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美國第28任總統，生卒時間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主要成就，帶領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取得勝利。
人物簡介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1856年12月28日出生於美國弗吉尼亞州，在佐治亞和南卡長大，博士、文學家、政治家、美國第28任總統。
威爾遜少年時代就醉心於政治，四度出任英國首相的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是他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威爾遜16歲進入戴維森學院，29歲獲博士學位，30歲開始在大學任教。1902年發表的《美國人民史》被認爲是其學術上的最高成就。同年威爾遜出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1909年當選爲新澤西州長。1912年總統大選中，由於西奧多·羅斯福和威廉·塔夫脫的競爭分散了共和黨選票，威爾遜以民主黨人身份當選總統。1883年，伍德羅·威爾遜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生院，並在3年後獲得歷史與政治科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爲《議會制政府：對美國政治的研究》(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畢業後，先後在Bryn Mawr學院(1885-1888)和衛斯理大學(1888-1890)任學術職。
威爾遜是唯一一名擁有哲學博士頭銜的美國總統(法學博士銜除外)，也是唯一一名任總統以前曾在新澤西州擔任公職的美國總統。1919年，威爾遜被授予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1962年曆史學家對31位總統的投票排名，威爾遜高居前4位。
家族背景
威爾遜祖籍系蘇格蘭-威爾士人，其祖父一家於1807年自北愛爾蘭蒂龍縣的斯特拉班鎮(Strabane)移民美國，在俄亥俄州的斯托本維爾出版《西部先鋒報》，該報紙立場偏向徵收關稅和廢奴主義。威爾遜家族的後代至今仍然居住在北愛爾蘭當地附近，其祖父居住過的白漆房已成爲旅遊景點。
威爾遜的父親生於俄亥俄州的斯托本維爾，母親生於英格蘭卡萊爾的一個蘇格蘭裔家庭。威爾遜的父母於1851年移居南方，並認同南部邦聯。他的父親是位牧師，而爲奴隸制辯護並持有奴隸，併爲他們建立一所主日學校。他們還在教堂中照顧傷兵。此外，他的父親還曾於聯盟軍中短暫擔任過隨軍牧師。
在長老會因奴隸制問題而於1861年發生分裂後，威爾遜的父親與他人一同創建新的南方長老會，即美南長老會。他先擔任美南長老會的首任常任祕書，於1865年-1898年間任指定祕書，並在1879年擔任過一年的會議主席。
早年生活
1856年12月28日，伍德羅·威爾遜生於弗吉尼亞州斯湯頓的一個牧師家庭。父親約瑟夫·拉格斯·威爾遜( Joseph Ruggles Wilson)，母親傑希·珍妮特·伍德羅(Jessie Janet Woodrow)。威爾遜在家中四個孩子中排行第三，他在佐治亞州的奧古斯塔度過他的大部分童年，在那裏他的父親曾任長老會第一教會的牧師。
威爾遜最早的記憶大約是他三歲時—就是聽到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總統，並且戰爭即將到來的消息。他還總是回憶起自己曾站在羅伯特·李的身旁並仰視他面龐的情景。
威爾遜的童年住所
威爾遜可能患有閱讀障礙症，在家接受父親的指導，大約過了十歲纔開始學習閱讀，但他靠自學速記來彌補閱讀上的困難，決心和自律確保他學業的成功。他還在奧古斯塔的一個小型學校上過課。在重建時期的1870年-1874年間，因父親在哥倫比亞神學院擔任教授，威爾遜一直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哥倫比亞生活。
威爾遜於1873年在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上了一年學。之後作爲新生轉到普林斯頓就讀，成爲Phi Kappa Psi兄弟會的成員，並於1879年畢業。自第二年起，他開始博覽政治哲學和歷史書籍。威爾遜稱他進入政界的靈感來自英國《議會速報》記者亨利·魯西(Henry Lucy)。他在校內的“美國輝格-克里歐辯論會”( American Whig-Cliosophic Society，一本科生學生社團)中表現活躍，並另行組織一個自由辯論協會。
