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本名叫馬克西米連·弗朗索瓦·馬裏·伊西多·德·羅伯斯庇爾出生於1758年5月6日-1794年7月28日逝世，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家，雅各賓專政時期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他曾是1789年法國三級會議、國民議會代表和雅各賓俱樂部的成員，主張男性普選權及對常見食品實施價格管制，並於1794年成功的在法國殖民地廢除奴隸制。受到18世紀啓蒙時代知識分子盧梭和孟德斯鳩等人的影響，羅伯斯庇爾走左派資產階級路線，反對去基督教化。他堅定地遵守和捍衛他的主張，在當時一度贏得了“不可腐蝕者”的綽號(法語：l'Incorruptible)。法國曆史學家亞伯特·麻階在20世紀20年代把羅伯斯庇爾的名聲推至頂點，將他塑造成窮人和被壓迫者的辯護人、保皇黨和腐敗政客的敵人、法蘭西共和國的守護者。
但實際上羅伯斯庇爾是一個譭譽參半的人物。在他被政治盟友喬治·丹敦提名爲握有重權的公共安全委員會委員後，他在1793年3月鎮壓了左翼的埃貝爾派。主張處決國王路易十六的也是他。連走溫和路線的喬治·丹敦也被他指控腐敗，導致丹敦在1794年4月5日遭處決。同年7月27日熱月政變發生，次日羅伯斯庇爾被逮捕處決，反雅各賓派政客掌權，視羅伯斯庇爾爲恐怖統治的元兇。至今羅伯斯庇爾的地位仍然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們激烈辯論的議題。
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出生於阿拉斯，舊法蘭西亞多亞省，在現今加萊海峽省。他的家族可追溯到12世紀皮卡第地區;他的父系祖先17世紀初曾在阿拉斯附近的卡爾萬鎮作過公證員。有人認爲，他是愛爾蘭後裔，他的姓氏可能是“英語：Robert Speirs”，傳訛爲“Robespierre”。喬治·亨利·劉易斯(英語：George Henry Lewes)，最有名的羅伯斯庇爾傳記作家 歐內斯特·哈默(法語：Ernest Hame)，儒勒·米什萊，阿爾方斯·德·拉馬丁和希萊爾·貝洛克(英語：Hilaire Belloc)都引用這一說法，雖然沒有什麼直接證據。
他的祖父，也叫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在阿拉斯作爲一名律師。他的父親弗朗索瓦·巴泰勒米·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法語：François Maximilien Barthélémy de Robespierre)，也是亞多亞行政法院的律師，1758年1月2日和釀酒商的女兒賈桂琳·瑪格麗特·軋倭(法語：Jacqueline Marguerite Carrault)結婚。
馬克西米連是4個孩子中的長子，父母婚禮4個月後出生的。1764年7月7日，羅伯斯庇爾6歲時，母親因難產去世，父親隨後離家出走，到處遊歷，1777年11月6日死於德國慕尼克。孩子們被他們的父親家的阿姨尤拉麗和亨麗埃特·德·羅伯斯庇爾(法語： Eulalie and Henriette de Robespierre)帶大。
8歲時已經識字，馬克西米就讀法蘭西學院阿拉斯(中學)。1769年10月，獲得阿拉斯當地主教的推薦，羅伯斯庇爾進入巴黎路易大帝高中就讀。羅伯斯庇爾在那裏學習，直到23歲，他接受的訓練成爲一名律師。在他畢業時，他因十二年學業成功示範和個人的良好行爲獲得了600裏弗爾的特別獎勵。
在學校裏他學習並嚮往羅馬共和國的理想和西塞羅、小加圖等經典人物的修辭學。他的同學包括卡米爾·德穆蘭和路易斯-瑪麗·斯坦尼斯·弗雷隆(英語：Louis-Marie Stanislas Fréron)。在這段時間，他也閱讀了瑞士知識分子盧梭的著作並接受他的許多主張。羅伯斯庇爾受“德性自我”理想的激勵，是隻伴隨着他良心的代表人物。
1775年國王路易十六加冕後不久，參觀路易大帝高中。17歲的羅伯斯庇爾作爲一個獲獎的學生，由500名學生中被選出來發表歡迎國王的演講。也許是由於下雨，王室夫婦在整個儀式留在他們的馬車廂中，並在儀式完成後立即就離開了。然而，H.洛亞(法語：ers)在他的羅伯斯庇爾(2014年)最後傳記，證明該事件可能不會發生在1775年，不是1773年就是在1779年。
1780年從法學院畢業，1781年獲得法學士學位。
早期的政治
在他已經是成年人的時候，甚至有可能更早，對羅伯斯庇爾的政治思想影響最大的是盧梭。羅伯斯庇爾的革命品德和他對構建政治主權提出直接民主制的計劃的觀念是來自盧梭;他對這些理想的追求，終於讓他在雅各賓共和國獲得“廉潔”的稱謂。羅伯斯庇爾爾相信法國人民本性善良，有能力推進國家共同的福祉。
羅伯斯庇爾完成法律課程後，獲准在阿拉斯執行律師業務。1782年3月，阿拉斯主教路易·弗朗索瓦·馬克·萊爾德·辜紀(法語：Louis-Hilaire de Conzié )，任命他爲阿拉斯教區的刑事法庭五名法官之一。這一任命並沒有阻止他在律師事務所執業，因爲他早期反對死刑而對管轄死刑案件不適應，他很快辭去這項工作。他很快成爲了一個成功的律師並根據他信奉的原則，選擇代表窮人。在庭審聽證期間，他常被稱爲主張啓蒙運動理想和人類自然權利的倡導者。後來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廣泛閱讀，並且也關注普遍性的社會議題。在阿拉斯他被視爲最優秀的作家和最受歡迎的年輕人之一。
1783年12月，他被選爲阿拉斯學院的成員，他定期參加會議。1784年，因爲他質疑親屬是否應該分擔罪犯的恥辱的論文，他被授予梅斯學院的勳章。他和巴黎的律師和記者，皮埃爾·路易·德·拉克雷泰爾(英語：Pierre Louis de Lacretelle)，分享這份獎賞。他在後來發表的許多論文沒有那麼成功，但羅伯斯庇爾他在阿拉斯的文學和音樂社會享有高知名度。在其他會議場合結識了拉扎爾·卡諾，後來成爲他公共安全委員會的同事。
從三級會議到制憲會議
1788年，法國面臨經濟政治危機，要求召開三級會議的呼聲不斷。他參加了法蘭西省級政府該如何選出代表的討論，羅伯斯庇爾發表了《致阿圖瓦人民書——論改革阿圖瓦三級會議的必要性》(按當時的區劃阿拉斯屬於阿圖瓦郡)，敘述中世紀以來當地三級會議歷史，如果按由以前省級莊園成員選舉模式再次被通過，新的三級代表並不能代表法蘭西人民。他論述說明了這個議題，使他能有機會參與這個新選舉程序，因而使改變君主制度的政策成爲可能。隨後，國王路易十六宣佈各省新的三級代表選舉，使得羅伯斯庇爾取得第三等級代表的職位。
路易斯-利奧波德·渥伊(英語：Louis-Léopold Boilly )，約在1791年所繪的羅伯斯庇爾畫像,(里爾美術宮)
