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0年，忽必烈將大蒙古國更名爲“大元”，改元中統。建議來自一名叫作劉秉忠的漢人官員，按他的意思，大元之名取自《易經》中的“大哉乾元”，這樣的名稱會更加中國化，更利於中國文人們接受。
隨即，已成爲元世祖的忽必烈下詔頒行“紙幣”。一紙詔令，宣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完全使用紙幣國家的誕生，元朝的紙幣名爲寶鈔，這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行紙幣，在它之前的宋遼金等政權都曾經做過嘗試，但無一不以失敗告終。元朝能擺脫這樣的宿命嗎？
宋代商業的繁盛，促生了紙幣，但缺乏有效金融管制的紙幣從生下來便先天不足。
紙幣最早出現在唐朝，名爲“飛錢”，但因爲使用面窄，沒有形成規模，且不去說它。真正令人關注的第一代紙幣是“交子”，它出現在北宋時的益州，現在的四川。中國是一個缺少貴金屬的國家，以銅爲錢。到了第二帝國的唐宋時期，隨着經濟規模的逐漸龐大，貴金屬缺乏的問題日益嚴重。政府多次頒佈禁止民間使用銅器的法令，但收效甚微。
爲了解決銅錢荒，鑄造鐵錢就成了折中的辦法。最早提出鑄造鐵錢的，是南唐那位以聲色避禍而著名的韓熙載。宋代開國之後，依然缺銅，鐵錢被沿用下來。尤其是極度缺銅的四川，鐵錢成了主要貨幣。
鐵錢的通行，暫時緩解了錢荒，卻又帶來新的問題。鐵錢過於沉重，對貿易造成阻礙。在公元1000年前後，四川民間出現了一種類似唐代飛錢的紙質“貨幣”——交子。當時的四川，貿易規模漸大，蜀錦、竹紙、印刷皆甲於天下，而且蜀道之難，也使得鐵錢的使用極爲不便。《宋朝事實》載：“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而當時一匹布的價格要兩萬鐵錢，約重五百斤。所以，在益州產生交子成爲一種必然。
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確知交子的具體起源，但根據記載，最初應該是由民間商人聯合發起。在經歷了初期的混亂後，商人們推舉益州十六家富戶共同作保發行，並對交子的樣式進行了統一，防僞技術也有了提高。當時的辦法是每三年爲一界，到期就進行更換，每一貫在兌換時，會收取三十文作爲手續工本費。當時的交子還只是進行商品大宗交易時的輔助手段，並非普通百姓日常所需。
之後的故事，我們耳熟能詳。在一個沒有現代金融概念，也沒有任何監督的社會裏，結局基本都是註定的。十六家交子戶因此大發利是，卻缺少貨幣發行的準備金概念。隨之而來即是揮霍挪用，再隨之而來的是擠兌。於是訟於官府，官府遂將之收爲官有官營。宋仁宗天聖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帝國朝廷在四川設立益州交子務，民間聯合商戶就此散夥。
從準備金、數額限制到無限濫發，宋朝交子的毀滅之路。
官辦交子務成立後，帝國朝廷對其發行、流通、兌換建立起一套較爲完備的制度。當時頒行的“鈔法”規定，每界的發行額爲1256340緡，本錢爲36萬緡，準備金率大約爲30%。這使得交子成爲了真正意義上的以銅錢爲本位的紙貨幣，可稱爲劃時代的創舉。
但是，對於一個權力無邊無際毫無制約的帝國朝廷來說，自己的意志即是國家意志，法令很快就成了一紙空文。當第一界官交子發行後，帝國朝廷驚喜地發現，這是緩解帝國財政的“靈丹妙藥”。
之後的交子發行逐漸成爲了帝國的狂歡，僅僅在第二界交子發行之時，印行的交子數額就已經超過了法律規定的限額，再往後，發行數量越來越高，甚至“只是虛行印刷”不備本金了。到了史上著名的道君皇帝徽宗時，大量濫發已經使交子一文不值。
大觀三年，也就是公元1109年，跟草紙一般的交子改弦更張，改爲錢引。重新按舊法印行，恢復限額與準備金，幣值再次穩定下來。
很快，戰爭降臨了。退居東南一隅的宋帝國，陷入戰爭的泥淖無法自拔，銅的產量也只有一年十萬貫，無法滿足需求，帝國連鐵錢的鑄造成本都無法承受，只能通過不斷地增加紙幣的發行量將其轉嫁到百姓身上。
南宋朝廷的覆亡之前，吏治一片腐朽，貪腐盛行，導致財政危機加劇，只能變本加厲地通過發行紙幣來舒緩一時的困難。
至寧宗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發行“東南會子”每界發行3000萬貫。其後第11界發行3632萬貫。第15界發行11698萬貫。帝國還規定不準用金銀銅錢兌換東南會子，舊會子兩貫兌換新會子一貫。這種純粹的掠奪行爲導致幣值狂跌，物價飛漲。與此同時，錢引也一路狂跌，至公元1252年，錢引一貫僅值鐵錢150文。再往後，米價每石竟然需要5000引，此時宋帝國的經濟已徹底崩潰。
金國強制使用紙幣，超越經濟規律引發災難。
金貞元二年(公元1154年)，金國海陵王遷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並聽從宋國降臣蔡鬆年的建議發行紙幣交鈔，以緩解帝國的危機。但是，從金帝國發行第一種交鈔起，渾身就透着高度強制的氣息。