1879年，他進入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但一年之後由於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學。不過，儘管從未畢業，在弗大就學的時候，威爾遜曾熱情地參與兩個校內團體：弗吉尼亞合唱俱樂部(Virginia Glee Club)，和傑斐遜文學與辯論社團(Jefferson 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並擔任社團主席。退學後，威爾遜搬往北卡羅來納州的威爾明頓居住，並繼續從事他的研究。
政治研究
成爲律師
1882年1月在亞特蘭大開始律師生涯。後受弗吉尼亞大學同學埃德華·愛蘭德·雷尼克(Edward Ireland Renick )的邀請，威爾遜於當年5月作爲合夥人加入雷尼克新建立的一個律師事務所。他還參加弗吉尼亞州司法考試。1882年10月18日參加出庭考試，主考官喬治·希萊爾(George Hillyer)同意威爾遜的答辯。隨後他開始寫論文《美利堅合衆國的國會政體》(簡稱《國會政體》，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當時在亞特蘭大共有144名律師，彼此競爭十分激烈。威爾遜甚至一度由於案子太少而無事可做，這令他十分氣餒。
此外，威爾遜從一開始就是爲了從事政治而進入律師業的。但他發現很難同時做到一方面研究政府，另一方面持續地關注法律以保持職業素質。1883年4月，威爾遜申請入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同年7月，威爾遜離開律師界，開始其學術生涯，並在1886年獲得歷史與政治科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爲《國會政體：對美國政治的研究》(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1886年至1887年在康奈爾大學教書，1885年至1888年間亦在布林莫爾學院教授古希臘和羅馬史，並拒絕密歇根大學和印第安納大學的邀請。
政治學著作
威爾遜步入成年之時，正值美國內戰結束。彼時，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擁有絕對權威，政治腐敗橫行。威爾遜並未關注某一特定人物以尋求美國政策失敗的根源，而是重點研究整個議會制的結構問題。受英國社會學家沃爾特·白芝霍特所著《英國憲法》(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一書的影響，威爾遜認爲美國憲法原始、累贅且易於滋生腐敗。雖然他在1919年以前從未到過英國，但威爾遜是英國議會的忠實崇拜者，推崇在美國實行議會民主制。
《行政的研究》
1887年1月，威爾遜在《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上發表《行政的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一文。在文章中，他提出兩個主要方面內容。一個是公共行政學科構建的必要性。他相信研究公共行政的重要性不只來自於它是學術界的熱門，更多是因爲該學科自身的價值。他定義公共行政爲：“它將力求使政府不走彎路，使政府專心處理公務、減少閒雜事務，加強和純潔政府的組織機構，爲政府的盡職盡責帶來美譽。”他相信該學科研究，可以使政府的效率得以提升。之後威爾遜呼籲社會重點考察政府的績效問題，而非僅限於諸如憲法等文件爲政府所定義的原則，並認爲“運作一部憲法正變得比制定一部還要難”(It is getting to be harder to run a constitution than to frame one)。
其次，威爾遜主要談到的是行政與政治的關係。他通過分析英、法、普等政府發展史，指出美國有必要發展獨立的行政思路——即政治與行政兩分法(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威爾遜堅持認爲，行政管理並非政治影響範疇;用於指導管理事業的基本法律同樣明顯地不應凌駕於管理機構之上。並且，他試圖通過這種區分方式，使行政管理者關注並承擔其行爲所導致的行政責任。
《國會政體》
威爾遜開始寫他最著名的政治學著作《國會政體》，起初他打算把研究重心放在議會制系統的論證。然而，受到克利夫蘭的影響，《國會政體》最終被寫成一篇針對美國製度的批評性論文，充滿和英國議會之間的負面比較。威爾遜稱，“我是指出事實與診斷，但不是開處方。”
威爾遜相信美國複雜的政治制衡系統是美國式政治的問題之源。他認爲分散的權力導致選民無法看清到底誰應該爲錯誤負責。《國會政體》中最長的一部分是有關美國衆議院的，威爾遜於此處集中筆墨攻擊其委員會制度。
