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本名睦仁，1852年11月3日-1912年7月30日)，出生于山城國，孝明天皇第二子，日本第一百二十二代天皇。
166年前，也就是公元1852年的1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出生。他是孝明天皇的第二位皇子。1860年，他被定爲儲君，並賜名睦仁。慶應三年(1867年)，在倒幕運動期間，孝明天皇突然死去，十六歲的睦仁繼承皇位。
此後近50年間，日本從落後封閉的封建國家，一躍成爲君主立憲制的現代大國。歐美數百年間的變化，在明治天皇在位的四十餘年中急速上演;後世日本的命運，在此亦有端倪。
“歷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要想對明治維新與現代日本獲得更深入的認識，不得不提及一個樞紐人物——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在位的45年中，歐美百年風潮迅速涌入，這是近代日本改革最爲顯著的時期，現代日本的命運已初見分曉。因此，日本人稱明治天皇統治時期爲“明治中興”，明治天皇也成爲維新時代的象徵。
明治天皇的一甲子，剛好與日本近代化從胎動、發生到坐大的全過程重合。在徹底掙脫了此前被列強強加的枷鎖之後，又反手把枷鎖套在了周邊國家的脖子上，完整演繹了所謂“打不過就加入他”的強者邏輯。而毋庸諱言，在這個閉環邏輯的推演進程中，明治天皇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小時候，我從《參考消息》上讀到過一個故事，類似於編舟記，說某國幾個語言學者致力於某太平洋島國瀕於滅絕的極小語種的搶救，準備編纂一本那個語種的辭典。但因爲整個“文明世界”幾乎沒有關於那個島國的資料，這種“編舟”的工作需從人類學調查開始，其艱難可想而知。經過學者們胼手胝足、前仆後繼的努力，終於在我讀到這個故事的那一年，由一家權威出版社推出了那部辭典。爲紀念這種曠世的學術勞作，辭典被命名爲《我們登上了不可攀登的山峯》。
不知爲什麼，當我讀完唐納德·基恩(Donald Keene)這本953頁的“板磚”的時候，悠然想起了那個故事——我當然不盡是在形容自己閱讀的艱苦，也是對這本人物傳記的評價。艱鉅的學術勞動與登山確實有一拼，都是定力的試煉。且一部卓越的傳記，不是一兩座山峯，而是峯巒疊嶂，險象環生，高潮迭起。而作者既是登山者，也是造山人。非如此，便不能給讀者以“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的迷人代入感。
緣起·評價
大約是1997年前後，唐納德·基恩積二十五年之功，終於完成了卷帙浩繁的《日本文學史》(十八卷)的寫作，在日美和國際學界贏得了崇高聲譽，被媒體譽爲“生命工程”(Life Work)。對此，基恩在談笑風生之餘，有自己的想法：“所謂‘生命工程’，是寫完最後一頁就死。可我還不想死，何不再練一個‘生命工程’呢?我身體不賴，頭腦未衰，想做一件此前未做過的事。”剛好出版社來問“接下來的工作”，基恩隨口答曰：“想寫本日本人的傳記。”不過，橫豎是一次挑戰，這次他想避開文學，尋求新的出發點——寫本歷史人物的傳記。
對寫過文學史的人來說，文學與歷史之間，並沒有一道鴻溝。基恩也喜歡平安朝和元祿時代，但最吸引他的，是日本史上最大的變革期明治時代。而關於明治文化和歷史的書籍雖汗牛充棟，但明治天皇這個“時代劇”主角中的主角，卻幾乎從未登場。權威的《不列顛百科全書》中，關於三船敏郎的條目有38行，三島由紀夫有79行，而明治天皇僅有區區8行。也許恰恰是這種“知識不對稱”的狀況，構成了基恩挑戰的動力，也成就了其學術野心。