雖然自治體的領導成員選舉產生了，他們的主要對手羅伯斯庇爾也成功當選。在管轄區(英語：Bailiwick)立法議會，競爭仍然是劇烈的，羅伯斯庇爾已經開始以“(阿拉斯，1789)鄉村居民意見”(法語：Avis aux habitants de la campagne)做爲他政治競選標誌。雖然只有三十歲，比較窮困，缺乏贊助，他獲得管轄區選民的支持;而且，他獲選爲亞多亞第三等級的第五名代表。1789年5月離開阿拉斯。當羅伯斯庇爾到達凡爾賽宮，他是比較不爲人熟知的，但他很快就成爲1789年6月17日組成的國民議會代表，然後在1789年7月9日轉化爲制憲議會。雖然制憲議會本身擔任制憲的任務，羅伯斯庇爾由省級律師和富人資產階級的集合代表轉變成爲巴黎人民。在三級會議及制憲會議期間共發言276次，在代表中排第20位。他在制憲議會上經常發表演講，表達很多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憲法條款的想法獲得巨大成功。他在演講中支持男性公民普選權、反對國王否決權、支持廢除奴隸制和死刑，反對新聞審查。
他的提議很少被採納，但迅速爲他在全國贏得了極高聲望，他最終被認定爲僅次於熱羅姆·佩蒂翁·德·維爾納夫---成爲最左翼小團體的領導者;奧諾雷·米拉波輕蔑地稱他們爲“三十歲的聲音”。
雅各賓俱樂部
羅伯斯庇爾很快就參與憲法之友協會(法語：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最終被稱爲雅各賓俱樂部。最初只是由來自布列塔尼的代表組成。在大會搬到了巴黎後，俱樂部也開始接受各種各樣的巴黎資產階級領導者成爲會員。隨着時間的推移，許多智能工匠和小店主都成爲俱樂部的成員。這樣的成員，使羅伯斯庇爾找到了一羣意念相合能共鳴的聽衆。由於1789年，巴黎較富裕的資產階級和右翼代表，雅各賓有影響力的老領導人物如安託萬·巴納夫、阿德里安·杜波爾爾(英語：Adrien Duport)、迪波爾和亞歷山大-西奧多-維克多·拉默伯爵(英語：Alexandre-Théodore-Victor,comte de Lameth)發現他們的影響力逐步的減弱，因而離開俱樂部。當他們對革命的進展感到震驚，在1791年成立了斐揚俱樂部，由拉法耶特侯爵及米拉波伯爵領導，成爲立場保守右派的君主立憲派。當時雅各賓俱樂部立場偏左，包括羅伯斯庇爾和他的朋友，逐步取代成爲雅各賓俱樂部的主導力量。
埃萊奧諾雷·低普勒(英語：Éléonore Duplay)自畫的粉彩畫像，收藏於卡納瓦雷博物館
1791年5月15日，羅伯斯庇爾提出並實施一個動議，國民制憲議會代表不得成爲以後成立的國民立法議會代表。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和王室成員企圖潛逃，隨後在瓦雷內被逮捕，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宣佈自己“既不是君主主義者，也不共和主義者”(法語"ni monarchiste ni républicain")。但是，這一立場很不尋常;因在這個時間點上幾乎沒有人公然承認擁護共和政體者。制憲會議決定宣佈路易十六無罪後，他起初支持科德利埃俱樂部在練兵場舉行抗議請願，但隨後說服雅各賓俱樂部撤回支持。7月17日的練兵場慘案後，以拉法耶特爲首的君主立憲派和雅各賓俱樂部徹底決裂，羅伯斯庇爾成爲雅各賓派的領袖之一。
1790年，他住在聖東日街(英語：rue de Saintonge)9號;在當時這是杜樂麗花園一個偏遠地區。然而，1791年7月17日練兵場慘案之後，因爲擔心他的安全，爲了更接近議會和雅各賓派，羅伯斯庇爾搬到居住在聖奧諾雷路一個傢俱工，他的熱情崇拜者，莫里斯·低普勒(英語：Maurice Duplay)的房子居住。羅伯斯庇爾，除了兩個很短的期，一直住在這裏直到他去世。事實上，根據他的醫生約瑟夫·蘇逼阿逼阿拉(英語：Joseph Souberbielle)，約阿希姆·威拉特(英語：Joachim Vilate )，革命法庭陪審員，和他房東的小女兒嫁給一般安全委員會的菲利普·弗朗索瓦·約瑟夫·樂巴斯(英語：Philippe-François-Joseph Le Bas)，都證實他和房東主人的長女埃萊奧諾雷·低普勒(英語： Éléonore Duplay )訂婚。羅伯斯庇爾的妹妹稱，莫里斯·低普勒的妻子希望把大女兒嫁給了他，但這個希望從來沒有實現的機會。羅伯斯庇爾被處決後，埃萊奧諾雷·低普勒終身未嫁。
反對與奧地利開戰
1791年9月3日，制憲會議通過憲法，30日會議解散。9月30日，制憲議會解散，巴黎人民企圖提名兩個廉潔的愛國者，佩蒂翁和羅伯斯庇爾，表揚他們堅持純潔原則，簡樸的生活方式及他們拒絕賄賂。
由於羅伯斯庇爾的提議，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原制憲會議成員不能參加新成立的國民立法議會選舉。隨着議會解散，他回到阿拉斯進行短暫訪問，在那裏他受到凱旋似的接待。在11月，他回到巴黎就任巴黎檢察官的職務。
在此期間，奧地利和普魯士組成了第一次反法聯盟，戰爭的陰雲籠罩着法國。羅伯斯庇爾返回巴黎後起先也擁護吉倫特派的好戰立場，但隨後改變了看法，從12月初起與雅克·皮埃爾·布里索展開了長達數月的激烈辯論。除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表演講外，他還創辦了《憲法保衛者報》表達自己的觀點並駁斥雅克·皮埃爾·布里索等人向歐洲輸出革命的說法，指出外國民衆不會熱情地歡迎侵略者。
1792年2月，吉倫特派在國民立法議會領導人之一的雅克·皮埃爾·布里索，呼籲懲罰逃亡貴族，敦促法蘭西應該對抗向奧地利宣戰。國王和王后希望依靠外國勢力恢復昔日的王權，也同樣積極支持法國表現出強硬態度。讓-保爾·馬拉和羅伯斯庇爾反對他的提議，因爲他們擔心黷武政治的影響，可能使政治局勢反轉有利於反對勢力。羅伯斯庇爾爾還確信，國內的穩定更爲重要;他的這個反對激怒吉倫特派原先被預期的盟友，對戰爭的態度成了派別之間最大的爭論點。羅伯斯庇爾反駁，“革命戰爭，必須用作於從不公正的暴政解放國民和奴隸，不是爲捍衛王朝和擴大邊界的傳統原因......”。羅伯斯庇爾的確認爲，這樣的戰爭可能只有利於反革命勢力，因爲這正是反對人民主權者所期望的。凱撒風險是明顯的，在戰時將軍的權力以普通士兵犧牲的代價得到擴張，國王和朝廷權力擴張以國民立法議會爲代價。這些危險不容忽視，他提醒他的聽衆，“......歷史上在困擾時期，將領們往往成爲他們國家命運的仲裁者。”
羅伯斯庇爾警告說，對抗由戰爭所產生的獨裁威脅，表明在以下說法(1791)：
羅伯斯庇爾還認爲，武力不是傳播革命理想的有效或合適的方式(1792)：
1792年4月，羅伯斯庇爾辭去他正式取得的凡爾賽宮公訴人職務，但從來沒有就任，因由2月起，開辦了雜誌，《憲法保衛者報》(法語："Le défenseur de la constitution")。該雜誌擔任多種用途：打擊王室朝廷在公共政策的影響力，爲吉倫特派領袖對羅伯斯庇爾的指責辯護，也爲巴黎和超越更廣泛的人民羣衆的經濟利益發聲。
國民公會
當1792年4月20日立法議會對奧地利宣戰，羅伯斯庇爾便致力於減少軍官階層、將軍和國王的政治影響力。當主張普通士兵福利的同時，羅伯斯庇爾發起新的訴求，以緩和由貴族軍官階層對高等軍事學院的把持;與其他雅各賓派一起，他還敦促創建民兵保衛法國。這些情緒反映了包括馬賽俱樂部在內的更激進雅各賓派的觀點，他們在1792年5月和6月寫信給佩蒂翁和巴黎的人民，“在這裏和土倫，我們討論過組成10萬人縱隊的可能性，以掃除我們的敵人......巴黎可能有需要幫助。動員我們!”
