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秦國遠交近攻戰略的，爲何是兩個“外國人”?接下來本站小編帶你詳細瞭解歷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戰國中後段、秦昭襄王執政後期，秦國改變了以往四面出擊的打法，暫時擱置、拉攏距離較遠的齊、燕以及擁有廣闊縱深的楚國，重點打擊、蠶食家門口的三晉(韓、趙、魏)，這就是著名的“遠交近攻”戰略。直至嬴政時期，秦國按照韓、趙、魏、楚、燕、齊的順序，如願吞併六國。
衆所周知，上述戰略的制定者，是投奔秦國的魏國人范雎：公元前270年，他以這個戰略爲敲門磚，成功打動了秦昭襄王，“平步青雲”進入秦國的政治核心。
但其實在公元前273年，爲了阻止秦、韓、魏三國聯軍滅楚，楚國使者黃歇就曾向秦昭襄王提出了與此相似的概念;而秦王不僅立即罷兵，甚至迫不及待的與楚國恢復和親。
那麼，這個戰略爲什麼具有如此驚人的說服力，以至於讓秦昭襄王言聽計從?爲什麼這樣一個關係到秦國國本的大計，提出者竟然是兩個“外國人”，秦國朝野難道就沒有戰略家?
我們先看看黃歇、范雎兩人分別說了啥，再分析出現這一怪現狀的背後原因。
黃歇說秦：一文退千軍
公元前280-277年，秦國舉起屠刀，連續砍向南方大國楚國：
公元前280年，司馬錯從蜀地攻佔楚國黔中地區，楚軍連敗，不得不割讓上庸、漢北地;
公元前279年，秦國捲土重來，名將白起攻下楚國鄢、鄧、西陵;
公元前278年，白起再次下重手，不僅攻下郢都，還焚燒了歷代楚王陵墓所在地夷陵，《史記·楚世家》哀嘆：“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頃襄王不得不往東北遷都至陳;
公元前277年，白起再度拿下巫、黔中地區，秦國設立黔中郡。
由上圖可見，經過這四年的割肉行動，秦國拿下了楚國幾乎1/4國土。更要命的是，西部這些地區，是楚國數百年家業的根基所在;發源地都丟了，楚國一時間幾乎只剩下半條命。
不過更大的危機還在後面。公元前277-273年間，秦國轉而重點伐魏，可憐的魏安釐王接位四年、被爆錘四年，不得不選擇割地求和。公元前273年，眼見韓、魏先後被降服，秦昭襄王計劃派白起協同這兩國，以泰山壓頂之勢大舉攻楚。
三國大軍正厲兵秣馬之時，擔心被一舉滅國的楚頃襄王派出使者前往咸陽，此人正是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黃歇(後來的戰國四公子之一春申君)。
形勢危急，黃歇到達咸陽後立即向秦昭襄王上書一封，其篇幅較長，但思路走向比較清晰：
第一步，戴高帽、畫大餅。對於秦昭襄王即位34年來的卓越成績，黃歇不吝溢美之詞。比如，秦王派盛橋前往韓國任職，不費一兵一卒得到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派兵伐魏，輕輕鬆鬆奪下河內、酸棗等大片土地，兵鋒直抵對方國都大梁，魏軍卻畏畏縮縮不敢迎擊，所以“王之功亦多矣!”;二年後捲土重來，不僅打服魏國，甚至還讓楚、趙兩國惶惶不可終日，互相間不敢救援，“王之威亦單矣!”。
這還沒完，黃歇認爲秦王還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向夏禹、商湯、周武王三位聖主看齊，與春秋五霸相媲美，即所謂“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但有一個前提：斷絕後患，避免物極必反。
第二步，點出隱患。所謂的後患，就是韓、魏兩國。爲了證實這一點，黃歇列舉了兩個鮮活的案例：
其一，當年吳王夫差聽從越王勾踐的建議，揮師北上，在艾陵全殲10萬齊軍;最終他卻被自己信任的勾踐逼死在三江之濱，身死國滅。其二，智瑤輕信韓、魏兩家，率領他們一同攻趙;然而在勝利指日可待之時，韓、魏、趙三家卻突然聯手，將智氏滅族。