在日本學領域，基恩很可能是最偉大的學者，不僅是當世的，其重要性也將超越史上的東洋學耆宿。他從不諱言自己的研究對象是“日本的一切”，而研究方法之圭臬，是一網打盡：只需翻閱一下書末逾百頁的註釋中所提到的英日文著作、論文，便不得不爲作者學術視野之廣袤而脫帽，僅宮內廳編纂的全十三卷、逾萬頁的《明治天皇紀》，便足以令人望而卻步，遑論其餘。其次，《明治天皇：1852—1912》是一部嚴格按照西方傳記文學的行業標準打造的人物傳記。惟傳主是長壽的帝王，且執掌國璽的時間剛好覆蓋了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這個日本與世界大變局的“長時段”(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語)，睦仁的教養和趣味、思想與決策，包括其與同時代各路精英和列國政要之間的互動，才超越了傳主自身的存在，而構成了一部恢弘且沉重的日本近代史，同時也是一部轉型文化史和世相史。
改元·帝王學
1867年(慶應三年)1月30日，孝明天皇駕崩。這位面對“黑船來航”的巨大壓力，爲了“公武合體”“攘夷”的政治理想，而與德川幕府和判藩纏鬥一生的君主，思想保守，放蕩而焦慮，死因有些蹊蹺，得年僅三十五歲。英國駐日外交官歐內斯特·薩道義(Ernest M. Satow)爵士在他的回憶錄《明治維新親歷記》中寫道：“他離開了政治舞臺，留下一名十五六歲的男孩作爲繼任者，我們無法否認，他死得恰是時候。”旁觀者清，薩道義的話，道出了老天皇無力應對的堅硬的時代矛盾。
2月13日，幼主睦仁登基，成爲新天皇。不過，因服喪的緣故，登基大禮在一年後的8月27日才舉行。同年9月8日，慶應改元爲明治。也是從明治天皇起，確立了“一世一元”(即一代天皇一個元號)制。“明治”的元號，取自中國《易經》，所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基恩認爲，頗合睦仁的治世性格。睦仁是孝子，長久地沉浸在對父皇的緬懷中，寫了四十餘首和歌，其中三首提到了天皇肩負的責任。從這時起直到生命結束，和歌幾乎是明治天皇宣泄個人情感的唯一途徑，據說一生創作了十萬首短歌。
睦仁繼位後，雖然圍繞日本的“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更趨緊張，但旋即捲入宮中爲他安排的選妃活動中。年輕的天皇也許是從父皇的英年早逝意識到某種龍脈延續的責任，似乎也樂於被捲入。
最有力的候補者，是權大納言、左近衛府將軍一條實良的妹妹一條美子。美子集容貌、家世和教養於一身：三四歲即誦讀《古今和歌集》，五歲詠短歌，十二歲而吹笙;能樂、茶道、花道，樣樣精湛;且從未生過大病，八歲時就打過天花疫苗，健康而敦厚，不啻爲理想的新娘，天皇自己也很中意。但有一個小問題：美子年紀比睦仁長了三歲，這個年齡差被認爲不夠吉利。不過由攝政親手將美子的生年從1849年改到了1850年，且在天皇接見她之前，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待睦仁的服喪期過後，1869年1月11日，舉行大婚。當日，美子便被指名爲皇后。
