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迎來一件大事。2016年第三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於7月23日至24日在成都舉行，來自G20成員和受邀嘉賓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合組織(OECD)等國際機構的負責人將聚集一堂，共商世界經濟發展大計。
四川交子，將亮相G20。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紙幣——交子的圖案，被印製成一套書籤，送給各國嘉賓。這跨越千年的金融憑證見證了四川人和四川自古以來擁有的強大創造力和經濟活力。
這一留存於典籍記載的憑證，留給後世怎樣的時代密碼?從與金融學家和巴蜀學者的對話中，已經散失的交子，重又變得清晰。
商業繁榮催生交子
故事還要從唐朝講起。唐朝時的商業城市，以揚州和益州(成都)爲兩個中心。安史之亂以後，北方經濟地位下降，揚州、成都成爲全國最繁華的工商業城市，經濟地位超過了長安、洛陽。所以有“天下之盛，揚爲首”的說法，成都物產富饒，所以當時諺語稱“揚一益二”，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第二城”。然而，交子的誕生還要往後推兩百年。
7月20日，隨着巴蜀學者譚繼和的講述，交子爲何在四川誕生，這個疑問得以輕鬆解開。從唐末開始，雙流成爲成都的造紙中心，譚繼和告訴記者，“這在元代的《籤紙譜》中有記載”。宋代，民間造紙業進一步發展，作坊遍佈全國各地，尤以四川雙流中和場一帶生產的楮紙名聞天下。在譚繼和看來，對後來交子的誕生起決定作用的是外部因素——當時商品經濟的繁榮、造紙術發達的支撐、雕版印刷術的推動，以及四川人的智慧。
據史料記載，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爲戰爭籌款，將四川鑄造的大批銅錢調運出川，使得川蜀銅錢奇缺。因此民間交易多用鐵錢，攜帶成了一個大問題。鐵錢的價值與銅錢比，基本上是1∶10的比率。同樣一樁買賣，使用鐵錢交易，其個數要比銅錢多數倍，清點、保存、運輸上的負擔難以承受。當時買一匹布，需要鐵錢約兩萬文，重達500斤，不得不用車來裝載。
商人要來川做生意，四川商人要出川交易，都必須攜帶沉甸甸的大量錢幣，千辛萬苦地奔走在崎嶇險峻的蜀道上，長久下去似乎不是辦法。於是，聰明的四川人有了辦法。大約在公元11世紀，成都地區第一次出現了“交子鋪”，一種用楮紙刻印的票據——交子也由此產生。交子用雕版印刷，版畫圖案精美，三色套印，上有密碼、圖案、圖章等印記。
四川當年到底在造些什麼，引來全國商人趨之若鶩，從而讓交子應運而生呢?
西南財大經濟學院前執行院長劉方健教授向記者介紹，蜀錦、蜀繡、紙張、布匹、農耕鐵器、川酒、川茶、鹽……使得當時的貿易十分繁榮。
記者聽到這些甚至略覺“穿越”——這些千年前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至今依然在全國市場上流行着。四川的工匠將這些手藝代代相傳，可以說是當年的工匠精神創造出了各種頗受市場歡迎的產品，讓商人翻山越嶺也要入蜀採購。
需要倒給“手續費”的“存摺”
最初的交子鋪，是代客商保管錢幣的店鋪。客商將自己的大量金屬錢幣存入交子鋪中，交子鋪則寫給客商一張票據作爲憑證，這張票據就是“交子”。
這種流通於民間的紙券，雖然也使用印信做記號，並有暗號題寫，但由於分散發行、缺乏信用，印製十分簡單，很難達到防僞的目的，冒領之事時有發生。此後，一些富商聯合起來，以他們的財產作爲信用保證，正式發行了“私交子”。“私交子”用紅、黑兩種顏色印刷，以複雜的圖案和祕密記號來達到防僞的目的。客戶向交子鋪交納現錢，交子鋪將錢的數量手工填寫在紙券上發給客戶。這種書寫面額的“交子”，在當時有點“存摺”的味道，成爲提取銅錢的佐證。“這可是顧客倒給利息的‘銀行’。”譚繼和說，客商可以隨時憑交子到鋪裏提取銅錢，但需要支付約3%的保管費。“比起隨身攜帶很重的銅錢，3%的倒貼‘利息’讓人很容易接受，商人們都樂意掏腰包。”
四川民風淳樸，當時的交子鋪信譽普遍較好。後來，一些商人發現，在購買貨物的時候，不必每次都拿着交子去鋪裏提錢，再把現錢支付給對方，而只需直接將自己的一定數額的交子票據交給對方就行了。賣方拿到交子票據，既可以隨時去鋪子提錢，也可以把交子用作自己購貨時的支付手段。這樣一來，交子在市場中開始流通。