在戰爭初期，由於法國軍隊遭受了慘敗和一系列倒戈，羅伯斯庇爾和丹東擔心由拉法耶特侯爵領導軍事政變的可能性。拉法葉在六月主張鎮壓雅各賓俱樂部。羅伯斯庇爾以嚴厲的措辭公開抨擊他：“將軍，當由你的陣營之中，你對我宣戰，迄今你已經不需要我們國家的敵人了，當你軍隊，國民警衛隊和國家用文字發表在你購買的期刊上指責我成爲自由的敵人，我真還以爲自己只是對將軍的質疑......還不是對法蘭西的獨裁者，國家的裁決者。”在六月初羅伯斯庇爾爾提出結束君主制和以人民意志指揮國民議會。國王否決立法會努力征集民兵和抑制教士的公民組織法後，流產的1792年6月20日示威遊行未能推翻君主制，離網球廳宣誓事件恰巧整整三年。8月10日，未經國王批准進入巴黎的馬賽民兵，叛亂的巴黎國民警衛隊，民兵和無套褲漢領頭成功突擊攻入杜伊勒裏宮，推翻了君主制，稱之爲八月十日事件。
8月16日，羅伯斯庇爾向立法議會提交公社的請願書，要求建立一個革命法庭並通過普選的選擇召開國民公會。 拉法耶特侯爵被解除法國北方軍團的指揮權後，連同其他同夥軍官逃離法國。
9月2日，凡爾登被包圍的消息傳到巴黎後，巴黎民衆擔心監獄中的保王黨和拒絕宣誓的教士進行報復，闖入監獄私刑處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史稱九月屠殺。羅伯斯庇爾似乎並未煽動或設法阻止屠殺，但在此期間，他曾指控布里索陰謀與王室勾結。布里索在丹東和佩蒂翁的保護下倖免於難。
路易十六在國民公會的審訊
9月21日，法蘭西成立新的國民公會，9月22日宣佈成立共和國。羅伯斯庇爾作爲巴黎代表中得票最多的候選人進入國民公會，領導雅各賓派。羅伯斯庇爾和他的盟友拿着凳子坐在大廳的後面高處，因而被標籤爲山嶽派;在他們下方的是吉倫特派的“馬場”(法語：Manège)，然後是獨立的“平原”。在國民公會的吉倫特派指責羅伯斯庇爾未能阻止九月屠殺。在9月26日，吉倫特派馬克·大衛·阿爾巴·拉路撒(英語：Marc David Alba Lasource)指責羅伯斯庇爾試圖建立一個獨裁統治。謠言散播羅伯斯庇爾、馬拉和丹東陰謀建立一個三頭同盟。10月29日，讓-巴蒂斯特·盧韋(英語：Jean-Baptiste Louvet de Couvrai)在一次講話中，攻擊羅伯斯庇爾，講辭可能是羅蘭夫人所寫的。11月5日，羅伯斯庇爾他爲自己、雅各賓俱樂部和在超越巴黎的支持者辯解：
回擊了他的原告的指責，羅伯斯庇爾對制憲議會發表了法國大革命最著名的路線演說之一：
羅伯斯庇爾的講話標誌着山嶽派和吉倫特派之間深刻的政治分歧，經由路易十六的下臺，入侵法蘭西和巴黎的九月大屠殺而日益擴大的革命形勢及背景脈絡情況下，增強了山嶽派的實力。這也預示著無套褲漢在革命政治過程更多地參與和干預。
路易十六的處決
1792年9月21日，國民公會一致贊成法蘭西共和國，留下命運未決的國王;當公會的立法委員會考慮未來審判的法律問題，因此成立一個委員會審查各種對他不利的證據。大多數山嶽派傾向於審判及處決國王，而吉倫特派對於路易十六意見分歧，某些主張皇家的神聖不可侵犯，另一些贊成寬厚，還有的主張非生命刑的從輕處罰。 11月20日，發現了衣櫥鐵寶箱(英語：Armoire de fer)的726份包括個人通信的祕密文件，反對路易十六的意見轉趨尖銳。
在十一月羅伯斯庇爾已經病倒，因而所能做的就他只是支持聖茹斯特在對國王神聖不可侵犯性的辯證;羅伯斯庇爾在他的《憲法保衛者報》(法語："Le défenseur de la constitution")寫道:憲法是不可侵犯的，而路易十六褻瀆了憲法，他就不能用“神聖不可侵犯性”爲自己辯護。隨着對國王審訊，國王的命運的爭議成爲公共議題，羅伯斯庇爾發言11次，12月3日他的雄辯術，強烈要求處死國王路易十六，將審判的方向確立的界線。這篇最著名演講稿被成爲：《路易必須死，因爲共和國必須生》。
1793年1月15日路易十六被裁定陰謀罪和對公共安全的攻擊，749名代表中691名代表同意，沒有代表投票認可他的清白。四天後，387代表投票贊成死亡懲罰，334票投給拘留或有條件的死亡懲罰，28人棄權或缺席。兩天後路易十六在革命廣場被處決。
吉倫特派的解體
國王被處決後，羅伯斯庇爾、丹東和剛愎自用的政治人物的影響下更加以犧牲吉倫特派來達成他們的目的。吉倫特派拒絕丹東參與任何更多的事物，1793年4月起，國民公會開始壓制巴黎公社，4月13日，吉倫特派以誹謗的罪名逮捕讓-保爾·馬拉。4月24日革命法庭如預期宣判馬拉無罪。正因爲如此，政府變得更加分裂。1793年5月，卡米爾·德穆蘭，在羅伯斯庇爾和丹東的授意下，散發了他的布里索的歷史(法語：L'Histoire des Brissotins )小冊子，嚴厲抨擊布里索和吉倫特派，是早前"移除雅克·皮埃爾·布里索麪具"(法語："Jean Pierre Brissot démasqué")文章的摘要。
經濟形勢正在迅速惡化和巴黎民衆變得焦躁不安。各選區的激進分子要求對基本食品“限定最高價格”。騷亂持續任命成立十二人委員會(英語：Commission of Twelve)，都來自吉倫特派。5月24日，逮捕煽動武裝分子鬧事的代理檢察官雅克·勒內·埃貝爾。在5月25日，巴黎公社要求釋放被逮捕的愛國者，而且選區撤除了國民公會22明顯眼的吉倫特派代表。國民公會主席馬克西曼·伊斯納爾(英語：Maximin Isnard)強硬宣佈，如果發生對抗省級代表的事故，巴黎將被摧毀。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以道德號召人民起來“暴動反抗腐敗的國民公會代表”。雅各賓派宣佈他們自己的叛亂立場。在5月29日代表33巴黎選區的代表組成叛亂委員會。
6月2日80,000名武裝的無套褲漢包圍了國民公會。代表們企圖走出被武力阻擋，代表們聽任擺佈發表逮捕29名吉倫特派的領導者。在叛亂期間羅伯斯庇爾曾潦草記在他的備忘錄寫到：