從美子留下的洋服裙裝看，她身長不高，但照片上則不顯。拜謁過皇后的外國人留下了一些記錄，無一不誇讚其驚人的美貌，說有種“凜然之美”。不僅人美，美子皇后的情商也極高，與天皇一生琴瑟和諧，感情甚篤，且在某些國務活動中，展現了卓越的社交才能。但美中不足的是，婚後方知：皇后不能生產。如果是在德川中期，說句極端的話，誰當天皇可能都無所謂，女性天皇也不是大問題。可在以天皇爲民族國家統合象徵的明治期，皇子皇女則是皇室“標配”。於是，側室應運而生——此乃後話。
因禁忌、避諱等原因，在日本學者的著作中，關於明治天皇的形象少有直接描繪。而外國人則基本無甚顧慮，把對睦仁的印象直接訴諸各種文本。據英國全權公使哈里·巴夏禮(Harry Parkes)爵士的隨行翻譯米特福德(A. B. Mitford)回憶：
未成年時的天皇嘴形不太好，顯得有些突下巴，但臉部輪廓很勻整。不過，他喜歡在臉上搽白粉，塗紅色或金色的口紅，剃掉眉毛並在上額上畫假眉，甚至染黑齒。走路的姿態也有些奇怪，看上去好像不是自個的腳似的。
這是因爲少年天皇深居於奧(即後宮)中，在女官的呵護下長大，天長日久，耳濡目染，從行爲舉止到步態也有些貴族女性化的緣故。不過，即位十二年後，當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將軍來訪時，青年天皇已出落成“型男”，舉止優雅從容。隨行的美國作家約翰·拉塞爾(John Russell Young)在手記中如此寫道：
天皇站在那兒，保持不動的姿勢。年輕，高挑，比普通日本人個子高，對我們來說，則是標準個兒。印象深刻的容貌，口脣令人想起哈布斯堡家族的血統。多肉的額頭有些窄，頭髮、脣髭和鬢須漆黑。在美國來說算是淺黑的膚色，由於髮色的緣故，顯得更黑。從表情上看不出任何情感流露，如果沒有那一雙黑閃閃的瞳孔的話，幾乎誤以爲是立像雕塑。
幼少期的睦仁，曾跟書道家有棲川宮幟仁親王習書法，隨文學者伏原宣明學漢文，素讀過《論語》《孝經》《中庸》《大學》等漢籍，加上《日本書紀》《神皇正統記》等日本古典。和歌是天皇的必修課。睦仁之喜愛和歌，在歷代天皇中無出其右，不僅是讀和寫，也頗瞭解和歌的傳統，精通《百人一首》《古今集》等經典。
不過，就教育內容本身而言，實際上仍是那個時代典型的貴族教育，與父皇乃至幾個世紀前的祖先相比，無甚大別，“儘管孝明天皇一直對西方侵略者憂心忡忡，但他並不認爲有必要讓兒子瞭解夷人的危險”。直到即位後，才增加了一些應對“動盪時代”的課程，如世界地理、世界史和科學，還有德語。爲了讓從小跟女官生活的睦仁改掉身上的“娘炮”氣，又追加了騎馬課。睦仁原本就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對語學缺乏興趣，故德語的學習未能持續。最投入的是騎馬——簡直是過於投入，乃至隔天一騎的節奏，令侍從們感到有課業荒疏之虞，遂壓縮至每月六次。
1871年(明治四年)，原熊本藩主細川護久的老師、傑出的朱子學者元田永孚來東京提交藩知事對朝廷的建白書，旋即留在宮中，成了事實上的太傅，侍奉天皇到死。元田是啓蒙思想家、日本近代化“總設計師”橫井小楠的弟子，作爲不世出的儒學者，頗得恩師的實學真傳。所謂“實學”，現在說來，好像專指那些與理論、哲學等抽象知識相對應的，諸如工程、醫學等“實際的學問”。但在元田時代，則有不同的含義。其定義可追溯到朱熹，後經橫井小楠廓清，其內涵進一步清晰化，一言以蔽之，就是經世致用之學。用基恩的表述，“與一些儒家學者的抽象思考相比，這種哲學非常適合現代國家的統治者”。所謂“知易行難”，與知識本身相比，能將其內化並付諸實行，纔是儒教的本意。
在時人眼中，元田其人可能只是一介保守主義者，但在明治天皇及其近侍的心目中，則是使“君德大成之苦勞者，是明治第一功臣”。推崇至此，可見睦仁對實學之看重。事實上，正是元田入宮之後，睦仁的教育才從一般的貴族蒙學轉向了帝王學。基恩當然知道，睦仁“明顯不是一名知識分子”，但他在系統考察了天皇一生事功與行止及同時代人對其評價之後，得出的結論，是《論語》中的一句話：“剛、毅、木、訥，近乎仁。”而元田所授之犖犖大者，基恩認爲有二：義務感與克己心。
