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威廉·莎士比亞創作戲劇，該作品有名王子復仇記，哈姆萊特，漢姆雷特，外文名叫做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創作於1599年至1602年間。
14世紀到17世紀,隨着人本主義思潮的興起,作爲歐洲文學兩大源頭之一的古希臘——羅馬文化成爲一股顯流重新浮出了歷史地表。另一方面，中世紀以來的希伯來——基督教的宗教人文傳統並未因爲文藝復興時代的到來而斬斷筋脈。自此，兩種文化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爲當時的歐洲社會提供了重新構築文化模式的契機，而整個文藝復興時期也因此成爲西方現代社會與現代文化的肇始階段。
莎翁所處的16世紀到17世紀的英國，較晚受到文藝復興浪潮的衝擊，然而它卻是文化轉型最徹底的國家。當時的歐洲正處於文藝復興晚期，基督教的傳統價值觀念日益被世俗價值觀沖淡，縱慾主義和享樂主義成爲個性解放不可避免的造物。這既是充滿激情與創造力的時代,也是一個慾望膨脹、充滿貪婪、滋生邪惡的時代;既是人文主義對在基督教傳統文化高奏凱歌的時代,又是一箇舊信仰解體、新信仰脆弱的道德失範的時代。面對這樣的歷史境況，後期的人文主義者不再盲從早期的人文主義準則，而是企圖用基督教文化重構文化價值體系，而莎翁就是這樣一位“處在歐洲文化發展十字路口”的劇作家。時值1600年，莎翁創作風格激變。從此，一部部以“時代的靈魂”冠名的悲劇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在“上帝之光”的照耀下，莎翁這一階段的創作呈現出充滿激情卻不失典雅，浪漫卻又節制的審美格調。
《哈姆雷特》劇照
值得注意的是，文藝復興的狂瀾並沒能阻斷人與神的聯繫。換言之，自羅馬時代以來，經過漫長的中世紀的演進與鞏固，基督教已從最初一個關注猶太民族救贖的狹隘信仰彌散成了普世性的宗教，而基督教文化則成了西方意識形態的權威。在文學領域，《聖經》作爲文化的元典，影響了幾乎所有西方作家的創作思維，也觀照着文學創作的構架題材，精神能指和發展向度。《哈姆雷特》作爲文化轉型時期的經典之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基督文化的時代印記。
以下從三個層面解析基督教文化對《哈姆雷特》的影響。
一、作品對《聖經》文學母題的援引或化用
同一文學母題在時空中的復現在文學史上屢見不鮮，《聖經》中的故事原型更是被廣泛使用，作爲猶太民族的集大成之作，《聖經》雜糅了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民間習俗和基督教本身的福音故事、使徒聖蹟，其中豐富的創作素材和文學母題在後來的作品中具象化爲豐富的戲劇情節和個性化的人物性格。作爲考察基督教文化對《哈姆雷特》影響的重要依據，這種對創作素材的援引或化用是最易辨認的顯在形式。
在《聖經舊約·創世紀》中,人類始祖亞當的大兒子該隱和小兒子亞伯向主耶和華獻祭，主偏愛亞伯和他的供物而引發了該隱的妨忌，於是，二人在田間時，該隱殺死了亞伯並遭受了主的詛咒和懲罰。這是西方有記載的第一宗殺人案。與之相仿，在《哈姆雷特》中，克勞狄斯因爲私慾殺死了自己的同胞兄弟，懺悔時他提到“它負帶着元古最初的詛咒：一樁殺害兄弟之暴行。”(第三幕第三場)作品與《聖經》的淵源關係可見一斑。
無論是老王的鬼魂還是哈姆雷特在提到奸王克勞狄斯時，都用了代指物—蛇。“但是,你要知道,咬死你父親的毒蛇,此刻正戴着他的皇冠呢!”(第一幕第五場)，而《哈姆雷特》哀嘆世間“是一個荒蕪不治的花園，長滿了惡毒的莠草”(第一幕第二場)，蛇與花園以及王后被克勞狄斯誘惑而墮落不難使人聯想到《聖經舊約·創世紀》中的記載，上帝在創世之初把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園，歲月靜好。直到有一天，夏娃被蛇引誘，偷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那棵樹上的果子”，“又給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於是上帝將他們逐出伊甸園，並且“受詛咒，長出荊棘和蒺藜來”。這同哈姆雷特所言“荒蕪不治，長滿了惡毒的莠草”相似，易見《哈姆雷特》對《聖經》化用的痕跡。
