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又稱迷失的一代、失落的一代，外文名英語：Lost Generation，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年的一代人。他們共同表現出的是對美國社會發展的一種失望和不滿。
簡介
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又稱迷失的一代，是美國文學評論家格特魯德·斯坦因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的美國一類作家的總稱。他們共同表現出的是對美國社會發展的一種失望和不滿。他們之所以迷惘，是因爲這一代人的傳統價值觀念完全不再適合戰後的世界，而他們又找不到新的生活準則。他們認爲，只有現實才是真理，可現實是殘酷的。於是他們只能按照自己的本能和感官行事，竭力反叛以前的理想和價值觀，用叛逆思想和行爲來表達他們對現實的不滿。
來源
關於“迷惘的一代”的來源，海明威在他的散文中提到過。當時格特魯德·斯坦因使用的T型福特轎車的發火裝置出了故障，車行裏那位戰爭(一戰)最後一年當過兵的小夥子在修理斯坦的舊車時技術不熟練，而且工作態度也不夠認真，斯坦提出抗議後，車行老闆狠狠地批評了他。這位老闆對他說：“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
於是斯坦因之後就對海明威說：“你們就是這樣的人。你們全是這樣的人，你們所有在戰爭中當過兵的人。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你們不尊重一切，你們醉生夢死……別和我爭辯，你們就是迷惘的一代，與車行老闆說的一模一樣。”
後來，海明威把這句話作爲他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的題詞，“迷惘的一代”從此成爲這批雖無綱領和組織但有相同的創作傾向的作家的稱謂。所謂“迷惘”，是指他們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緒。“迷惘的一代”儘管是一個短暫的潮流，但它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確定了的。
迷惘的一代
代表作家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國作家和戰地記者，被認爲是20世紀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是美國“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對人生、世界、社會都表現出了迷茫和彷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授予銀製勇敢勳章，1954年因爲“他精通於敘事藝術，突出地表現在其近著《老人與海》之中;同時也因爲他對當代文體風格之影響”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品有《老人與海》《乞力馬紮羅的雪》。作品主題集中在對戰爭的反對和對“硬漢”精神的倡導。
“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海明威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傑拉德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傑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年9月24日-1940年12月21日)，二十世紀美國最傑出作家之一。1925年《了不起的蓋茨比》問世，奠定了他在現代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成了20年代“爵士時代”的發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了不起的蓋茨比》《夜色溫柔》。作品主題集中在“美國夢”及其幻滅，展示大蕭條時期美國上層社會“荒原時代”的精神面貌。
馬爾科姆·考利
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年)，美國評論家、詩人、編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旅居法國，成爲“迷惘的一代”的一員。他一生都致力於文學事業，尤其是他在20世紀20年代參與“迷惘的一代”的活動，備受學界關注。1934年，他發表《流放者歸來》，談論了那個時期的經歷。考利也是一個關心社會並積極參與的人，然而即使他積極參與，但是並不清楚美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因此導致他在政治立場和觀點上左右搖擺。因此，不像海明威對這個稱號嗤之以鼻，考利自己將自己稱爲“迷惘的一代”，並且詳細地分析了這一現象。