義務感·克己心
睦仁在京都的御所里長大，第一次走出御所是在元服(成人式)之後，去了作爲幕府象徵的二條城出席朝議，商討討賊事宜。即位大禮過後，1868年9月20日，天皇一行逾3300人的大部隊踏上了東京“行幸”之途，沿東海道東上，一路對老病困厄者施捨撒錢，所費甚巨，確也起到了收拾民心之效。對天皇來說，則是一連串“零的突破”：在靜岡的潮見阪，第一次見到大海，也是有史以來，天皇與太平洋的初次“照面”。天皇靜默不語，木戶孝允則大聲說：“從今天開始，帝國的榮耀將光照四海。”第一次仰望富士山，內心激動難抑，乃至抵東京之前，便命近侍們詠和歌以表達心情。過熱海時，天皇走下神輿，好奇地看農人們收割稻子;在箱根看當地的名射手獵野鴨;在大磯時，看漁人拉網……從品川進東京城後，爲東京市民佈施三千樽清酒，發放錫製得利(酒壺)和魷魚乾，摺合黃金約一萬五千兩。讓市民休市歇業兩天，以誌慶祝。一行在東京滯留兩個月後，“還幸”京都。
翌年春，再度“行幸”時，便事先佈告，奉行簡素方針，謝絕一切歡迎儀式，沿途見百姓安居樂業，並無驚擾，一行人低調進城。二次東京“行幸”後，天皇八年未回京都。不僅皇居，多數政府機構和外國公館也都遷到了東京。但天皇惟恐京都的市民傷心，對遷都事宜不予正式公佈，卻對回京都不復稱“還幸”，而是以遷都前意指從御所外遊的“行幸”稱之。以如此某種“曖昧”的方式體恤故鄉子民的護都之情，用心可謂良苦。
與在御所和皇居中的日常執務生活相比，巡幸頗艱苦。在野外宿營地睡覺時，會遭大羣蚊蟲襲擾。可說服天皇進蚊帳，卻是一件費口舌之事。因爲睦仁想借機體驗一把沒有蚊帳的民衆的生活：“像貴族那樣躺在舒適的蚊帳中，就難懂子民們的心情。沒有蚊蟲侵擾的巡幸，不是真正的巡幸。”
對此，基恩評價道：
“巡幸的目的何在?要我說，其實首先是爲了天皇的教育。孝明天皇可以說幾乎不瞭解日本，也沒興趣瞭解。即使有憑自己的意志走出御所的時候，充其量也就是到賀茂神社和石清水八幡宮一類的地方，做一番祈願攘夷的‘巡幸’罷了。”
而睦仁巡幸則要頻密得多，從北海道到四國、九州，歷時之長，路線圖之廣，在天皇史上是空前的。基恩認爲，這是出於天皇的義務感——做自己認爲該做的。
睦仁自即位以來，始終堅持出席內閣會議，從開始到結束，一次不落。盛夏時節的閣議，溽熱難當，但睦仁從未表現出絲毫的不耐煩。偶爾在會後把議長叫來，就某個問題提出質詢。但在開會時，他只是坐在那兒聽，並不發言，更不會打斷大臣的發言。因爲他覺得出席閣議，是自己的義務。
除了出席閣議外，他認爲天皇還應該就某些重大戰略決策召開御前會議。明治天皇肯定是召集御前會議最多的天皇，僅在甲午中日戰爭中，便開過九十餘次。一個對比是昭和天皇裕仁，據說只親自召集過兩次御前會議。
甲午戰爭時，睦仁前往廣島，親自坐鎮大本營，長達七個月。侍從們爲天皇身邊長期無人照顧而深感不安，提議叫女官或皇后過來，被天皇拒絕：“那些第一線的士兵們有妻子陪伴嗎?”數月後，美子皇后終於被恩准來到廣島，且帶來了一羣女官，其中包括天皇最寵愛的兩名側室。在廣島逗留期間，皇后就下榻在大本營後面的公寓中。但在近一個月的時間裏，天皇都未曾去看過她。不過，在她離開廣島前的最後時日，天皇到底還是和她團聚了：“一天晚上，天皇得空去看望皇后。從那以後，天皇夜夜都去那裏，次日早上纔回到帝國大本營。”