《哈姆雷特》譯本宣傳海報
在基督教文化中，對罪惡的懲罰包括三個方面：現世之罰、永生之罰和誅心之罰。這些懲罰均在《哈姆雷特》有所表現：在現世生活中因爲自身罪過而導致的因果報應即現實之罰的體現，哈姆雷特的復仇行爲可看作對奸王的現世之罰。這種懲罰會在短時間內生效，卻不是最嚴厲的懲罰，另一種形式的懲罰被認爲超越於現實之罰，即永生之罰。在第三幕第三場中，爲了讓克勞狄斯“幽暗不見天日的靈魂永墮地獄”，哈姆雷特錯失復仇的絕佳時機。誅心之罰作爲一種獨特的懲戒方式，因爲靈魂的拷問而在有生之日得不到心靈的平靜，甚爲嚴厲。它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了人物性格的複雜性。
在《哈姆雷特》中，無論克勞狄斯，哈姆雷特，還是王后，都因爲自己的罪過而遭到心靈的懲罰。對於王后的誅心之罰在文中幾次提及，第一幕第五場中，老王的鬼魂對哈姆雷特說：“……可是無論你怎樣進行復仇，你的行事必須光明磊落，更不可對你母親有什麼不利的圖謀，她自會受到上天的裁判和她自己內心中荊棘的刺戳。”而遭到哈姆雷特責問的王后，因爲內心激起的狂瀾而苦不堪言：“啊，哈姆雷特!不要說下去了，你使我的眼睛看進了自己靈魂的深處，看見我靈魂裏那些洗拭不去的黑色的污點。”“啊，哈姆雷特，你把我的心劈爲兩半了!”從中，可見基督教的影響。
二、基督教文化中超現實意象在作品中的呈現
作爲一種宗教，基督教表現爲一種信仰，相信上帝和耶穌，相信天堂和地獄的，相信人死靈魂不滅等。在無神論者看來，上帝、天國、鬼魂的意象只是一種超現實的宗教臆想，然而構築於其上的基督教文化卻因這些意象而擁有了超驗的寓意，這些超現實的意象在作品中也得到了深層的呈現。
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人的理性外化和宇宙秩序與自然法則的象徵，是獨立自足的精神實體，是全知全能的超驗存在。對於上帝，人類永不能及，只能服從。在《哈姆雷特》中，諸如“以上帝的名義”“對上帝起誓”“看在上帝的份上”此類的話不勝枚舉。而哈姆雷特認爲自己是“爲造化所玩弄的愚人”，“唉，倒黴的我卻要擔起這重整乾坤的重任”(第一幕第五場)。在誤殺了波洛涅斯後，哈姆雷特又說：“至於這位老人家，我很後悔自己一時魯莽把他殺死，可是這是上天的意思……使我一方面自己受到天譴，一方面又成爲代天行刑的使者。”(第三幕第四場)而在第五幕第二場中，哈姆雷特直接說道：“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來，無論我們怎樣辛苦圖謀，我們的結果卻早已有一種冥冥中的力量把它佈置好了。”
《哈姆雷特》海報
基督教神學的彼岸之國是自信徒們至高無上的精神家園，現世的存在只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人死後靈魂不滅，要等待上帝“末日的審判”來裁定人魂歸天堂還是地獄。哈姆雷特爲“擺脫這具腐朽的皮囊後的睡眠”而心存惶惑，“懼怕那不可知的死後，懼怕那不曾有一個旅人回來的神祕之國”(第三幕第一場)。另外，哈姆雷特沒有果斷殺死正在禱告中的克勞狄斯，也是因爲擔心正在他“洗滌他的心靈，天堂之路敞開着的時候”送其入天堂。在《哈姆雷特》中出現的鬼魂意象表明了基督文化中靈魂不滅的來世觀。早在古希臘時期，先哲柏拉圖的思想體系中的神祕論、靈魂不死說等成爲基督教思想的武庫。長期以來釀就了西方人對靈魂獨立存在現實性的認可，這就使得靈魂成爲人們觀念中超實體的存在。在《哈姆雷特》中，鬼魂的出現就顯得不合理卻合情。鬼魂因有更多的經歷，能洞悉更多的真相變得神祕，它不可抗拒，氤氳四周，督導哈姆雷特的復仇，懲惡揚善的主題在鬼魂的參與下昭然若揭，而王子只是一個執行者。
三、基督教文化對劇中人物意識形態的潛在統攝
基督教文化秉承希伯來文化的六大宗教觀：創世觀、救世觀、平等觀、博愛觀、原罪觀和彌賽亞觀。懺悔、禁慾、博愛、寬恕等精神作爲教義隨《聖經》的普及流傳，逐漸形成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另外，藉由一套完備的神學理論體系邏輯方法，基督教這種高度理性化的文化形態已紮根人們生活、價值準則和倫理觀念中，實現了對西方人意識形態的潛在統攝。