6月4日，他當選爲新國民公會的主席，主持通過新憲法，保障公民享有人身、信仰、出版、請願、結社的自由，有受教育和受社會救濟的權利，規定如政府侵犯人民權利，人民有權起義。
雅各賓專政
“懲罰人類的壓迫者是仁慈寬大;原諒他們是野蠻行徑。“-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1794
羅伯斯庇爾畫像
君主制垮臺後，法國革命政府面臨着包括嚴重的內部和外部的挑戰，包括第一次反法同盟和國內的旺代戰爭。法國革命的政治家認爲一個穩定的政府需要平息混亂。1793年3月11日，雅各賓派國民公會設立了一個革命法庭。4月6日馬克西曼·伊斯納爾(英語：Maximin Isnard)和喬治·丹東領頭組建公共安全委員會九人委員，以取代較大的常規國防委員會。
7月13日，馬拉被保王黨暗殺，26日國民公會授權公安委員會逮捕可疑分子，7月27日，羅伯斯庇爾被選爲委員會成員，雖然他沒有要求這個位置。他改組革命法庭，簡化審判程序，實行雅各賓專政恐怖統治，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懲罰罪犯和革命的叛徒。
一般安全委員會開始管理國內的治安。1793年9月5日，國民公會正式制定恐怖統治的法律政策，公告敘述，“這一次是所有頭顱平等承擔長柄大鐮刀。這是一次要使所有的陰謀份子毛骨悚然。因此立法者，設立恐怖統治在日常的秩序上!讓我們進行劇烈的變革，因爲我們的敵人正在到處編組反對革命。該法律的刀片一定懸吊在所有的罪刑上。”公安委員會新組建革命軍，一方面平定內亂，一方面擊敗外國干涉軍，先後擊退普魯士、奧地利、英國和荷蘭的聯軍。
在1793年冬季至1794年，大多數委員會的決定，阿貝爾派必須消滅，也就是由於他對巴黎公社的影響，他在委員會內部的反對將壓倒其他派別。羅伯斯庇爾也有個人原因，他聯合老貴族，不喜歡阿貝爾派的“無神論”和“嗜血無情”。
在1794年2月5日關於政治道德原則報告羅伯斯庇爾讚揚革命政府，並認爲恐怖統治和美德是必要的：
1794年2月26日和3月3日，頒佈“風月法令(英語： Ventôse Decrees)”，沒收“人民公敵”的財產，分配給愛國者。公安委員會阿貝爾派主張激進政策、要求擴大恐怖統治，然而丹東派主張寬容、放鬆鎮壓，羅伯斯庇爾努力維持兩者間的平衡。
1794年年初，他終於和喬治·丹東決裂，隨後，他加入對阿貝爾派及喬治·丹東派的攻擊。1794年2月13日至3月13日，羅伯斯庇爾因病未參加該委員會的業務活動。3月15日，他出現在國民公會。3月19日，埃貝爾和他的追隨者十九人被逮捕，並在3月24日送上斷頭臺。3月30日，喬治·丹東、卡米爾·德穆蘭和他們的朋友被逮捕並在4月5日送上斷頭臺。
這個舉動激怒了公共安全委員會的許多其他成員，喬治·丹東對恐怖統治持較爲溫和的觀點，但羅伯斯庇爾在達成目標前，非常堅持防衛他的原則。 羅伯斯庇爾指控他的對手與外國列強同謀。羅伯斯庇爾在抨擊天主教會的同時也反對非基督教化運動，懷疑無神論者的動機。1794年5月7日，他在國民公會提交《關於最高主宰崇拜和國家節日法令草案》，體現了盧梭的影響。最高主宰日的慶典活動在6月8日舉行，由畫家大衛設計安排。當時擔任國民公會主席的羅伯斯庇爾發表演講，焚燬了象徵無神論和虛無的偶像。
6月10日，喬治·庫東和他在委員會的盟友，引進並通過了極端的牧月22日法令。根據這項法律，法庭無需證人就可以宣判。歷史學家經常爭論羅伯斯庇爾支持牧月22日法令背後的原因：有的認爲這是他的一種嘗試，試圖延伸他的影響力成爲一個獨裁政權，而另一些人認爲它是通過加快改革，推動“風月法令(英語：Ventôse Decrees)”的土地再分配。
即使名義上在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是平等的，羅伯斯庇爾以後將在熱月政變期間被經歷恐怖統治倖存的主角指控，尤其是惡名昭彰的文化流氓伯特蘭·拜雅(英語：Bertrand Barère)，最爲突出。他們可能誇大了羅伯斯庇爾爾的作用而淡化自己的該承擔的責任，在他死後用他作爲替罪羔羊。歷史學家威廉·多伊爾(英語：William Doyle(historian))寫道，“描述羅伯斯庇爾在恐怖統治期間的講話這並不是不是極端的嚴厲譴責。這是揭露，揭開僞裝的語言，揭示，發現，暴露內在的敵人，敵人隱藏在故作愛國姿態，猜疑的語言背後。”多伊爾認爲，羅伯斯庇爾從來就不是，也不意味着要成爲一個獨裁者，但他自己的偏執，在陰謀和暗殺企圖面前，驅使他與他的革命政治對手陷於致命的衝突。
羅伯斯庇爾認爲他的恐怖統治沒有憐憫的餘地，指出“判斷緩慢等於有罪不罰”和“處罰不確定性鼓勵所有的罪行”。在他的關於政治道德原則報告，羅伯斯庇爾抨擊任何拖延防禦共和國的行動。該報告敦促不惜一切代價推動革命。在他的思想，他是否能夠做更好，更快的在國內外，防禦並打擊敵人。對盧梭的理念堅信不疑，羅伯斯庇爾認爲，推動革命向前，這是他作爲公共服務人員責任，唯一理性的方式做到這一點，就是要在各條戰線上捍衛它。該報告並不僅僅要求流血，而且詳細闡述了許多1789年革命的最初的理想，如政治平等，選舉權和廢除特權。
廢除奴隸制度
在整個革命期間，無論是在法國領土上或是法國屬地，羅伯斯庇爾既有矛盾的感情但又毫無保留的反對奴隸制度，最終在導致廢除這個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1791年5月，羅伯斯庇爾在國民議會熱烈爭論對抗加勒比地區占主導地位奴隸主主導的殖民委員會。殖民的遊說團體宣稱，黑人的政治權利會導致法國失去她的殖民地。羅伯斯庇爾回答說：“我們不應該妥協危及人類的利益，也是我們最親愛的廣大同胞們所擁有神聖權利，”隨後高喊，“殖民地末日已到!(英語："Death to the colonies!")”羅伯斯庇爾異常憤怒，因爲大會制訂的“憲法承認殖民地的奴隸制“，卻又主張無論膚色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羅伯斯庇爾未有爭取立即取消奴隸制，儘管如此，法蘭西奴隸制擁護者認爲羅伯斯庇爾爲“嗜血的改革者”，是一個密謀將法蘭西殖民地送給英格蘭的叛徒。