基恩還注意到，明治天皇有強烈的克己心，他不會像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那樣，過度自我宣傳，巡幸之處，必建銅像。明治天皇直到駕崩，也未建過自己的銅像。這點確實有些不可思議：在東京上野公園、靖國神社等公共場所，到處立有明治期“英雄人物”的銅像，但從未見過明治天皇的塑像，紙鈔、硬幣和郵票上也未見其容。基恩覺得，“日本國民對明治天皇的尊敬之念，是在他長期治世的過程中自然培養的一種感情”。
立憲·流變
明治天皇統治伊始，頒佈《五條誓文》，號召天下“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無論誓文出臺的背景如何，實際上都具有一種天皇承諾的意味，即開設議會，國政在憲政的框架下運作。但這種立憲承諾，說白了，無非是皇國統治者對臣民自上而下的許諾，既無推進路線圖，亦無限制王權、擴大民權的硬約束，類似於“拍胸脯”。其間，雖經歷過波瀾壯闊的自由民權運動等社運的推動，但仍難以撼動“有司專制”的堅硬現實。
應該說，政府不是沒有壓力，但壓力主要在外而不在內：列強的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一日不廢，日本便無“獨立”可言。就條約改正問題，1871年12月，日本派出了由右大臣巖倉具視爲全權大使，以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爲副使的超豪華陣容遣外使節團，巡訪歐美諸國，歷時近兩年。但預期目標的修約問題幾乎無從談起，使節團被迫中途修正計劃，變成了對列國社會政治狀況和產業發展情況的考察，一行人鎩羽而歸。
正攻不靈改佯攻。1883年(明治十六年)11月，外務卿井上馨攜年輕美貌的夫人井上武子主持了鹿鳴館的落成典禮。鹿鳴館坐落於東京市中心日比谷(今法務省舊館)，是政府傾國力而建的迎賓館，旨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西餐、雞尾酒加軍樂隊和化裝舞會的形式，對列強展開軟實力外交(所謂“鹿鳴館外交”)。這座取名自中國《詩經·鹿鳴》的古典主義風格建築，由英國建築大師喬賽亞·康德(Josiah Conder)設計，耗資甚巨(總耗資18萬日元，外務省辦公大廈才4萬日元)，美輪美奐，被看成是明治期洋化運動的集大成作品。
1886年6月，明治天皇在樞密院會議上審議憲法草案，右側站立者爲伊藤博文。聖德紀念繪畫館，五姓田芳柳繪。
以井上馨爲代表的洋化派天真地以爲，鹿鳴館的夜夜笙簫，定能軟化洋人，最終達成終結治外法權的“悲願”。一時間，鹿鳴館成了風尚的代名詞。但是，日人真誠的文化公關，並未取得多大實效：
鹿鳴館這一交際場所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不平等條約的結束，很值得懷疑。與日本人的期望背道而馳的是，對於日本人爲證明其能夠輕鬆自如地掌握像歐洲人那樣行爲舉止所做出的努力，參加舞會的歐洲人不爲所動。事實上，他們發現身穿昂貴外國服飾的日本男女看起來很有趣，甚至很滑稽。
結果，除了浮世繪中冒出一批前所未有的舞踏會題材的作品之外，無非多了幾部用法文、英文出版的小說而已。前者基本是日本繪師對洋化運動的正面描寫，而後者則清一色是“辱日”之作，有些很露骨，稱那些身穿燕尾服、鯨骨裙的洋範兒東洋男女爲“猴子”“狒狒”。
在鹿鳴館外交黯然收場後，明治政府的戰略腳步才終於踩到了正點上——立憲開始加速。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11日(即神武天皇即位之日)，明治天皇在供奉着“三神器”之一八咫鏡的宮內賢所頒佈了《皇室典範》和《帝國憲法》。發表敕語後，天皇象徵性地將《帝國憲法》交給總理大臣黑田清隆，此舉旨在表明是“吾皇賜憲與日本”。在同一天頒佈的詔書中，天皇宣佈將在1890年召開議會，憲法將於召開議會的當天生效。