交子鋪的經營者發現，顧客並不像以前一樣拿到交子就立即進行兌換，因此交子鋪可以在只有10萬錢幣的情況下發行價值幾十萬錢幣的交子。交子鋪也由原來的替商人保管錢幣出具憑證，演變成爲市場提供流通的紙質貨幣符號。
早在宋代就有防僞“水印”
官方印製、統一發行、防僞方式……一系列的舉措表明相對完善的國家紙幣發行機制，在公元11世紀的宋朝已經出現了，比歐洲使用紙幣早幾百年。
當時的交子用紙多取自民間，因此非常容易僞造。隨着交子的大量發行，僞造現象日益嚴重。公元1005年，益州知州張詠對交子鋪進行了嚴厲整頓，剔除劣跡斑斑的奸商和大多數實力不足的中小經營者，轉而由16家有實力、有信譽的富商聯營交子鋪。於是，“私交子”演變成“官交子”，成了全世界最早獲得政府認可的紙幣。到了公元1023年，朝廷設置了“益州交子務”，並派員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的發行。次年，交子成爲北宋在川陝一帶的法定貨幣。
宋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監官戴蒙在成都設立了“抄紙院”，由官方設廠生產印造交子用的專用紙張，這是宋朝政府建造的第一家紙幣專用生產廠，雙流因廣栽構樹，成爲“印鈔廠”的主要供貨方。後來，宋朝政府把交子改爲“錢引”，將管理紙鈔的機關也改稱爲“錢引務”。據研究交子的重要文獻《楮幣譜》記載：“所鑄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藍;曰紅團，以朱。六印皆飾以花紋，紅團、背印則以故事，如王祥孝感、躍鯉飛雀、諸葛武侯、木牛流馬……”意思是，錢引以三種彩色套印製成，印有木牛流馬等各種內容，民間不易僞造，從而大大地提高了紙幣的防僞性能。
交子的“印鈔廠”在哪裏
經過千年，公衆依然保持濃厚的興趣，探尋交子的誕生和它攜帶的密碼。
過去的研究者曾認爲，成都東門的“椒子街”應該是當時官方印製“交子”的地方。因爲《成都城坊古蹟考》對成都東門“椒子街”有這樣的解釋，“一說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嘗設交子務於此。”
但是有貨幣收藏家對此說法提出了質疑，因爲根據《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釋：“北宋益州的‘交子鋪’實爲四川歷史上最早的貨幣金融機構，而益州的交子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准設立的紙幣發行機構。”顯然，說紙幣發行機構就是印製地，是沒有依據的。也就是說，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誕生地。由於“交子”誕生已近千年，又無具體的實物考證，只有從文獻資料中查找。
也有學者查閱到《楮幣譜》中有一段文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增1員;掌典10人，貼書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鑄匠2人，雜役12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後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員蒞之，移寓城西淨衆寺。”
這段話似乎說明官方發行的“交子”印製地就在城西的淨衆寺，不過經過了千年，成都早已沒有什麼淨衆寺了，怎麼找呢?後來，又有學者進一步考證，原來，淨衆寺最早建於東漢桓帝延熙年間，六朝時名爲安浦寺，唐時名爲淨衆寺，宋代換名淨因寺，元末明初更名爲萬佛寺，明末張獻忠進川后毀於戰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爲萬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門通錦橋側。
交子的“印鈔廠”到底在哪裏?幾乎已無確切考證的可能。對於歷史愛好者和公衆來說，這一直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而在金融史的研究者看來，更重要的是，還原四川交子在中國貨幣史和世界金融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