1793年4月，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發表講話譴責奴隸貿易。羅伯斯庇爾和山嶽黨人支持通過的1793年激進憲法，授予法蘭西男子普遍公民舉選投票權，並明確譴責奴隸制。但這部憲法從未付諸實施。僅幾個月後，成千上萬的聖多明各奴隸被操縱成爲一場海地革命反對奴役制度和殖民統治。隨後的幾年，聖多明各殖民地的奴隸有效的自我解放並組成了一支軍隊反對奴役制度的再實施。
1793年10月31日，處決了吉倫特派的22位領導人物，羅伯斯庇爾奪得國民公會的主導權，支持調查殖民地吉倫特派的將軍，曾在殖民地讓奴隸獲得自由的萊傑·費利奇特·辛託恩納斯(英語：Léger-Félicité Sonthonax)。與此同時羅伯斯庇爾譴責派駐新成立美國的吉倫特派法國公使，愛德蒙·查爾斯·熱內(英語：Edmond-Charles Genêt)支持辛託恩納斯。1794年法蘭西國內政爭及奴隸制爭論達到最高點。一月下旬，國民公會發出逮捕令並招喚熱內回國，熱內尋求並得到美國的政治庇護免於送上斷頭臺;陷於分裂聖多明各殖民地，代表前奴隸主和前奴隸的代表團抵達法國法蘭西，請願保持以及廢除奴隸制度。反對奴隸制代表團被簡短囚禁後，得到來自羅伯斯庇爾公共安全委員會的命令被釋放了。2月4日，獲知代表團被釋放的訊息，國民公會通過併發布了禁止奴隸制的法令。在同一時間，羅伯斯庇爾和公共安全委員會，聽到奴隸主的請願，他們並沒有採取行動。在解放法令後的第二天，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大會發表講話，他讚揚了法蘭西作爲第一個“號召全人類的平等和自由，以及他們充分的公民權利”，兩次用奴役制度這個詞，但沒特別提及法蘭西殖民地。儘管有蓄奴代表團的請願，羅伯斯庇爾爾和委員會還是決定支持全面的法令。
幾個星期後，在公共安全委員會面前發表講話，羅伯斯庇爾將奴隸制度和農奴制的殘酷性鏈接再一起：
六月羅伯斯庇爾出席有色人種協會的會議，通過了反對奴隸制度的提案。那個月，他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的會議上，支持結束奴隸制度的法令，後來又簽署批准了法令。這個法令導致黑人尋求建立聖多明各共和國的浪潮，他們大多數的人已經自我釋放了，更進一步尋求軍事聯盟，以保證他們的自由。
至上崇拜
羅伯斯庇爾的革命變革的願望不僅限於政治領域。他反對天主教會和教皇的權力，特別是反對其獨身的政策。去除基督教主張(英語：dechristianization of France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已經被譴責爲過分行動，他試圖以自然神論的信念爲基礎，慢慢灌輸讓法蘭西民族精神復興。 因此，在1794年5月7日，羅伯斯庇爾支持的主導的國民公會通過了一項法令建立官方宗教，歷史上被稱爲至上崇拜。自然神論的概念是基於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的勾勒的概述了思想。全國性的“至上存在”節日在6月8日舉行(這也是基督教節日的五旬節)。巴黎的慶祝活動是在戰神廣場舉行，在那時改名“聚會廣場”(法語："Champ de la Réunion")。這是對練兵場慘案表達最高的敬意，這是共和派第一次結盟對抗皇家權力。羅伯斯庇爾，正好在那個星期成爲國民公會的主席，首次出現在節日遊行並在發表的講話中，他說明“至上存在”的概念：
難道不是他不朽的手，在人類的心靈刻畫出公義和平等的源代碼，並寫下專制君主的死亡宣判嗎?由時間起始，爲所有年齡和所有人類頒佈自由，誠信和公義，這不是他是誰?他沒有創造國王吞食人類。他沒有創造教士駕馭我們，像對待附加在國王四輪輕便馬車的動物，並給予這世界卑鄙，驕傲，背信棄義，貪婪，放蕩和虛僞的例子。他創造了宇宙宣告他的權力。他創造的人類相互幫助，彼此相愛，並憑藉的美德方式獲得快樂的源泉。
整個至上崇拜的節日，羅伯斯庇爾喜洋洋;他的同事們消極情緒並沒有破壞他所喜悅。他能講的關於他是真正的激情，包括東西”美德”和”自然"，典型的自然神論的信仰者，當然，他不認同無神論。儀式的一切都按照畫家大衛預先設置的確切規格安排;斷頭臺不祥的象徵已經被轉移到巴士底獄，原來所在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被安置在指定給他們適當的區域，並且每個人都進行了相應的打扮。不僅是一切都很順利，而且羅伯斯庇爾也是第一次以人民的實際領導者亮相，同時也作爲國民公會主席身份出現在公衆面前，他四天前剛當選。
雖然對一些人來說看到他優雅參與節慶是一種興奮，其他許多參與至上崇拜的節日領導人一致認爲羅伯斯庇爾在這儀式舉動有點過頭。多個消息來源稱，羅伯斯庇爾由儀式山下來的方式，類似於人民領袖的摩西，然而他的同事們之一的，雅克-亞歷克西斯·梯裏喔(英語:Jacques-Alexis Thuriot de la Rosière)，聽到後說，“看看這傢伙，對他，成爲領導人是不夠的，他是上帝。”
馬克·紀堯姆·亞歷克西斯·瓦迪(英語：Marc-Guillaume Alexis Vadier)利用國民公會對當時七十八歲的凱瑟琳·俟歐德(英語：Catherine Théot)，自認爲“轉世聖母彌賽亞”被關在巴士底獄的報告，攻擊羅伯斯庇爾和他的信仰。因爲他的“至上崇拜的節日”正是傳統上揭示“神顯”的五旬節，凱瑟琳·俟歐德(英語：Catherine Théot)相信羅伯斯庇爾是“末日使者，新曙光的先知”。她的許多追隨者也成爲羅伯斯庇爾的支持者或朋友，這使得“至上崇拜的節日”看起來好像他試圖創建一個新的宗教，自任其神。雖然羅伯斯庇爾和凱瑟琳·俟歐德或她的追隨者全然無關，很多人猜測他正走上獨裁的道路，這引發長久瀰漫在國民公會的恐懼，最終導致他七月的倒臺。
