈，這與羈縻州同中原的聯繫緊密程度有關。而藩屬大理地處邊界，與中原相距遙遠，影響力遠沒有羈縻州直接，因此對他們的封贈主要是圍繞上層貴族展開，而史料中鮮有平民的出現。對大理國上層貴族，宋朝分別對大理國王和貴族給予封贈政治名號、賜予鹽、金銀、工藝奢飾品、鹽茶等物質上和政治利益上的獎賞。
對黎州諸蠻宋朝則主要在納貢和其他方面予以了一定的封贈。這些政策很好地籠絡了藩屬大理等非羈縻州西南部族的上層統治階級，客觀上的促進了西南和中原政權的聯繫，加強了宋對西南的控制權和影響力。然而這種僅僅侷限於上層貴族忽視人民羣衆主體的做法，存在着巨大的弊端。況且這種聯繫尚處於通過物質和利益上的初級籠絡，遠未重視到文化的認同深度顯然是無法維持區域政治的長治久安的。
宋朝西南政策的侷限性
宋朝對西南地區的管束實總體看來似乎並沒有突破前朝固有的思維模式，雖然在具體實踐中對安撫政策做出來大量的豐富和改進，然而帶着妥協意義的綏靖政策本質上是無法從根本解決這個矛盾。從宋朝政府將食鹽作爲賞賜蕃蠻的重要內容上來看，他這種以鹽制夷的手段主要還是一種物質利益與政治利益之間的交換，這種交換在客觀程度上是促進了中原同西南地區族羣邊界的認同，遺憾的是並未進一步在文化認同感上進行深入融合。一味的封贈賞賜而忽視治理使得二者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聯繫長期的只能停留在表面階段，無論是對比唐朝的羈縻州政策還是東漢諸葛亮安撫西南的政策都僅僅只是在內容上的豐富而沒有作出實質性的進步。
這種侷限性的發生與宋朝主觀上和客觀上的歷史侷限性密切相關。宋朝政府的綏靖政策的根本是維繫蠻族與中原王朝之間的當下從屬關係，而這種綏靖政策的出現與宋王朝消極地總結了歷史經驗有關。宋統治者認爲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世代居住於蠻荒山川之中，是屬於尚未開化的蠻夷，並不值得教化，而客觀上宋朝內部龐大，邊界線的廣闊也使得他疲於應對特別是來自北方外敵的侵擾而無太多精力顧及西南。於是宋便在西南地區對待少數民族政策上幾乎沿襲或效法了唐朝治理少數民族的理念。這種放棄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積極經營，長期停留在安撫封贈的原始妥協甚至是對有的地區“棄而不問”、“罷置諸州”，以求緩和尖銳矛盾的做法顯然是無法滿足宋朝維持自身政權穩定願望的。
客觀上的，宋朝的對西南的管束一定程度上收穫了值得肯定的成效並推動了西南和內地的聯繫爲後世融合提供了基礎。但是從根本上宋朝對西南的管束政策並沒有做出歷史性的進步，停留在沿襲層面上進行的政策豐富也許可以短暫地維持西南穩定然而並不能解決西南問題的根本矛盾。由此看來宋朝的西南政策似乎並不是成功的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