約翰·多斯·帕索斯
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小說家。代表作品是《美國》三部曲。作品早期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並帶有一定的左翼思想。後來的作品大多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對美共和蘇共多所指責。和考利一樣，帕索斯也是一個在立場上搖擺不定的人，對美國社會未來感到擔憂又不知如何解決，找不到確定的方向。這使他也加入了“迷惘的一代”的陣容。
背景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誕生原因和他們的觀點與美國的本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這一切都要追溯到美國這個國家及其精神：“美國精神(美國夢)”的建立。
18世紀中後期英國的北美殖民地的反抗長達15個月，1776年7月4日，這些殖民地的代表召開了大陸會議通過了令當時的“美國人”一聽到便會心潮澎湃的《獨立宣言》。《獨立宣言》中聲稱：“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Liberty,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我們認爲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獨立宣言》對美國當地殖民者的反抗(尤其是士兵)起到了很強的鼓舞作用。這句話也可以被認爲是美國精神的雛形，雖然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並不是殖民者孤軍奮戰取得的，但是當時美國人的決心與勇氣確實遠遠超出英國人想象。
在歐洲人到達美洲之前，美國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多數人類學家相信他們是穿過了遠古時代連接美洲大陸和亞洲大陸的白令陸橋而來的。在17世紀左右，歐洲人開始在美洲定居，主要的起源點在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在這些地方的人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今天美國精神的影子——這些人有的是追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有的則希望在這片未知的充滿可能性的新大陸上追求全新的生活，有的則希望看看能否發家致富。
簡言之，美國人是由一羣不懈尋求希望的人組成。美國曆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大多數美國人都信仰自由主義。正是對自由、平等的夢想把歐洲人吸引到美國來的。他們是來尋求希望的。自然環境帶來的困難沒有打垮美國人的精神，反而堅定了他們追求自由的決心。這些人在經歷了一段相當困難的時期後漸漸開始征服荒野，走向繁榮，建立了13個早期殖民地，並在經濟上引起了英國王室的重視。獨立戰爭以後，一批龐大而並不情願的西非黑人作爲奴隸移民到美國，這些奴隸在美國的經濟繁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是南北戰爭的導火索。在美國，南方的經濟主要依靠農業來維持，美國的“白色黃金”——棉花，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作物，產量最高時可達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二，然而種植、收成棉花卻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多數就是由美國黑奴來完成的。因此，美國南方的農業經濟對奴隸具有高度的依賴性，也是爲什麼美國在多數歐洲國家廢除奴隸制後依然