以史爲鑑，秦國如今若聯合世仇韓魏、攻打常年和親的楚國，極有可能會步夫差、智瑤的後塵;就算這兩國無異心，但當秦楚兩強相持、元氣大傷之際，這兩國若協同齊國趁機漁利，搶下江、淮一帶的膏腴之地，屆時秦國即使如願滅掉楚國，也會養虎爲患，面臨更強大的敵人，即“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
第三步，指出方向。黃歇認爲秦國目前應與楚國親善，轉而深耕、消化正苟延殘喘的韓、魏兩國，如此一來，秦國力量自當倍增;其後，攜平定兩國之餘威，往東奪取齊國的西部，徹底掐斷北方燕、趙與南方齊、楚之間的聯繫，四國不能形成合力，自然對秦國俯首帖耳。(大概是下圖這個意思，朋友們將就看)
秦昭襄王愉快的答應了，立即命令白起停止軍事計劃，並讓黃歇回國推進雙方和親事宜。第二年，黃歇陪同楚國太子羋完來到咸陽做人質。爲了表示誠意，秦、魏、楚三國還聯合攻打了一次燕國(公元前284年五國伐齊，燕國佔了大便宜，需要被壓壓氣焰)。
楚國就這樣逃過了一劫，得以躲在東邊舔舐傷口。公元前270年，秦國先是在閼與跟趙國打了一架，卻意外敗給了趙奢;其後又長途奔襲齊國，奪取了剛、壽兩地。也正是在同一年，魏國人范雎逃到了秦國，秦昭襄王的對外擴張戰略再次得到升級。
范雎入秦：魏國的亡命人，卻是秦昭襄王的“及時雨”
與黃歇一樣，當時的范雎在魏國也是個小人物;不過與前者以辯才救國不同，同樣口舌極佳的范雎卻因自己的這一才華獲罪、不得不裝死保命，最終依靠秦國使者王稽逃到秦國。
依靠王稽的推薦，范雎見到了秦王。正是這次見面，他提出了“遠交近攻”的戰略，迅速博取了對方的信任。他的邏輯脈絡大致如下：
首先，長途攻齊是極大的錯誤。爲了證明，他也舉了個案例。公元前285年，齊湣王攜滅宋之餘威，往南侵楚，雖然取得節節勝利：“破軍殺將，開闢千里土地”;但卻受制於地理條件，無法達成實際控制：“尺寸之地無得”;更糟糕的是，在齊國疲憊之際，第二年五國聯軍殺上門，齊王慘死、齊國幾乎滅亡，最終韓、魏兩國坐收漁利。
因此，如今秦王應採取遠交而近攻的方針，可以實現“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的目的。而實現這一戰略的關鍵，正是家門口的韓、魏兩國。從地理位置上而言，這兩國位於中原核心區，是天下的中樞;而且經過秦國多年的打擊後，早已無險可守。
若徹底控制這兩國，不僅可以控制中原的核心、將周天子置於自己掌控之下，還可以通過南北的通途長驅直入，打壓楚、趙兩國;楚、趙若歸附，齊國必然六神無主;由此韓、魏兩國則更淪爲秦國的掌中之物。
秦昭襄王大喜，將范雎任命爲客卿(跟張儀當年的職位一樣)，負責策劃對外擴張。
那麼，黃歇、范雎兩人的思路爲何被一眼相中?以我們如今“事後諸葛亮”的視角出發，自然很明朗;在當時秦昭襄王的的眼裏，則是因爲這倆人精準的戳中了自己的“痛點”。
黃、範二策，殊途同歸，卻一致戳中了秦昭襄王的痛點
從上文可知，范雎與黃歇兩人的戰略並不完全相同。
共同之處：秦國的對外擴張，應落腳於韓、魏，而且原因也出奇的相似——這兩國處在秦軍的眼皮下，基本無險可守，具備一鼓作氣拿下的可行性;以此爲基礎，秦軍不僅無後顧之憂，還能以這兩國便利的地勢，向其他各國進軍。
不同之處：黃歇的思路是先韓、魏，其次齊國，趙、楚最後，這可以理解，畢竟他是楚國人;但這個思路存在兩個隱患：戰線過長，尤其要提防軍事強國趙國的南下截擊;可能會刺激齊國與南北合縱，增加秦國的壓力。而范雎的順序則是韓、魏，其後趙、楚，齊國放在最後(打醬油的燕國直接被無視了);如此一來，戰線幾乎是往外平推，而且避免過早刺激齊國，更加穩妥。
因此，與黃歇相比，范雎的思路更像是強化版。前者雖客觀上對秦國有利，但實際出發點是爲楚國爭取恢復的時間;范雎雖然有報復魏國的私心，但其策略更加穩紮穩打，完全契合了秦國當時戰略定型的需求。