明治憲法雖然是一部天皇主權的“欽定憲法”，有天然的缺陷和程序錯誤，但的確是亞洲國家中最先進的憲法，標誌着日本成爲立憲國——儘管距《五條誓文》中的立憲承諾已經過了一代人的時間。緊接着，在明治憲法的框架下，僅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便先後出臺了五大法典，即《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出版了《六法全書》。
從後往前看，無論以何種標準來衡量，明治中期立法精英們的努力都值得評價：這些在當時看來，完全與日本的傳統絕緣，用“拿來主義”的方式，在從德法等國照搬的框架上構築的法律體系，像一件鬆垮肥大的外套，硬是套在了日本的身上。但隨着其後產業社會文化的發展，日本的體格逐漸發育，竟奇蹟般地適應了外套的尺寸，全無違和感。乃至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除了憲法和刑法外，其它幾種法律的基本架構仍在沿用。對此，法學家川島武宜評論道：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明治期氣勢恢弘的法典體系與鹿鳴館一樣，是日本“文明開化”的裝飾，後進國日本的裝飾。不過，法典的起草者們，顯然基於對未來國家與社會的預測，認爲隨着日本生活的變化，這些法典總有一天會變得合乎實情，順理成章。
事實證明，以“舉國體制”傾力打造、上流社會總動員的鹿鳴館外交未能做到的，“外套”做到了。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英國率先廢除了治外法權條款。接下來，列強紛紛仿效英國，逐漸撤廢，到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即明治天皇駕崩的前一年，全面廢除。至此，“安政五國條約”以降，日本頭上被套了半個多世紀的“緊箍咒”，終於消失了。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此乃日本以成爲列強而徹底擺脫列強控制的標誌。
不過，問題也來了：司法體系的外套一旦成了自個的，便鬆緊不由人，鈕釦繫到哪一顆，也基本是自己說了算。如果說，外套剛被人套上身之初，因鬆垮，體格尚未完全適應，還多少有些緊張，爲在人前顯得不那麼逛蕩，非得繫上從上到下每一粒釦子的話，越到後來，活也變得越來越糙了。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5月11日，訪日的俄國王子尼古拉二世在琵琶湖畔的大津街道上遇刺受傷，被送往京都。刺客是當地警察津田三藏，當場被捕。正值日俄關係高度敏感時期，明治政府很怕事件會引起連鎖反應。天皇第一時間趕赴京都探望，深夜抵達王子下榻的酒店，吃了閉門羹，並不氣餒，翌日一早又去拜訪，並向王子保證“將立刻嚴懲兇手”。圍繞兇手津田的判決問題，皇室、內閣與大審院之間展開了一場攻防戰：
元老和大臣們一致認爲，除非處決津田，否則無法對俄國交代，後果將不堪設想。至於罪名，他們主張採用《刑法》第116條：凡企圖加害天皇、皇后或皇太子者，一律處以死刑。唯一的問題是，這條是否適用於外國皇室成員。5月12日，總理大臣鬆方正義和農商大臣陸奧宗光緊急會見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鄭重警告他，“傷害俄國民衆的感情將造成大患”。但兒島堅持不適用《刑法》第116條的立場，而力主以第112條和229條中規定的普通殺人未遂罪來審判。5月20日，兒島率大審院一行法官到御所求見天皇，並接詔書，曰：“今次露(俄)國皇太子之事，應注意速處理。”