保持奴隸制的原因。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非常細緻地描繪了這一時期南方社會的狀況，並對奴隸制社會進行了嚴肅的批判。正如福克納一樣，美國北方對南方的奴隸制是難以容忍的，反奴隸制的呼聲也越來越響，類似“地下鐵路組織”的網絡也隨之出現。南方的農業社會和北方的工業社會本身無形中就已經將國家一分爲二，因此，包括出於對亞伯拉罕·林肯總統的不信任，在林肯總統就職前後美國南方的7個州宣佈獨立，直接引起了南北戰爭的爆發。起先以維持美國領土完整爲目的的南北戰爭後來漸漸地演變成了以廢除奴隸制，建立自由、民主社會爲目的的革命戰爭，但這也是美國曆史上最血腥、最殘酷的戰爭，戰爭造成了約75萬士兵死亡，大概佔當時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同時，南北戰爭也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因此也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南北戰爭隨南方軍隊領袖羅伯特·李簽署投降書而結束。重建時期，聯邦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給予黑人公民權，第十五條給予黑人投票權，並實行了一系列保護政策，而實際上，種族問題依然沒有間斷。另外，美國曆史上還有著名的西進運動。在這些事件中，無論是獨立戰爭還是南北戰爭，都包含了美國人希望通過自己的不懈奮鬥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和願望，在美國人看來，這就是他們的美國精神。
從南北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半個世紀中，美國經歷了一個無論就深度還是就廣度而言都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進程。這一進程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社會的面貌：它已經真正成爲了一個工業發達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新興巨頭。
20世紀初，美國國內掀起一股進步主義熱潮，進步主義者相信只有在有秩序的社會中，美國纔能有希望找到政治合作併爲美國公司供過於求的產品和資本提供長期市場。進步主義是美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局部調整。進步主義思想對美國乃至世界都有廣泛影響，塑造了美國近代的政治經濟體制。其中的一些思想在羅斯福新政中亦有所體現。因此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採取的政策與進步主義脫不開干係，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在1917年4月向參議院發表演講時宣佈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爲人道而非爲單純的征服而戰。總統及其支持者爲美國介入戰爭辯護的理由是德國支持的是反抗，即極端的政治保守主義，而美國及其盟國是爲自由主義而戰。進步主義者確信美國的勝利將在世界範圍維護美國的民主牌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迷惘的一代”作家繼承了美國精神的精髓，對現實是抱有幻想的、頭腦裏充滿了理想主義的。這些二十左右歲的青年人懷着夢想，爲了“捍衛世界民主”，帶着十字軍東征的情緒爭先恐後的加入了戰爭。比如海明威就聽從了政府的誘導，在年僅19歲就加入了救護隊任汽車駕駛員，開赴意大利前線。有一次，奧地利軍迫擊炮在他身邊爆炸，身旁的兩名士兵被炸死，海明威身負重傷。意大利政府爲表彰他的英勇事蹟，授予他兩枚勳章。起初，他對自己的負傷充滿了光榮和自豪，“這是爲一樁大事業而受傷。這場戰爭沒有英雄人物，我們都願意獻出我們的身軀……我的身軀被選中，我覺得驕傲和高興……”在美國精神的支撐下，“迷惘的一代”作家在其作品中也體現了美國人對自由和幸福的追求。這集中體現在對金錢財富的追求和對永恆的青春和美的追求，後者“即富於幻想的美國人對幸福的追求、精神需求的追求。”但是戰後簽署的《凡爾賽和約》讓他們發現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歷史對他們的玩弄。一戰結束後，這批年輕人離開了戰場，在反思這場戰爭的同時，開始尋找能夠重新指引他們生活的思想和文化。他們中的很多人來到了巴黎，企圖在歐洲文化中心能夠找到他們心中的答案，其中就包括後來的海明威等人。
《凡爾賽和約》是一戰結束以後對於德國方面的不平等條約。《凡爾賽和約》序言宣佈，以“鞏固公正及永久之和平”代替交戰狀態。全約包括15章440條，第一章爲國際聯盟盟約，其餘各章主要涉及領土割讓、軍備限制和賠款