此外，威爾遜認爲委員會體制本質上是非民主的，因爲根據年資而定的委員會主席並不對委員會以外的人負責，即便他們是在決定國策。此外，他還認爲這一體制易於滋生腐敗。
當威爾遜完成《國會政體》時，克利夫蘭已成爲美國總統，而威爾遜對美國政府的信心也有所恢復。而在1896年大選時，當威廉·詹寧斯·布萊恩擊敗克利夫蘭得到民主黨候選人提名後，威爾遜決定改投國家民主黨的約翰·麥考利·帕爾默(John M. Palmer)——該黨支持金本位制、低關稅和有限政府。
在經歷威廉·麥金萊和西奧多·羅斯福的幾屆充滿活力的政府後，威爾遜決心不再呆在家中沉思議會政府。在1908年他的最後一篇學術著作，《合衆國的憲法政體》(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中，他寫道總統任期的“規模和影響將像取決於總統一職的擔當者。”(Will be as big as and as influential as the man who occupies it.)同時，他寫道，“八個字概括我們當前政黨的沉淪：無首，無章;無章，無黨。”(No leaders,no principles;no principles,no parties)，以希望黨派應該按意識形態而非地理區分來組織。
學術經歷
1886年，威爾遜完成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論文，題爲《國會制政府：對美國政治的研究》(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這篇論文爲他在學術界獲得聲譽。並得到在布林茅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和衛斯理大學的教職。在衛斯理他還曾任足球隊教練，並建立辯論隊——這支辯論隊現已被命名爲T·伍德羅·威爾遜辯論隊。1890年，他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任法學和政治經濟學教授。那時他還曾短暫任教於短命的伊芙琳女子分校。此外，他也在紐約大學法學院與查爾斯·埃文斯·休斯一起成爲首批憲法課講師。
1896年，普林斯頓大學一百五十週年校慶時，威爾遜發表一篇題爲《爲國服務的普林斯頓》(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的演講。這個題目後來被擴展爲“爲國家服務，爲所有的國家服務”(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in the Service of All Nations)，成爲暗示普林斯頓大學的常用格言。在這篇著名演講中，威爾遜概述他對於民主國家大學的憧憬，呼籲高等教育機構把課程從歷史中分離，並利用每一堂這樣的課來爲學生闡明他們的責任。
威爾遜明顯認識到高質量高等教育的重要性。19世紀末曾有人援引他的話說：“在肯塔基有一所小型學院，在過去的60年中從她那裏畢業後取得名望的學生比普林斯頓150年中的還要多。”他所說的小型學院是肯塔基州的中央學院(Centre College)，一所私立文科學校。不過，這不是威爾遜最後一次在普林斯頓惹來非議。
1902年，校董事會晉升威爾遜爲校長，以代替被認爲管理不力的佛朗西斯·蘭迪·巴頓(Francis Landey Patton )。儘管當時學校的捐贈只有四百萬美元，但威爾遜試圖爲一個教師教學系統撥兩百萬美元，爲科學學院撥一百萬，以及爲新建築和提升工資撥三百萬。作爲一個長期目標，他還想爲研究生院爭取三百萬美元;爲法學院、電子工程學院及一所自然歷史博物館籌措二百五十萬美元。不過，因爲本人並非強有力的資金籌措者，這些目標威爾遜幾乎都沒有實現。但是，他確實把教職工隊伍從112人擴充到174人，每一個都是由他親自考覈認定的優秀教師。他所開發的課程方針後被證明爲高等教育領域中非常重要的發展性創新。
羅伯特森會堂(“Robertson Hall”)是威爾遜公共和國際關係學院的所在地。
爲了強化專業技術的角色，威爾遜創立學術科系體制以及一個核心需求系統。學生先是以六人爲一組與導師會面完成基本需求課程，再進行兩年的本專業集中學習。威爾遜試圖提升入學標準，並以嚴肅的學習取代矇混過關。如他對他的校友所講的，他期望“把那些傻呆呆做功課的男孩兒們變成思考的男人”。
1906至1910年間，爲消除精英層社交俱樂部的影響，威爾遜嘗試通過廢除面向上層階級的“吃喝俱樂部”( eating club)並把這些學生重新帶回校舍——俗稱“四邊形”。他的“四邊形計劃”遭到普林斯頓校友的激烈抵抗，其中就包括校董事會中最有影響的理事摩西·泰勒·佩恩(Moses Taylor Pyne)。但是威爾遜拒絕一切涉及停止廢除此類俱樂部的妥協方案，聲稱這樣的妥協是在“與邪惡打交道”。1907年10月，由於校友們的激烈反抗和威爾遜對妥協的堅定反對，董事會收回它起初對“四邊形計劃”給予的支持，並指示威爾遜停止實施。