貞元二年發行的交鈔規定以七年爲界，但到了金章宗即位，公元1189年，七年之界即被取消。在當時的條件，對紙幣的發行進行期限限制，無疑是對紙幣發行量控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金帝國取消七年之期，等同於放棄了對舊幣的回收，市場上紙幣的總量自然隨之增大。更可怕的是，金帝國的鈔法並未規定發行額的上限，到後期，紙幣的發行量遠遠超出了社會經濟需求的總量。
通脹毫無懸念地開始了。在金帝國最後的二十年中，軍費龐大，紙幣的發行，就成了政府應付財政困境的唯一手段。當一種紙幣失去了信用，朝廷所做的就只是更換個名字繼續發行。讀到這裏，讀者可能有點似曾相識，金國的手段與宋朝一模一樣，換個名頭繼續印“紙”。
紙幣的貶值，讓百姓不得不加緊收藏銅錢，這更使得交鈔進一步貶值。而此時政府的措施卻是全面禁止銅錢。貞祐三年(公元1215年)開始，帝國政府“罷銅錢”，交鈔徹底成了“無本之鈔”。此時，支撐交鈔流通的，不再是代表金屬貨幣的屬性，而是政府公權的強制力。這之後，交鈔一再改名發行，增大紙幣的面值。從面額10貫，到100貫、200貫，甚至1000貫，結果每貫交鈔值不到一文錢。到了金末，交鈔價值已經跌到“萬貫唯易一餅”的境地。終於，商人爲了抵制分文不值的交鈔，接二連三地罷市。到了這時，金朝離滅亡只剩下短短的幾年了。
元朝寶鈔從發行之初的有序，到最終崩潰，仍然逃不脫權力的自私與虛妄導致的死局。
回到本文開頭，在如此多的失敗例子之後，元帝國開始了他們的嘗試。而這次更徹底，將紙幣定成唯一的法幣，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這實屬首創，也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最具現代意義的紙幣，但卻是個早產兒。其成敗細節，至今值得品味。
從一開始，元帝國就對紙幣的發行制定了比較穩妥謹慎的政策，這顯然是汲取了宋金鈔法失敗教訓。中統二年七月，忽必烈推出中統元寶鈔，以方便流通。寶鈔面值從十文開始到兩貫，規定金銀交易以寶鈔代行，並且建立準備金制度，以絲料爲本色，“立燕京平準庫，以平物價而利鈔法”。這標誌着元朝紙幣制度的基本確立。
在中統鈔發行之後的二十餘年中，它的幣值基本保持了穩定。帝國政府還在戶部之下專設機構，對紙幣的印造、發行、回收進行專門管理。與此同時，帝國政府還頒佈出臺了若干紙鈔管理條例，並作爲國家的正規法令實施。從某個角度來看，元帝國對紙幣的管理，大制度政策上都是非常完備與成熟的。
但是，千年魔咒之下，局部的變革無法抵擋極權體制的碾壓。
到了元帝國中後期，所有專制體制的通病都開始爆發，腐敗揮霍遍地災禍橫行，爲了維持日益增長的財政開支，稅收也隨之急劇增加。到元中後期，稅額已經比元初增加了20餘倍。這使得帝國的經濟狀況開始惡化，民衆的不滿情緒日盛。爲了維護政權的穩定，軍費開支也越漲越高。而貴族官員人數的增加，也讓帝國的財政雪上加霜。此時的帝國政府只能通過加大紙幣的發行，來解決燃眉之急。
這是一個死循環。加大紙幣的發行量，必然帶來惡性的通貨膨脹，貨幣不值錢，民衆的不滿會更大，爲了維持統治，支出加大更會加劇財政的困窘。由於貨幣貶值，帝國政府不得不調整“公務員”及軍隊的工資，如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用至元鈔按中統鈔原俸發官俸，即增5倍，全年支出5億貫，僅此一次，就超出當年收入的一倍。
本來元朝統治者可以進行經濟緊縮，削減政府開支，鼓勵民間恢復生產，重建紙幣的信用。但權力的自負自私與虛妄，不允許正常手段存在，元帝國開始飲鴆止渴。他們一面動用紙幣的準備金“救急”，一面不斷加大紙幣的發行量。這種試圖將財政危機轉嫁給民衆的做法，反過來把自己推入絕地。
元帝國紙幣的最後一擊，恰恰應驗了劉秉忠當初讖語似的話：“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通脹加劇，紙幣信用掃地，民衆轉而選擇金銀，政府數度禁止又數度開禁。到了元順帝至正十年，鈔價暴跌，政府爲使交鈔與銅錢子母相權， 在發行新的“至正中統交鈔”的同時， 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錢鈔並用的結果，自然是民衆放棄紙幣的使用，而改用銅錢，這無疑更加劇了紙幣的貶值。改鈔法實行不久，物價上漲10倍，京師用鈔10錠還換不到1鬥粟，百姓視鈔如同廢紙。元朝政府的財政徹底崩潰。
此時，元帝國難以爲繼，唯滅亡一途。留下一首民謠爲之祭奠：“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縱觀宋金元三代的紙幣興衰，我們不禁感嘆，這三個帝國最終都陷入相同的災難之中，這災難都源自統治者無邊的權力與私心。當權力與私心超越了經濟與法律，且沒有任何制約時，再精巧的制度律法也抵擋不住專制權力的碾壓，任何創新都不堪一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