三個問題。總的來說，《凡爾賽和約》分爲兩大部分，一部分是關於建立國際聯盟以防止戰爭;另一部分是對德國的全面限制，防止德國重新發動戰爭。實際上，《凡爾賽和約》是英法等戰勝國對德國的壓榨，英法等國在戰勝以後，一直是想從戰敗國身上得到大量的戰爭賠款，並沒有過多地考慮戰敗國國家人民的感受，使這些戰敗國不能夠很好地融入到國際社會。面對這樣的制裁，德國是很難接受的，始終想重新回到一流國家行列，並對英法充滿仇恨。首先，在《凡爾賽和約》中法德矛盾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其次，《凡爾賽和約》在領土劃分時沒有考慮德國人的意願，而是強行把衆多的德國人分割出去，這深深地刺痛了德國人民的情感，也爲德國日後發動戰爭提供了藉口。關於領土變遷，德國原希望一切通過民族自決。實際情況卻是德國的大塊領土沒有經過公民投票，也不顧居民的實際情況便被分割出去，“特別是把但澤和東普魯士同德國主體分割開來一事，引起了懷恨在心的德國人的不滿”。再者，《凡爾賽和約》最終把發動戰爭的全部責任完全推到德國身上，這是迫使德國承擔賠款義務的“道義根據”。但是，德國人民是不同意把責任全部推到德國身上的，是不能接受這種罪責的。這些在“迷惘的一代”看來是不人道的，有悖於他們參加戰爭初衷，有悖於他們所理解的美國精神。並且事實上，這個和約也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隱患。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社會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時期，稱爲“柯立芝繁榮”。在這一段時期，由於歐洲剛剛經歷一戰，經濟發展陷入停滯。便於美國經濟勢力向外擴張。美國國內通過技術革新，固定資本革新和企業生產及管理的合理化，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程度空前加速，經濟發展迅速。然而，發展起來的不僅僅是經濟，還有令老一輩人費解的事物：爵士樂、飆車、出國留學，許多與傳統觀念格格不入的社會現象開始出現。許多美國青年去歐洲參戰，打開了眼界，特別欣賞法國人的瀟灑而浪漫的情調。許多青年男女刻意模仿，形成新的流行時尚;男青年穿着熊皮茄克，揹着旅行水壺;女青年燙了頭髮，穿着超短裙，行動和衣着不受傳統的約束。美國人之間的隔閡消失了，人們相互交往增加了，新的傳媒出現了，大家可以隨時聯繫和交談。歐洲的新風尚席捲了美國。巴黎人可以隨意喝酒，美國1919年通過禁酒令第18條修正案，但是年輕人根本不理睬，白酒銷量劇增，雞尾酒會開得更豪爽。美國進入了一個追求物質、容易掙錢的新時代。
1929年赫伯特·胡佛作爲聲望卓著的博愛主義者入主白宮。胡佛幾乎是美國最榮耀地接掌政權並且最丟臉地下臺的一任總統。1920年，胡佛曾表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無限信心。他在《美國的個人主義》中斷言，通過提倡機會均等，美國的制度將使“才能、品格和智慧暢通無阻地發揮”。而實際上，這個時期美國高度繁榮的背後存在着巨大的泡沫。以英格蘭銀行調高利率爲誘因，觸發了紐約股市的動盪和最終崩潰。紐約股市的崩潰引起美國各個經濟環節的連鎖反應，甚至波及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胡佛的“自力更生”、“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不但沒有挽救美國，反而使美國進一步陷入了巨大的經濟漩渦。從1929年到1933年，美國國民總產值由1040億美元降至740億美元，國民收入由880億降至400億。1930年1350家銀行破產，1931年有2290家銀行破產，1932年有1453家銀行破產。一戰後的美國社會的大蕭條進一步促進了“迷惘的一代”的確立。
赫伯特·胡佛
文學特點
“迷惘的一代”小說所植根的時代具有兩大特徵：一度的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繁榮和美國國民的精神空虛與道德墮落。當然，以歐內斯特·海明威、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約翰·多斯·帕索斯、托馬斯·沃爾夫等爲代表的美國作家雖然都稱作“迷惘的一代”，卻並沒有徹底消沉下去。他們雖流落他鄉，但仍自願回國;他們雖抨擊市儈作風，但仍熱愛祖國。正是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爲美國奉獻了文學史上最有生氣、最激動人心的作品。“迷惘的一代”作家在藝術形式上借鑑了歐洲尤其是法國的現代主義手法，在思想意識上受到歐洲存在主義等哲學思潮的影響，同時繼承了馬克·吐溫、惠特曼和豪威爾斯的民主主義傳統和美國人獨有的探索精神，拓展了小說創作題材的範圍，對小說的語言與形式進行各種大膽創新與實驗，形成了獨特的風格，表現出一種“現代派的現實主義”精神，其作品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影響，是美國文學的“第二次繁榮”。
