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本站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明朝的世兵制和募兵制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大明立國之初，朱元璋根據漢代的屯田制、唐代的府兵制、宋代的更戌法和元代的職官制制定出了新的衛所制。
衛所制的核心是寓兵於農、耕戰結合，目的是在儘量壓縮國防開支的情況下，既能保持一支規模龐大的常備軍，又不會對社會生產的恢復產生不利影響。
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
與此同時，爲了保證衛所擁有充足的現役士卒和後備兵源，朱元璋又設置了世代爲兵、父死子繼的軍戶制度。
洪武至永樂時期，以衛所軍戶爲基礎的世兵制和屯田制，既承擔着國防軍的職責，又承擔着經濟與生產恢復的重任，並且大量流民在軍屯土地的吸引下成爲軍戶也有助於社會的安定。
仁宣時期，隨着經濟的發展和戰事的減少，一些頭腦靈活的士卒採取收買衛所將領的方式脫離衛所。尤其是明宣宗從交趾撤兵後，明代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一度停止，衛所將領對軍戶的役使、壓榨和剋扣糧餉等問題開始加重，導致了衛所士卒戰鬥力的下降和大量軍戶逃出衛所成爲流民。
至明代中後期，衛所的情況就成了士卒缺額嚴重和戰鬥力極低，以至於嘉靖時期的庚戌之變中，擔負戍守京師重任的京營竟然出現了士卒賬面數字爲三十八萬實際只有八萬和士卒與俺答騎兵交戰時皆“流涕不敢前”的情況。
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尚足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馳，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
面對這種情況，明代也曾進行過一些改革，比如景泰時期曾規定衛所士卒要分批訓練，比如成化時期曾將逃亡的軍戶編入就近的衛所，但是這些改革都是治標不治本，軍戶逃亡、士卒戰鬥力低下等問題依然在不斷惡化，所以，爲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明代的募兵制出現了。
明代的募兵制始於正統二年，“正統二年， 始募所在軍餘、民壯願自效者，陝西得四千二百人”，至弘治時期“官軍實有者僅六萬六千九百有奇，而招募與士兵居其半。他鎮率視此”，至嘉靖時期“浙江原有軍隊三十九總，募兵二十七總”，募兵數量佔到了軍隊員額的三分之二以上。
募兵制實施以後，給大明帝國帶來最大的改變是沉重的糧餉負擔，明初衛所士卒的糧餉基本依賴屯田，甚至有些衛所還能積攢足夠幾年使用的糧餉，比如遼東鎮就“屯糧七十萬石”，而募兵的糧餉皆由戶部撥付，一般爲衛所士卒的二到四倍。
在我國古代歷史上，兵役制度無外乎世兵制與募兵制，兩者的結合使用實屬合情合理，同時應該根據軍事和經濟形勢對世兵制與募兵制的比例和結構做出合理調整，但是明代在嘉靖時期募兵已經佔到軍隊員額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情況下，卻仍未進行任何調整。
明代用於衛所屯田的土地大概有四百多萬頃，如果嘉靖時期能將一部分軍戶轉爲民戶、將一部分軍屯田轉爲民田，那麼就可以通過向這部分民戶和民田徵收賦稅的方式來彌補募兵的糧餉，這樣就能減輕沉重的糧餉負擔。
嘉靖二十一年，廣武站募軍，增年例銀三萬兩。二十二年，太原石隰等四營募軍， 增銀九萬九百二十四兩。二十三年，北樓口募軍，增銀四萬八千五十兩。三項共計一十六萬八千九百七十四兩。
可惜，直至明末，朝廷都是在不減少軍戶與軍屯田的情況下，一再通過增加募兵的方式來應對日益頻繁的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而朝廷只能一再通過增加民戶和民田賦稅的方式來支付募兵的糧餉。
遼事起，畝加三釐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釐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 通前後九釐，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爲歲額。
如此一來，明代後期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募兵——加徵稅賦——農民起義——募兵——加徵稅賦。
一旦大明陷入這個惡性循環中，必將會走到募兵和加徵稅賦都應對不了農民起義的那一步，接下來距離滅亡也就不遠了，所以世兵制與募兵制也就成了壓垮大明的第一顆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