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 仁宗對朋黨之論也開始產生懷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說法予以反擊，歐陽修也撰寫《朋黨論》一文上奏仁宗。
五月，范仲淹與韓琦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
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筆跡，誣衊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廢立詔草。仁宗雖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時邊事再起，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爲陝西、河東宣撫使，仍保有參知政事的頭銜。八月，富弼亦以樞密副使離京，出爲河北宣撫使。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罷去樞密副使,，改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第二天,，杜衍被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兗州。
二月初四，罷磨勘新法、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 加資政殿學士, 知揚州。至此, 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廢除科舉新法，恢復舊制。 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知滁州。至此，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