對天皇詔書的多重解釋空間又引發了新一輪拉鋸戰。兒島力排衆議，頂住內閣的巨大壓力，堅守法律立場：
法官也只是遵照天皇的旨意行事。採用第116條將違反刑法的規定，違背憲法，在日本歷史上留下一個千年都無法擦塗的污點，並且還會褻瀆帝王的美德。此外，這還會給法官留下不公正、不誠實的惡名。
5月25日，大審院毅然作出判決：判處津田三藏無期徒刑。津田被送往北海道監獄，1891年9月30日，死於肺炎。
然而，這種對“法治”的堅守，並沒有維持多久。1909年10月26日，天皇的左膀右臂、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準備就“日韓合併”問題，與俄國財政部長可可夫切夫(V. N. Kokovtsev)在東清鐵路哈爾濱車站會談，結果遭到韓國志士安重根行刺。安開了六槍，其中三彈命中要害，伊藤三十分鐘後氣絕身亡。據說，當他得知刺客是個韓國人時，說的最後一句話是：“這該死的蠢貨。”
很快，安重根被引渡給日方，囚於旅順的日本監獄。安重根極富人格魅力，博覽羣書，很會演講，贏得了包括檢察官和典獄長在內的周圍日人的同情和尊敬，待遇頗好，乃至安在獄中撰寫了自傳，系統闡述自己的民族主義革命理念。安長於書法，字不論大小，遒勁豪放，自成一體，曾爲獄卒們寫過五十多枚條幅，落款均爲“於旅順獄中大韓國人安重根書”。其中一張寫着“一日不讀書，口中生荊棘”，正是其人生寫實。
審訊結束後，檢察官溝淵孝雄親自給他遞香菸，並在隨後的閒聊中安慰安說：“按照你剛纔說的話，顯而易見，你是東亞義士。我相信，不會對義士判死刑的。你無需擔憂。”應該說，彼時，至少在法律界司法專業人士的心目中，十年前“大津事件”的案例猶在，對法治的理想尚未熄滅。
可是，形勢卻急轉直下，“儘管溝淵再三讓安重根放心，但判決已經事先定好了。2月14日，安重根被判處死刑”。而且，判決不是由法庭上的法官、陪審官們做出的，“而是來自外務省”。安重根沒有上訴，但請求推遲兩週執行，以便完成《東洋和平論》的寫作，遭法庭拒絕。安被處刑後，典獄長慄原貞吉沮喪、失望至極，遂辭去公職，從滿洲回到了日本家鄉。
1911年1月18日，在對所謂“大逆事件”的空前規模的審判中，包括著名左翼知識分子幸德秋水在內的二十六名被告中，二十四人被判處死刑，其餘兩名判監禁。翌日，天皇下御旨，予以“恩赦”：二十四名被判死刑者中的十二名改判無期徒刑，但另外十二名維持原判，其中包括幸德秋水。幸德與事件無關，是檢察官和法官們當時就掌握的事實。但在令人窒息的時代空氣中，言論空間收緊，法治後退，幸德秋水和他的小夥伴們終於成了犧牲。
立憲後僅一代人的時間，大審院的大法官們便從曾幾何時不惜對抗內閣皇室的自信滿滿，墜落到只能奉御旨簽字畫押的存在，令人唏噓，是時代的悲劇，也是法治的悲哀。這時，睦仁的身體已大不如前，感到來日無多了。
性情·怪癖
如果從公、私兩面來透視明治天皇像的話，我們可以說：作爲“公人”的天皇克己奉公、高度自律，是極富卡里斯瑪的政治領袖，近乎“道德完人”。這一點，從國民的評價和曾拜謁過其本人的外國人的回憶錄中，都能得出這種結論;而作爲“私人”的睦仁，則是一個性情中人，多少有些怪癖，以一般日人的標準來看，甚至有相當“怪咖”的一面。