一個更加嚴重的對立發生在威爾遜和研究生院院長安德魯·弗萊明·韋斯特(Andrew Fleming West)及其支持者、也是校董事之一的前總統克里夫蘭之間。威爾遜想把新提議的研究生樓建在本科生校舍所在區域;而韋斯特希望二者分離。董事會於1908年回絕威爾遜的提案，並於此年採納韋斯特的計劃。當時，國內媒體將這次發生在普林斯頓校內的對立報道爲精英(韋斯特)與民主(威爾遜)之戰。
同樣是在這段時間，威爾遜和一位名叫瑪麗·佩克(Mary Peck)的社交名媛發生婚外情。他因此考慮辭職，並最終接受邀請進入新澤西政界。
步入政界
“威爾遜——就是他了!”，1912年美國總統大選威爾遜競選團隊宣傳唱片封面
1910年威爾遜作爲民主黨候選人蔘選新澤西州州長，對手是共和黨候選人、負責銀行與保險業的州吏維維安·M·劉易斯(Vivian M. Lewis)。威爾遜在競選中強調他與政治機器的分離，並誓言一旦當選他不會蒙恩於那些黨內大佬。儘管塔夫脫曾在1908年總統大選時以80000票的差距贏得新澤西州，威爾遜還是以49000之票差輕鬆擊敗劉易斯。
儘管1910年大選時民主黨還取得對州衆院的控制，但共和黨人仍然以微弱優勢據有州參院。上臺之後，威爾遜無視黨內機構的要求，啓動他的改革性日程。他在六個月的時間內建立候選人選拔會，這幾乎將黨派頭目們從總統選舉過程中排除出去。他還重整了公共設施委員會，並引進工傷補償機制。
1912年大選
1912年6月25日，民主黨全國大會在巴爾的摩召開以決定總統候選人。威爾遜作爲競爭者之一與會。一開始，來自密蘇里州、時任衆院議長的錢伯·克拉克(Champ Clark)保持領先，而被視作溫和改革者的威爾遜在幾乎每一輪投票中都落後於他屈居第二。不過，由於必須達到三分之二多數才能獲得提名，克拉克也不能決定性地勝出。威爾遜一度決定放棄，並幾乎就要發表承認失敗的演講以讓那些打算投他票的代表另投別人。但隨後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位於紐約市的強大卻又腐敗的坦慕尼協會決定支持克拉克。這導致三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黨內自由派領袖的威廉·詹寧斯·布萊恩轉而反對克拉克，稱他是“華爾街的代表”，並改爲支持威爾遜。他的改變引來許多代表的效仿，威爾遜與克拉克的力量對比開始逆轉。威爾遜最終在第46輪投票中勝出。印第安納州州長托馬斯·R·馬歇爾鼓動他的州代表投票支持威爾遜，並被提名爲威爾遜的競選夥伴。
此後，由於共和黨候選人塔夫脫和進步黨候選人、前共和黨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競爭嚴重分散本應投給共和黨唯一候選人的選票，威爾遜毫無困難地贏得競選勝利。他在40個州獲勝，得到總共531張選舉人票中的435張。
總統任期(第一任期)
通過反托拉斯改革、關稅調整和重整銀行及貨幣系統，威爾遜實現了他競選時關於新自由(New Freedom)的誓言，也初嘗任內的成功。1913年3月15日他舉辦美國現代史上首次總統新聞發佈會，並在會上允許記者向他提問。 1914年8月6日，第一夫人艾倫因患腎炎不幸病逝。翌年，威爾遜結識伊蒂絲·高爾特(Edith Galt)。兩人於當年12月18日結婚。
生於弗吉尼亞而成長於喬治亞的威爾遜是自1860年亞伯拉罕·林肯當選以來第一位選舉產生的南方民主黨總統，也是自安德魯·約翰遜於1868年離任之後第一個入主白宮的南方民主黨總統。他是自1799年約翰·亞當斯之後第一位親自在國會發表國情諮文的總統。他還是1892年克里夫蘭二度當選總統之後第一位民主黨總統。而下一位民主黨總統則是1932年當選的富蘭克林·羅斯福。
1916年大選
1916年獲得民主黨重新提名後，威爾遜在競選中打出“他讓我們遠離戰爭”(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口號，提示選民他任期內即維持堅定的國策、又避免與德國或墨西哥的公開衝突的業績。但他卻從未發誓即使受到挑釁也決不參戰。1916年9月2日，當他發表接受黨內提名的演講時，威爾遜針對性地警告德國他不會容忍給美國人造成生命損失的潛艇戰。
最終，威爾遜勉強戰勝共和黨候選人查爾斯·埃文斯·休斯贏得1916年大選。休斯是1907年至1910年間的紐約州州長，其政績凸顯進步主義特徵，驚人地類似於威爾遜在新澤西留下的從政紀錄。後來，西奧多·羅斯福評價兩人道：“他們之間唯一的差別就是刮不刮臉”(休斯是一個大鬍子)。但是，休斯由於不得不在保守的塔夫脫支持者和進步主義的羅斯福派別間建立聯合，他的競選始終缺乏一個確定的形式。威爾遜則更爲關注自身的競選，忽視休斯的存在並把攻擊留給羅斯福。當被問到爲什麼不直接攻擊休斯，他對一位朋友說：“千萬不要殺一個正自殺的人。”(Never murder a man who is committing suicide.)