垮臺
1794年5月23日，企圖暗殺讓-瑪麗·科洛·德布瓦(英語：Jean-Marie Collot d'Herbois)後僅一天，羅伯斯庇爾的生命也處於危險之中：一個年輕女子塞西爾·雷諾(英語：Cécile Renault)走近他居住地方被捕，搜出有兩把小刀，一個月後處決。在這個時間點上，牧月22日法令未經一般安全委員會的協商，就向公衆發佈，這樣經過公共安全委員會允許處決的人數就增加了一倍。該法律允許，只要簡單的懷疑和不周詳的審訊，就可處決被認爲是反對革命的公民。當公共安全委員會允許該法案通過，國民公會特定的委員，甚至委員會本身由於執行任務有過度作爲的代表們，如約瑟夫·富歇，讓-巴蒂斯特·嵪以(英語：Jean-Baptiste Carrier)，讓-蘭伯特·單臨安(英語：Jean-Lambert Tallien)及其他的成員開始質疑他們，擔心羅伯斯庇爾和他的盟友可能借此迫害他們。這是羅伯斯庇爾爾倒臺開始的一部分。派往各省執行任務代表的胡作非爲報告正陸續的發送到巴黎，特別是讓-蘭伯特·單臨安(英語：Jean-Lambert Tallien)在波爾多和約瑟夫·富歇在里昂。羅伯斯庇爾幾乎是獨自不眠不休的工作--由於他相對溫和，其他主要政治人物已經反對和指責他的反革命--遏制他們的過激行爲，招喚他們回到巴黎來解釋他們自己的行爲，然後從雅各賓俱樂部驅逐他們。然而，他們迴避逮捕。富歇整晚不斷的變換住所，警告國民公會的成員，羅伯斯庇爾正在追捕他們，因而組織一場政變。1794年7月初，他開始停止參與公安委員會的工作。7月26日(法國共和曆第二年，熱月8日)，他去國民公會發表了兩個小時的演講，他爲自己辯護反對獨裁和暴政的罪名，然後進行警告一個的陰謀反對共和國。具體來說，他抨擊他的恐怖統治期間觀察到的血腥暴行。雖然他還暗示，公會成員是這場陰謀的一部分，當被追問他拒絕提供任何名稱。然而，這演說，驚動了特別是先前得到富歇警告的成員。覺得被羅伯斯庇爾暗指這些成員試圖阻止講說被印發出去，激烈的辯論接踵而至，直到臭名昭著的文化流氓伯特蘭·拜雅(英語：Bertrand Barère)發言後才被迫結束。那天晚上，在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再次發表同樣的言論，在那裏很受歡迎。
第二天，聖茹斯特開始發表演講，支持羅伯斯庇爾。然而，那些人(陰謀者)見他整晚上在準備他的講演，預期指控會由講演中產生。聖茹斯特纔開始演講，就被讓-蘭伯特·單臨安(英語： Jean-Lambert Tallien)插話打斷。然而當衆人開始交相指責時，聖茹斯特只是一反常態保持沉默。然後，羅伯斯庇爾試圖以確保論壇發言秩序，但他的聲音被反對派的聲音壓了下去。當一個代表要求逮捕他時，羅伯斯庇爾一時間驚訝的說不出話來;另一代表，馬克·紀堯姆·亞歷克西斯·瓦迪(英語：Marc-Guillaume Alexis Vadier)，給了他一個虛假的表象。當意識到羅伯斯庇爾無力迴應，由另一個代表雅克·尼古拉斯·比約·瓦倫(英語：Jacques Nicolas Billaud-Varenne)接手，喊道：“丹東丹東的血嗆死他!”隨後羅伯斯庇爾終於獲得發言回答的機會，一個當天早上發言的紀錄，他要求知道爲什麼，當時他是唯一留下保護丹東到最後的人，他現在正被指責爲其他人的死亡負責:”難道你爲丹東後悔......懦夫們!你們爲什麼不防衛?”
逮捕
國民公會下令逮捕羅伯斯庇爾，他的弟弟奧古斯丁·羅伯斯庇爾(英語：Augustin Robespierre)，喬治·庫東，安東萬·路易·德·聖茹斯特，弗朗索瓦•昂里奧(英語：François Hanriot)，和菲利普·弗朗索瓦·約瑟夫·樂巴斯 (英語：Philippe-François-Joseph Le Bas)。在讓-巴蒂斯特·葛非拿嘞(法語：Jean-Baptiste Coffinhal) 將軍率領的巴黎公社的部隊，趕到，釋放囚犯，然後行進對抗自己國民公會本身。國民公會回擊命令保羅·巴拉斯率領的自己部隊出來。當公社的軍隊聽到這個消息後，軍隊開始瓦解，弗朗索瓦•昂里奧(英語：François Hanriot)命令他的其餘部隊撤回到巴黎市政廳，羅伯斯庇爾和他的支持者也聚集在那裏。國民公會宣佈他們是逃犯，這意味着經覈實的逃犯在24小時內可不經審判處決。深夜的到來，公社的部隊離開了巴黎市政廳，大約凌晨兩點，保羅·巴拉斯指揮的國民公會部隊到達。爲逃避逮捕，奧古斯丁·羅伯斯庇爾(英語：Augustin Robespierre)跳窗逃跑摔斷雙腿;喬治·庫東被發現腰部以下癱瘓的倒臥在樓梯的底部;樂巴斯自殺;而另一名成員則射穿了自己頭部。
羅伯斯庇爾爾試圖用手槍自殺，但只擊中他的下顎，然而一些目擊者聲稱，羅伯斯庇爾是被查爾斯-安德烈·梅達 (英語：Charles-André Merda)槍傷的。
處決
當晚，羅伯斯庇爾被轉移到公共安全委員會房間的一張桌上，在那裏等待處決。他趴在桌子上，血流如注，直到被帶到的醫生試圖爲他止血。羅伯斯庇爾的最後被記錄的留言是“謝謝你，先生”(法語："Merci, monsieur")，感謝給他手帕擦拭臉上和衣服血跡的人。後來，羅伯斯庇爾被安置在與國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瑪麗·安託瓦內特相同拘禁室。