而秦昭襄王看似輕易被二人打動，實際上自有其深思熟慮：
第一，以連橫杜絕合縱。
秦國雖橫行天下，但仍懼怕一個局面的出現：六國合縱。如在公元前296年，楚懷王客死咸陽後，同仇敵愾的東方各國曾出奇的團結，聯軍甚至殺了到函谷關，秦昭襄王不得不割地退兵。
因此，當黃歇以智氏的覆滅爲例時，無異於提醒了他：韓、魏兩國本來就是背後捅刀子的慣犯;並且“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再加上東邊急於恢復實力的齊國，秦國攻楚之日，也許就是各國聯手復仇之時。
而范雎則將秦國的短期目標進一步縮小到到韓、魏兩國，拉攏正專注於休養生息的齊國，這一思路本質上正是以連橫擊破合縱。
所以，秦昭襄王看似耳根子軟，實際上是以清醒的頭腦、遏止秦國輕敵冒進的苗頭，定位於依靠雄厚的國力軍力、輔以各個擊破的連橫之策，由近及遠、從易到難，逐漸吃下各國。
第二，要滅國，更要吃獨食。
公元273年，如果秦王堅持原計劃，楚國真的有可能面臨滅國之災。甚至連黃歇都描繪了這一場景：
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輿、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
當時的韓、魏兩國常年被割肉，急需宰羊自補;而齊國不久前幾乎被五國掐死，也需要輸血養神，而龐大、肥碩的楚國無異於是他們的理想對象。因此，若秦國自西線進攻，韓、魏由北至南，齊國在東線趁火打劫，楚國必定凶多吉少。
但這也有一個副作用：韓、魏、齊三國也會實力大增，秦國等於宰了一隻肥羊、卻養大了三隻惡狼，況且這三隻狼很有可能聯合起來反咬自己一口。
所以，如果自己不能獨吞楚國，那就暫且穩住它，將精力轉向消化現成的肥肉韓、魏;至於鞭長莫及的齊國，姑且讓它在東邊自娛自樂。
第三，遠交近攻的客觀前提：齊、楚對秦國已難以構成威脅。
齊、楚兩國，曾是東方的兩大傳統豪強，也是秦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但在此時，它們已經今非昔比。
楚國硬生生被秦國打殘，這裏無需贅述。齊國則是另一番經歷：公元前288年，齊國的實力正處於巔峯期，秦昭襄王甚至向齊湣王提議兩人並稱東西二帝;但其後齊國連續滅宋、攻楚、討三晉，對外過於奔放，以至於引起了五國聯合伐齊;公元前284年，除了即墨、莒城之外，齊國全境均被燕國佔領。後來，齊國雖僥倖復國，但實力早已與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經過這次浩劫後，齊國不僅與東方各國已心存芥蒂，甚至失去了爭雄天下的決心，一直專注於閉門養痾。
因此，暫時擱置齊、楚兩強，避免它們“狗急跳牆”，對秦國而言是最合理的選擇。
第四，確立新戰略，有利於秦昭襄王全面收回權力。
見到范雎時，秦昭襄王已在位36年。在這期間，秦國大殺四方、威風八面，擴張事業蒸蒸日上、形勢喜人，但這對他個人而言，並非全是好事：
36年前，在母親宣太后(即羋八子)及舅舅魏冉(太后同母異父弟)的主導下，年幼的秦昭襄王嬴稷繼位，但大權也隨之落入了外戚之手，史書稱：
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爲政，威震秦國