選戰的最後結果出奇地接近，甚至在選後數天內都無定論。由於擔心輸掉選舉而在歐戰尚不確定的情況下成爲跛腳鴨，威爾遜提出一個假想方案：倘休斯取勝，他將先任命休斯爲國務卿，然後和副總統一起辭職以使其接任總統。兩黨選情在數個州都十分接近。在加州大約一百萬選票中威爾遜贏了3773票，而在新罕布什爾只贏了區區54票。休斯在明尼蘇達的358000張選票中贏了393張。最後威爾遜得到277張選舉人票，而休斯得到254張。威爾遜能贏得大選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在1912年大選時投給西奧多·羅斯福和工會領袖戴布茲(Eugene V. Debs)的票這次大多流向了他。
第二任期
在1917年之前，美國一直恪守1914年的中立宣言。在這段期間，威爾遜爲確保一個更寬泛的外交政策，警告美國公民不要在交戰陣營中選擇他們的所屬方。在他1914年的國會演講中，威爾遜說道：“這樣一個發生在我們當中的分裂對於我們的和平思維將是致命的，而且還會妨礙我們作爲一個強大的和平國家正當地行使自己的責任，作爲一個人時刻準備着在一場公正的調停中發揮作用，並以朋友而不是黨徒的身份談論關於和平與和解的建議。”
儘管載有大量美國公民的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的事件給威爾遜增加參戰壓力，中立原則還是得到維持。但後來由於德國發起無限制潛艇戰，威脅到美國的商業海運，這種中立性開始傾斜。在德國於1917年早些時候發動無限制潛艇戰(儘管也發表若干聲明來限制這種戰術)，並祕邀墨西哥與德國結盟反美之後，威爾遜爲“使世界安全以確保民主”，將美國帶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他沒有和英法簽署一個正式的同盟，而只是作爲合作(associated)力量加入。他通過徵兵大幅擴軍，並將高度自由的指揮權，包括戰術戰略以至外交行動，授予了約翰·潘興將軍。
到這個時候，威爾遜認定這場戰爭已變成一個對人類的真正威脅。1917年4月2日，他在宣戰演講中說道，美國如不參戰，整個西方文明都將被摧毀。威爾遜在講話中宣告將進行一場“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說明他希望建立一個和平的基礎以防將來戰禍再臨而招致不必要的死亡與摧毀。這也爲他未來將發表的十四點原則——一個關於解決領土爭端、確保自由貿易和建立維和組織的一攬子建議——鋪墊一個基礎。
爲打擊國內的反戰勢力，威爾遜相繼於1917年和1918年推動國會通過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和反煽動法(Sedition Act)，以壓制反英、親德和反戰聲音。他歡迎諸如沃爾特·李普曼這樣支持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卻無法容忍那些企圖阻礙戰爭甚至刺殺政府官員的反戰者。他還堅持將出生在外國的激進分子趕出美國。援引反間諜法相關條例，美國郵政系統拒絕投遞任何被視作可能是批評美國戰爭行爲的書面材料。約60多家報紙因此被剝奪二級郵遞權。
威爾遜的戰時政策高度地向勞工傾斜。他與龔帕斯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密切合作，同時鎮壓任何企圖阻礙戰爭工作的反戰團體。在威爾遜的任期內，美國勞工聯盟、鐵路工人協會和其他“溫和”工會的會員和這些行業工人的工資都得到顯著增長。由於沒有實施配給制，消費品價格飛漲。而因爲收入稅的增加，白領階層備受打擊。不過，鼓勵購買戰爭債券的工作還是大獲成功。這些債券使得戰爭開銷轉化爲20年代的繁榮。