大概是從小在內陸城市京都長大的緣故，睦仁討厭生食，極煩刺身，絕對不碰海魚，喜歡河魚。對紅肉，則來者不拒，牛羊肉均喜食。如果說這些飲食習慣是典型的老京都範兒，尚能理解的話，那麼他身上其它趣味，簡直很“反日本”了：如不喜歡花，每年櫻花時節，儘可能不去賞花;如不喜歡洗澡，沒那麼愛清潔，在夏天以外的時間，從來不泡浴盆，等等。睦仁愛酒，終生不渝，且喝必大酒，喝到深夜甚至天明也不在話下。後德國醫師見他過於貪杯，勸他不妨少飲日本酒，改喝葡萄酒和香檳。睦仁採納，但隨後又愛上了後兩種。山縣有朋頗擔憂，勸他節制，至少夜裏不要喝。美子皇后也寫有勸宥陛下酌量的和歌。
極端討厭攝影，終生只拍過兩幀照片，均是在二十歲之前。有一幀見諸各種傳記和政府公關冊子的“御真影”：身着統帥服的天皇，右肘置於桌上，帽子放在手邊，左手握日本刀柄，鬚髮漆黑，目光炯炯……但其實那不是攝影，而是宮廷僱傭的意大利畫師愛德華多·吉歐索尼(Eduardo Chiossone)的寫生作品，一幅具象繪畫——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一次宴會上，隱身於隔扇後面的洋畫師對天皇的速寫。
天皇生活可以說相當節儉。居所與一般華族沒什麼不同，穿帶補丁的軍服，靴子也拿出去修理過，用筆毫都禿了的毛筆寫字……最大的奢侈是喜歡用留聲機聽音樂，唱片基本都是軍歌。晚年又迷上了看電影。不過，生活中也有矛盾的地方。據近侍日野西回憶，天皇喜歡鑽石。而最愛的是法國香水，三天就用一瓶。
睦仁很介意自己的體重，甚至到了有些神經質的程度。他過去喜歡讀報，包括幾種外國報紙，也會瀏覽一下標題。但1887年(明治二十年)，有一份報紙上寫“天皇的體重超過二十貫(約75公斤)”，他認爲是故意編排他，便不再讀報了。還寫了首和歌杯葛報紙，算是報復。
可也是怪事：如此介意體重的人，竟無視自身的健康，且討厭醫生——不是諱疾忌醫，而是根本就不在乎，更不配合治療。睦仁晚年，受糖尿病、慢性腎炎、肝炎、腸胃炎、腳氣症等多種疾病的困擾。他的眼睛和牙齒都出了問題，看遠處費勁，吃東西時很小心，絕不碰硬東西……卻儘量避免看醫生。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夏，猛署。一天晚餐時，天皇照例喝了兩杯葡萄酒，突然感到眼睛有點花，身子從椅子上滑下來，躺到了地板上，隨後就陷入了昏迷。日本報紙紛紛以號外報道了天皇危篤的消息。7月30日零時四十三分，天皇駕崩，直接死因是心臟衰竭。享年六十歲。
駕崩當日，子爵藤波言忠在獲得皇后的恩准後，首次、也是最後一次測量了天皇的身長：五尺五寸四分，約合一百六十七公分。考慮到天皇的年齡，他早年應該更高一些，在彼時的日本，算得上身形魁梧。但也許是出於對天皇生前忌諱的尊重，無人提出測量體重的請求。
《徵韓論之圖》，楊洲周延所繪。左上巖倉與有棲川宮之間應是明治天皇。神奈川縣立博物館藏。
國運·歷史
天皇出生於京都，也愛京都。但礙於身份，長年不得歸省。他生前曾對西園寺公望說：“朕喜京都，故不能訪京都。”駕崩後的天皇，魂兮歸來，葬於京都南郊的伏見桃山。
愛德華多·吉歐索尼所繪的明治天皇像。
明治天皇的一甲子，剛好與日本近代化從胎動，到發生、生根、坐大的全過程重合——從偏安於太平洋一隅的“蕞爾小國”，豹變爲不可一世的帝國。在徹底掙脫了此前被列強強加的枷鎖之後，反手又把枷鎖套在了周邊國家的脖子上，完整演繹了所謂“打不過就加入他”的“強者”邏輯。而毋庸諱言，在這個閉環邏輯的推演進程中，人間天皇明治大帝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是耶非耶，既見仁見智，也關乎立場，既是國運，也是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