其後秦國雖對外大殺四方，但大部分是秦王母親一系的功勞，甚至連頭號名將白起也是魏冉一手提拔起來的，所以范雎聲稱：“臣居山東時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若要立事、須先立言，秦昭襄王要收回權力，必須先敲定屬於自己的戰略思想、創立自己的業績，這樣才能服衆;而黃歇與范雎兩人提供的思路，無異於爲他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綜合以上考慮，秦昭襄王敲定了“遠交近攻”的對外戰略。公元前268年起，他將火力集中在韓、魏兩國身上，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漸除掉了宣太后、魏冉等人的勢力，將秦國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公元前262年，因搶奪中原的制高點——韓國上黨地區，秦國與東方頭號軍事強國——趙國之間爆發了長平之戰，並依靠國力的碾壓，一舉摧毀了對方的核心軍力。從此，東方的軍事脊樑徹底被打斷，秦滅六國就成了時間上的問題。
值得玩味的是，在秦、趙對峙之際，一旁的韓、魏分身乏術，遠處的齊、楚則坐山觀虎鬥，四國眼睜睜看着趙國被打趴，卻不知“脣亡齒寒”，沉迷於一時的安穩。這正是“遠交近攻”戰略的成效的體現。
那麼，如此英明的戰略，爲什麼由黃歇、范雎這兩個異國人提出?後來的韓非子給出了答案。
遠交近攻，解決了秦國君臣利益不一致的困局
公孫鞅之治秦也......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
這是《韓非子·定法》中對於商鞅變法的點評。在公孫鞅的變法體系下，秦國各階層的功名利祿與農戰功績綁定，有效打破了貴族政治，賞罰明確、令行禁止，激勵着秦人對內瘋狂生產、對外嗜戰如命，秦國迅速被打造成虎狼之國。
但萬事皆有利弊，商鞅變法的訣竅若歸結爲兩個字，那就是：名利;秦人之所以如此搏命，並不是出於愛國，而是爲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按照秦法，立下相應軍功，就能加官進爵、獲取封地;雖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相應的利益主要從搶來的土地上榨取，但客觀上會帶來一種怪現場：秦王利益的增長率，跑不贏麾下的臣子：
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
公元前284年五國伐齊，秦國的主要戰利品是夾在齊、魏之間陶邑，並將它封給了魏冉;其後，魏冉常常藉着對外征戰之機，擴大自己的封地，秦國的利益卻沒有隨之增長;范雎甚至說：“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即好處全讓魏冉佔了、風險卻讓秦王擔。
可以這樣理解，魏冉主政期間，秦國雖然威風八面，但由於戰略不集中、四面開花，所取得的利益大部分並沒有落到秦王手裏，而是被臣子們瓜分，而且還會因冒進帶來隱患;而採取遠交近攻之策，將主要精力集中於蠶食、消化家門口的三晉，就地設立郡縣，則可以“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這才更加契合秦王、秦國的長遠利益。
但與三晉穩紮穩打，屬於滅國戰爭，對方勢必會玩命抵抗，可能會讓秦國當權者們血本無歸，從長平之戰對秦國帶來的巨大戰損就可見一斑;
而四處投機倒把、見機行事，則可以一本萬利、賺得盆滿鉢滿。這就不難理解，爲什麼人才濟濟的秦國朝廷裏，沒人先於黃歇、范雎提出“遠交近攻”的戰略，畢竟對秦國、秦王有利的，並不一定受臣子們歡迎;實現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一致，還得靠黃歇、范雎這種光腳的外來戶來實現。
說到這裏也許我們會明白，爲什麼在戰國時期，對秦國戰略發展貢獻最大的臣子，都是來自它國(公孫鞅、張儀、范雎、李斯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