威爾遜建立了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政治宣傳機構，即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由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故俗稱“魚簍”委員會)領導。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鼓動愛國性反德情緒，並實施各種信息審查。除了公共宣傳外，政府還將戰爭工作引入多個其它領域。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領導的戰爭工業委員會爲美國的工廠制定戰時目標和政策;赫伯特·胡佛被任命爲食品管理局局長，該局鼓勵美國民衆參與到“無肉星期一”和“無麥星期三”活動中，以爲海外部隊節省食物;亨利·加菲爾德( Henry Garfield)領導的聯邦燃料管理局引入夏時制，並對煤炭和石油實施配給供應來確保軍事需求。許多這樣的委員會和管理機構的領導者都是由威爾遜徵召的商界人士。他們只拿一美元的日薪，以提高政府在戰爭期間的功效。
國會還於1917年授權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組織四個志願者師團到法國參戰，但威爾遜拒絕給他的政敵這樣一個機會。
一戰餘波
一戰結束後，威爾遜政府開始參與談判。他的目標是明確的，即幫助受壓迫國家獲得主權和確保一個公正的和平。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和平原則，首次論述了關於成立國際聯盟的想法。這個聯盟的指定目標應該是保證各大小國家的領土完整以及他們的政治獨立。
威爾遜打算憑十四點原則結束這場戰爭和實現一個所有國家共享的、公正的和平。爲了開巴黎和會，他在巴黎待了6個月，這也使得他成爲首位在任內出訪歐洲的美國總統。和會期間，他不倦地推銷他的計劃，最終實現在凡爾賽條約中加入關於創建國際聯盟的章節。
儘管由於他爲創建國聯所作的努力使威爾遜獲得1919年諾貝爾和平獎，但他沒能在入盟一事上贏得參議院的支持。美國此後從未加入國聯。1918年中期選舉後，以亨利·加博·洛吉(Henry Cabot Lodge)爲首的共和黨控制參議院。但威爾遜拒絕共和黨的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對洛吉提議的修改也一併否決。雙方最爲主要的分歧點在於國聯是否將削弱國會的宣戰權。在這段期間，威爾遜越來越不相信媒體。他停止召開新聞發佈會，而更傾向於自己的宣傳機構，即公共情報委員會。
歷史學家普遍認爲威爾遜未能使美國加入國聯是他任內所犯的最大錯誤，甚至可能是美國曆史上所有總統任期內的最大失敗之一。凡爾賽條約中的種種苛刻條款招致德國民衆對條約的極大怨恨，最終導致希特勒的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歐洲期間，威爾遜還前往羅馬拜會教皇本篤十五世。這次訪問使他成爲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在任內會見教皇的總統。
戰後時期
威爾遜對戰後復員的問題未給予足夠重視，導致復員過程進行得異常混亂。四百萬士兵在身無分文、沒有任何安頓計劃和救濟的情況下就被送回美國。農田價格的戰時泡沫破滅導致許多農民破產或身陷因新購土地所欠下的債務中。1919年，鋼鐵業和肉類加工業工人舉行大罷工。種族騷亂在芝加哥、奧馬哈和其他城市蔓延。
在紐約和其他地方發生一系列由激進無政府主義分子實施的爆炸活動後，威爾遜命令總檢察長亞歷山大·米切爾·帕爾默(A. Mitchell Palmer)抑止暴力活動。司法部隨後展開被稱作“帕爾默搜捕”(Palmer Raid)的大規模行動，旨在收集與暴力激進團伙有關的證據，以及關押或驅逐國內外煽動分子。司法部以妨礙徵兵爲由審判工會領袖戴布茲，並把他送到亞特蘭大的監獄服刑。戴布茲後來被哈定總統釋放並赦免。
在任內的最後三年，威爾遜與包括豪斯中校在內的許多親密政治夥伴或盟友分道揚鑣。歷史學家推斷可能是一系列的中風影響他的人格。威爾遜想再次連任，但他的民主黨政府已然分崩離析：德裔選民因戰爭期間所受的待遇而憤慨，愛爾蘭裔民主黨選民則因他未支持愛爾蘭的獨立而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