同日，1794年7月28日下午，在革命廣場沒有審判，羅伯斯庇爾等人直接被送上斷頭臺。他和他的弟弟奧古斯丁·羅伯斯庇爾(英語：Augustin Robespierre)，喬治·庫東，安東萬·路易·德·聖茹斯特，弗朗索瓦•昂里奧( 英語：François Hanriot)，和其他十二個追隨者，他們之中包括的皮鞋匠安託萬·西蒙(英語：Antoine Simon)，路易十七的獄卒，一同被處決。當劊子手撕下包紮羅伯斯庇爾下巴的繃帶，以露出他的脖子，造成他痛苦的喊叫直到頭顱落地。連同他一起處決的，都被安葬在在一個新整建的耶齁給公墓(英語：Errancis Cemetery)(1794年3月-1797年4月)在1844年到1859年之間(可能在1848年)，所有這些埋在那裏的遺體被轉移到了巴黎地下墓穴。
死亡之謎
1794年7月27日，巴黎的天氣炎熱得令人窒息。正午過後，國民公會的會場裏，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籌劃着掀起新一輪的風暴。一年前，他和他的激進派戰友們徹底摧毀了溫和的吉倫特派並將他們從肉體上予以消滅;幾個月前，與他同一條戰壕但漸行漸遠的戰友丹東、埃貝爾也被他送上了斷頭臺。羅伯斯庇爾一心要把祖國打造成一個純潔無暇的烏托邦，狂熱的使命感使他容忍不了任何與現實的妥協、任何道德上的污點。任何人，只要是阻礙了他的崇高目標，除了死亡沒有其它選擇--人類文明最偉大的進步無需顧忌什麼犧牲和代價，羅伯斯庇爾堅信這一點。斷頭臺上的4千多顆頭顱還遠遠不夠，今天，他將再一次純潔自己的隊伍，把一批敗類從國民公會中清洗出去。
羅伯斯庇爾忠實的同志聖鞠斯特要求發言。如果是往常，整個議會都會在沉默中顫抖，沒有人知道下一個犧牲者是不是自己，但今天卻不一樣。對死亡的恐懼超過了極限，反而變成抵死一博的勇氣，議員們大聲吼叫，會場一片混亂，聖鞠斯特根本無法說話。羅伯斯庇爾站起身想控制住形勢，但聲音完全被壓住，一瞬間，這個口若懸河的獨裁領袖臉色蒼白，喉嚨哽住說不出話來，一個議員衝着他大吼：“暴君，是丹東的鮮血噎住了你的喉嚨!”
終於，一個人們等待了很久的聲音響起：“我要求起訴羅伯斯庇爾!”會場頓時一片寂靜，幾乎可以聽到沉重的呼吸聲，議員們似乎被自己的勇氣驚呆了，但他們很快明白已沒有退路，隨之而起的是同一個聲音：“逮捕!逮捕!”逮捕羅伯斯庇爾及其一黨的動議立即通過，憲兵把被起訴的雅各賓領袖們帶出會場。離開會場時，羅伯斯庇爾只說了一句話：“這幫惡棍得手了，共和國完了。”
並非一切都已塵埃落定。國民公會拋棄了羅伯斯庇爾，但掌握市政大權的巴黎市自治會仍然忠於他，並立即鳴響警鐘，召集起市民義勇軍準備與國民公會對抗。就實力而言，巴黎市可動員的兵力遠遠超過國民公會。羅伯斯庇爾等人先是被押送到市內各處監獄，但沒有一處監獄打算收留這些犯人，畢竟，誰也不知道他們明天是不是重新回到臺上。負責押送的憲兵們不知所措，加上擁護雅各賓派的羣衆的鼓動，最後乾脆把犯人們送到了市政廳，而正是在市政廳前的廣場上，市民義勇軍們槍炮俱全整裝待發，正等着羅伯斯庇爾來發號施令。
羅伯斯庇爾有整整三個小時來拯救自己的生命，拯救自己的烏托邦，但他做了什麼?什麼也沒有。是不是應該用超出法律之上的暴力手段，來對抗由人民選舉出來的議會?羅伯斯庇爾無論如何下不了這個決心，對於他來說，這等於用自己的手摧毀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理念和信仰。在周圍同志的竭力勸說下，羅伯斯庇爾一度改變了主意，接過呼籲人民起義的文件準備簽名。但是，寫下了自己姓名開頭的三個字母“Rob”之後，羅伯斯庇爾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扔下了筆。人們催促他寫下去，他環視了衆人一眼，反問道：“以誰的名義?”
羅伯斯庇爾的命運就這樣由他自己決定了。這時，國民公會罷黜雅各賓一黨的公告已經傳到市政廳廣場，加上市政廳內遲遲沒有命令傳達下來，市民義勇軍們開始動搖。漸漸有人離開了隊伍，先是一個兩個，再是一羣兩羣……。當國民公會派遣的憲兵隊到達市政廳時，廣場上已經空空蕩蕩。幾乎沒有遭遇任何抵抗，憲兵們便衝進了雅各賓領袖們聚集的房間。隨後是一場大混亂，絕望之中有人開槍自殺，也有人跳窗摔斷了腿骨。羅伯斯庇爾的下顎被手槍擊碎，昏死過去，衆人將他擡到一張大桌上放平，草草地包紮好傷口。過了一陣，羅伯斯庇爾清醒過來，掙扎着爬下桌子，坐到椅子上，彎下腰想把襪子重新穿好。看他搖搖欲倒的樣子，身邊的憲兵扶了一把，他含混不清地說了一句：謝謝，先生(Monsieur)--Monsieur這個溫文儒雅的稱謂，早已被國民公會視作舊時代的殘餘而宣佈禁用，提案人正是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並非陷入昏亂狀態說漏了嘴，他非常的清醒，藉着這個字眼表達出大勢已去的無奈和自嘲：他所竭力締造的烏托邦大廈已經轟然崩塌，他所否定的一切即將復活。
天亮之後，羅伯斯庇爾等一干人犯被移送到門房監獄。羅伯斯庇爾的單人牢房，就在7個月前被他送上斷頭臺的王后瑪麗·安託瓦奈特的牢房隔壁，他所得到的待遇甚至還不如安託瓦奈特：已經無法說話的他不斷打手勢希望得到紙和筆，但沒有人理睬，不要說爲自己辯護，他甚至喪失了留下一份遺囑的權利。審判在匆忙中開始，其實根本談不上什麼審判，法官不過是花了三十分鐘來宣判22個被告的死刑，執行就在當天。
5點過後，運送死刑囚的馬車離開門房監獄，緩緩駛向革命廣場。犯人的大部分都已經在昨夜的衝突中受傷，即使這樣，他們仍然被綁在囚車的欄杆上，被迫直立着示衆，押送囚車的士兵時不時用劍背支起犯人的下顎：“看，這個就是聖鞠斯特!那個就是羅伯斯庇爾!……”從來還沒有過一個死刑囚，受到過如此殘忍和粗暴的侮辱。羣衆的咒罵聲如潮水一般，特別是那些恐怖政治受害者的家屬。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不顧被碾死的危險，死死抓住囚車欄杆不肯鬆手，聲嘶力竭地叫喊：“進地獄吧，你們這羣惡棍!記住，在地獄裏你們也別想擺脫所有不幸的母親和妻子們的詛咒!”