“迷惘的一代”小說是20世紀20年代美國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儘管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帕索斯的長篇小說不像喬伊斯等作家的意識流小說那樣在形式和技巧上進行徹底的革新，也不像他們的作品那樣一味潛入人的意識領域。不遺餘力地描繪連綿不絕的感性生活，但他們的小說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體現了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徵。首先，“迷惘的一代”小說充分反映了創作題材的現代性。它同意識流小說一樣旨在揭示現代經驗，即戰後瀰漫於西方世界的異化感、孤獨感和絕望心理，並深刻反映現代人的道德困境與“性格認同危機”。這與20世紀初貝內特和高爾斯華綏的現實主義小說所關注的焦點和表現的題材截然不同。其次，“迷惘的一代”小說在作品形式和創作技巧上同樣顯示了現代主義的藝術特徵。正如勞倫斯的小說與喬伊斯的作品存在着明顯的區別一樣，“迷惘的一代”小說也具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不過，它同時也體現了美國現代主義小說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徵。在作品的敘述形式上往往擯棄通曉一切的全知敘述，而經常採用像《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尼克那樣有限的、不可靠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敘述角色。不少作品在結構上打破了時間順序，巧妙地採用隱喻、意象和象徵的手段表現主題，並通常以含混的、“開放性”的方式結尾，這與其他現代主義小說有着驚人相似之處。顯然，“迷惘的一代”作家與同時代的其他現代主義作家被某種具有親緣關係的藝術共性聯繫在一起，使他們表現出與當時的現實主義小說家截然不同的藝術傾向。
在寫作手法上，“迷惘的一代”小說擯棄現實主義小說以塑造人物性格爲核心、以情節爲主體的結構框架，以及開頭—發展—高潮—結局的傳統套路，而是以非連續性結構、碎片式描寫和高度實驗的語言表達爲基本特徵，以象徵與傳統的決裂，突破傳統現實主義小說正常的時間和空間結構，從根本上否定事件發展的連貫性和線性因果關係。不連貫與非邏輯時序能夠表現出連續講故事方式所達不到的效果。在《美國》三部曲中，作者帕索斯集中描寫的12個人物沒有一個是貫穿始終的主人公，他們各自活動;故事獨立成章，間或有些情節上的交叉聯繫。“迷惘的一代”小說在寫作手法上另一個特點是沒有以往常有的解釋、評論和總結，有的是種種能調動讀者視覺、聽覺、觸覺的意象和細節的堆砌。它經常留出許多空白讓讀者去填補，因此使閱讀更具挑戰性和新鮮感。
從“迷惘的一代”小說中可以看到作家同作品之間有着更直接的聯繫，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的作品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帶有明顯的自傳性傾向。與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不同的是，“迷惘的一代”小說不再把反映和摹寫外部世界的現實作爲自己的任務，而轉向了對人的主觀世界或精神狀態的探索與挖掘。然而儘管他們反映的是主觀，卻極力用客觀的形式去表達。小說的敘述者也不再無所不知，而往往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如《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尼克·凱洛威、《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巴恩斯等。
“迷惘的一代”小說對傳統小說的挑戰還表現在對“人”的詮釋上。小說注重揭示人性的醜惡面，闡述人物的“非英雄化”本質，以及人內心世界的卑微、混亂、無聊與荒謬。呈現出畸形物質世界裏具有病態心理人羣的生活畫面，或是走向病態心理的人。《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人物幾乎都是病態的，他們渾渾噩噩，雖生猶死，無所適從。作者塑造這些人物旨在從根本上打破傳統的秩序，推翻傳統的信仰。《太陽照樣升起》深刻地揭示了戰後移居歐洲的美國青年極其嚴重的異化感和幻滅感，使廣大讀者首次目睹了美國現代主義小說中像傑克這樣的典型的反英雄人物，標誌着美國小說創作的一個重大轉折。
“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了不起的蓋茨比》