囚車經過聖託萊諾大街羅伯斯庇爾家門口時，故意停留了片刻。門窗緊閉，羅伯斯庇爾的房東迪普萊一家--他們都是羅伯斯庇爾熱烈的崇拜者--不是逃亡便是被捕，只有一羣無賴漢在門前又唱又跳。羅伯斯庇爾閉上了眼睛，不知他是否想起走上刑場的丹東經過這裏時所說的那句話：“下一個就是你!”當天晚上，暴民衝進監獄，強迫獄卒打開牢門，活生生把迪普萊太太吊死在窗簾杆上。
在一個多小時的行進中，羅伯斯庇爾始終保持着一如往常的威嚴和冷峻，對咒罵和嘲笑充耳不聞，目光凝視遠方。用來包紮下顎的白色繃帶浸透了一層又一層鮮血，已經完全發黑，當他走上斷頭臺俯身在刀刃之下，爲了滿足人們對復仇的渴望，充滿惡意的劊子手狠狠撕下繃帶，劇痛和憤怒擊潰了這個意志堅強如鋼鐵的男人，他歇斯底里地咆哮，像一頭絕望的野獸。
刀刃落下，歡呼聲持續了整整15分鐘!一切都結束了，或者說，一切又重新開始：從大革命恐怖政治的血污中搖搖晃晃站立起來的法蘭西，在不遠的將來，將一腳踏進“500萬人的墳墓”(歷史學家米什萊語)——拿破崙戰爭。
評價影響
羅伯斯庇爾是法國大革命中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由於他的手稿和筆記未能全部保存下來，爲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困難，而對他的評估也往往反映出評論者本人的意識形態。有些人認爲他過於理想主義或思想僵硬，缺乏實際行動能力，但另一些人則認爲他善於審時度勢，能夠抓住適當時機採取行動。批評者稱他自我中心、疑心過重、不通人情，支持者則稱讚他廉潔正直、目光敏銳，以國家和革命爲重。一些人批評他見風使舵，不斷改變立場，但也有人認爲他堅持的原則和目標始終未變，只根據形勢選擇達到目標的不同手段。一般認爲他在熱月期間表現失常，引起國民公會恐慌，造成自己的失敗。一些人猜測他當時對革命喪失信心，因此採取自毀行爲，也有人批評他愚蠢無能，自作自受。羅伯斯庇爾在恐怖統治時期扮演的角色是爭議最大的問題。批評者認爲他是恐怖統治的理論家，極端殘忍，雙手沾滿鮮血，應爲恐怖時期大量無辜者遇害負責。部分支持者指出富歇和俾約-瓦倫等人殺人如麻，遠遠超過羅伯斯庇爾，認爲他在公安委員會實際起到了節制激進派的作用。包括拿破崙在內的一些同時代人認爲他在熱月期間本打算節制恐怖，懲罰濫殺無辜的富歇等人，才導致後者與右派聯合，但一些學者對此提出質疑。一些支持者認爲法國當時內憂外患，實施恐怖專政不可避免，但批評者則認爲恐怖開創了危險的先例，得不償失。 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和世界歷史上影響深遠，19世紀很多歐洲革命家都對他懷有敬意。一些批評者則認爲雅各賓專政是從法西斯等獨裁專制政權的前身。羅伯斯庇爾與法西斯之間是否存在一脈相承的關係尚無定論，但鑑於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不久便爲羅伯斯庇爾立碑，布爾什維克領袖根據法國大革命的經驗創造人民民主專政的說法似乎並非空穴來風。由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至今尚未消除，對羅伯斯庇爾做出客觀評價仍然遙遙無期。
傳說和記憶
“廉潔”之名直到最後一刻還是正確的，沒有遺留債務。1796年年初，他的財產在巴黎皇家宮殿被拍賣出售，賣得38,601裏弗爾----約相當於100英鎊。
直到今日，羅伯斯庇爾仍然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最有爭議的人物。除了在蒙特勒伊(巴黎郊區)一個羅伯斯庇爾地鐵站的和幾個街道約二十個鎮以他的名字命名外，在法蘭西沒有他的紀念館或紀念碑。他使自己成爲美德和絕對信仰的化身，他在最激進和血腥的時期——雅各賓共和國——領導了革命。他在恐怖統治時期的目標是使用斷頭臺創造他所謂的'美德的共和國(英語：republic of virtue)'，在這裏恐怖和美德，他的原則，將被安置在一起。他認爲，“恐怖無非是快速的，嚴厲的和堅定的公義;這樣它就是美德的化身，它本身是缺少原則，也不是民主的一般原則的結果，應用到”祖國”最迫切的需求“。
恐怖統治是這樣的工具完成了他對民主總體目標。歷史學家露絲·斯科爾(英語：Ruth Scurr)寫道，作爲羅伯斯庇爾對法蘭西的願景，他要的”民主有利於人民內心本質的善良和純潔;在民主裏貧乏是廉潔可敬的，無害的權力，弱勢羣體免於壓迫的安全;一個崇尚自然的民主，不自然，它確實是，殘忍和噁心，但大自然，消除有害的東西，崇高，而且，最重要的，善良。“
在史學方面，他有幾個捍衛者。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阿爾伯特·蘇不依兒(英語：Ruth Scurr)審視過公共安全委員會爲了革命國家防衛的需要和感到遺憾必須消滅埃貝爾派及其他激情氓流(英語：enragés)，所採取的絕大部分措施。
他是一個資產階級：阿爾伯特·蘇不依兒(英語：Albert Soboul)，根據”米其林·伊謝”的觀點，認爲，他和聖茹斯特只是“太專心一意的要擊潰資產階級的利益，以至於他們全力支持無套褲漢，但過於注意無套褲漢的需求而不能得到中產階級的支持。“馬克思主義的阿爾伯特·蘇不依兒認爲，羅伯斯庇爾的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對他想要達成的任務是致命的。
喬納森·以色列(英語：Jonathan Israel)則尖銳的批評羅伯斯庇爾推翻了重要的啓蒙運動真正價值。他認爲，“羅伯斯庇爾主導下的雅各賓派意識形態和文化是一種成見性的盧梭道德清教主義而陷溺於獨裁主義，反智主義，和仇外心理，它否定自由表達，基本人權和民主”。
羅伯斯庇爾的題材持續的吸引傳記學家。在英國最近著名的著作包括科林·海頓和威廉·道爾的《羅伯斯庇爾》(1999年)、約翰·哈德曼的《羅伯斯庇爾》(1999年)、露絲·斯科爾(英語：Ruth Scurr)的《致命的純潔：羅伯斯庇爾和法國大革命》(Fatal Purity: 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奧托·J·史考特的《羅伯斯庇爾：美德的聲音》(2011年)(Robespierre: The Voice of Virtue)以及最近的《羅伯斯庇爾：一個革命的人生》(Robespierre:A Revolutionary Life，彼得·麥克菲，2012)。
蘇聯的十月革命和紅色恐怖，使羅伯斯庇爾找到了充足的讚譽，以至於爲他建立了兩座雕像的建設---例如一個在聖彼得堡，而另一個是1918年的水泥羅伯斯庇爾紀念碑(英語：Robespierre Monument)，揭幕後三天就碎了，以後沒有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