“迷惘的一代”的創作還存在語言上的簡約主義和口語化傾向。“迷惘的一代”在戰爭期間深受戰爭宣傳的欺騙之苦，對所有崇高的字眼都棄之如敝屣：“什麼神聖、光榮、犧牲這些空泛的字眼兒，我一聽就害臊……我可沒見到什麼神聖的東西，光榮的東西也沒有什麼光榮，至於犧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場，不同的是肉拿來埋掉罷了。”所以他們在文學創作時推崇文字上的簡約主義。海明威更是把這種簡約風格推到了極致。他採用電報式的語言，通過簡約的對話和細節，用含蓄的、間接的手法暗示人物內心的戲劇性變化，而不是像傳統的作法那樣通過描述來鋪陳人物內心。結尾也常常是戛然而止，絕不拖泥帶水，也不煽情作秀，即所謂的“零度結尾”，反而賦予了作品更爲震撼人心的力量。海明威因爲精通敘事藝術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冰山原則”就是他現代敘事藝術的集中體現，作家只寫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其餘的八分之七僅通過暗示留給讀者去補白。這種創作原則極大地影響了他同時代及後輩作家的創作傾向。口語化成爲一代人散文風格的普遍特色。埃德蒙·威爾遜甚至在他的文學評論中也摒棄學究字眼，選用口語詞彙。亨利·米勒在《北迴歸線》(1934)中把這種傾向推到極端，成爲用粗鄙的語言來表現道德冷漠和感覺精微的迷惘特徵，結果被蕭伯納罵作是“爲下流而下流”(dirt for dirt’s sake)，難登大雅之堂。
“迷惘的一代”創作的另一個特點是形式上勇於創新。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文壇正是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現代主義交匯的時期。這些青年作家們融合了戰後對傳統的反叛精神，吸收了各流派的藝術成就，並各自創造出自己的風格特色：菲茨傑拉德浪漫精巧、海明威樸素遒勁、多斯·帕索斯宏觀大氣。在法國的流放生涯讓他們充分養成了對形式實驗和福樓拜的興趣。他們學習福樓拜客觀冷靜、無動於衷的敘述態度，學他的作者隱退的敘述技巧，學他的簡練風格和反覆修改的寫作精神。他們感到傳統的文學敘述手法已無法表達現代工業社會的種種特徵，於是轉向意識流、象徵、電影的“蒙太奇”，有限人物視角、多重視角等創作手法。多斯·帕索斯是形式試驗的大師，他在小說領域中開拓性的技巧試驗也許比他小說本身的價值更令人矚目。他第一部令人難忘的試驗小說《曼哈頓中轉站》(1925)交叉運用了印象主義、表現主義、蒙太奇和新聞報道等多種藝術手法。各種社會鏡頭和生活畫面雜相交錯，水和火的隱喻表達了戰後西方世界的荒原意識，充分體現了多斯·帕索斯的實驗精神。此後，多斯·帕索斯在其恢弘鉅著《美國三部曲》(1937)中，在小說常規敘述之外穿插了“新聞短片”、“攝影機眼”和“人物小傳”等，來揭示了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美國社會的動盪與變遷。這種以美國社會爲主角而不是以個別人物爲主角的文獻新聞手法在美國文學史上留下了獨特的印記，對諸如諾曼·梅勒，道格多羅等後繼作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併爲1960年代新聞報道的興起提供了歷史的源流和借鑑。同時，後現代非虛構小說也能從他的寓非小說於小說之中的試驗獲取靈感。雖然現在看來，多斯·帕索斯的文學試驗多少有些機械、呆板，“攝影機眼”的語言晦澀，“新聞短片”已經成爲湮沒的歷史，讓現代讀者難以理解，但他試圖用現實的新聞材料與小說敘述部分相平行，從而給小說創造一種時代氣氛的嘗試卻是他的成功之處。相比之下，海明威保留了較多的現實主義因素，他的小說還常能清晰地分出開頭、高潮和結尾。但形式上的實驗還是顯而易見的，除了電報式對話的獨創外，他突破了福樓拜的人物內部聚焦常爲第三人稱的侷限，改用第一人稱的內聚焦，更縮短了人物與讀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在其主要作品中他也試驗了意識流、內心獨白、閃回等多種敘述技巧。福克納則是大刀闊斧的運作意識流，在這方面的徹底性遠遠超過海明威。他在諸多的作品中嘗試多角度敘述方法和意識流，以及“神話模式”，即有意識地使他講述的故事與神話故事平行展開，從而創造了一個讓人流連忘返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詩人肯明斯突破傳統標點符號、大小寫、句法的束縛，創造了成爲肯明斯標記的小寫的第一人稱單數“I”，展示了語言更本質的活力。此外他在詩歌的排字法上標新立異，如把“一葉落下/孤獨”豎排成數字1的形狀，更突出了孤零零的孤獨意象，使詩歌同時具有繪畫般的視覺衝擊力。被譽爲“迷惘的一代”最後一位天才的韋斯特更是以形式實驗著稱，在敘事技巧上非常前衛、激進。他在《鮑爾索·斯奈爾的夢幻生活》(1931)和《孤心小姐》(1933)中藉由理性控制的夢境來講述存在的寓言和充斥現實夢境的荒誕意象，在創作意識和寫作技巧方面直接影響了後起的美國作家如卡森·麥卡勒斯，奧康納，霍克斯和塞林格等人。
另外，一戰後的美國文學多采用象徵主義來表達幻滅感。如《永別了，武器》中的雨代表的就是厄運，常與死亡相伴。當凱瑟琳告訴亨利：“我害怕雨，因爲有時我看見自己死在雨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那種厄運的陰森。所以，最後小說以雨作爲結尾時，讀者已經意識到了凱瑟琳的死亡。再如，《太陽照常升起》中的羅伯特·科恩在失戀後去找人決鬥，以求一死。科恩所代表的就是理想的磨滅和傳統道德信念的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