基督教文化本質上是一種罪感文化，在《聖經》中人類被趕出伊甸園時身上已負原罪。隨着文明的發展，私慾惡性膨脹後出現的罪行花樣繁複，在《哈姆雷特》中莎翁爲我們描繪了許多惡欲踐踏仁慈的圖畫，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貪婪、縱慾、亂倫、暴怒等在劇中多次出現，幾乎覆蓋了基督教義的所有罪惡，但是所有揹負這些罪孽的人都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懺悔意識。比如惡毒的克勞狄斯清楚自己的罪行而害怕上帝懲罰，另一方面又乞求通過懺悔渴望得到上帝寬恕：“啊!我的罪惡的戾氣已經上達於天……要是這一隻可詛咒的手上染滿了一層比它本身還厚的兄弟的鮮血，難道天上所有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滌的像血一樣潔白嗎?……試一試懺悔的力量吧，什麼事情是懺悔所不能做到的?……”(第三幕第三場)
在第一幕第三場中，雷歐提斯即將去往法國之前，劇中出現了兩段父親對兒子，兄長對妹妹的說教。雷歐提斯對奧菲利亞的說教帶有中世紀克己復禮的禁慾主義遺風：“留心，奧菲利亞，留心，我的妹妹，不要放縱你的愛情，不要讓慾望的利劍把你射中……”波洛涅斯對雷歐提斯的說教儘管顯得世俗圓滑：“對人要和氣，可是不要過分狎暱……不要向人告貸，也不要借錢給別人，因爲貸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丟了本錢，還丟了朋友……”但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當時在英國盛行的加爾文教思想。作爲基督教的一個重要分支，加爾文教在教會的佈道活動中反覆申明只有上帝是人類唯一的朋友，不要相信朋友之間出自友誼的援助。兩段說教使得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人物充滿個性，劇情極富感染力。
關於哈姆雷特復仇的延宕，也可在宗教語境中找到解釋。《聖經新約·羅馬書》中寫道：“親愛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聽憑主怒，因爲經上已經寫着：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可見，基督教文化是明確反對冤冤相報的復仇的，罪人“自會受到上天的裁判”，任何人都無權越俎代庖。處在基督文化與世俗文化夾縫中的哈姆雷特面對的是一個進退兩難的選擇：“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默默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間無涯的苦痛，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爲，哪一種是更高貴的?……”(第三幕第一場)儘管他用世俗化的觀念爲自己申辯：“你想，我是不是應該——他殺死了我的父王，姦污了我的母親……上天會不會嘉許我替世上剪除這一個戕害天性的蟊賊，不讓他繼續爲非作惡?”但仍囿於基督文化中，放慢復仇腳步。復仇被認爲是一種罪惡，是因其本身必然會招致苦痛或屠戮，哈姆雷特的復仇活動是以惡抗惡的。其中，波洛涅斯和雷歐提斯直接斃命於哈姆雷特的劍下，哈姆雷特通過僞造國書，又借刀殺死了羅森格蘭茨和吉爾登斯吞，還通過語言的傷害，帶給王后和奧菲利亞精神上巨大的折磨。這些行動罪惡，儘管哈姆雷特個性鮮明，富有悲劇色彩，然而難逃懲戒。全劇則收尾於所有罪人的傾滅，這是一種世代爲公衆認可的結局，是符合基督文化意識形態標準的。
在基督教文化中，自殺如殺人，亦爲罪孽。根據《聖經·舊約》，上帝作爲創始之神，是生的源頭，離開他就無從享有生命，是上帝而非人能賜予並取回生命，自殺的行爲違背上帝意志。人生來就帶有原罪，因而不能善始，但應有善終，這是信徒義務所在。哈姆雷特受此影響，即使在厭世的抑鬱情緒中，也只能喊出：“或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殺的律法……”劇中唯一涉嫌自殺的，是奧菲利亞，作爲一個善與美的化身，莎翁並未安排她投水自盡，而是在意外落水後平靜溺亡。儘管“驗屍官已驗明其死狀，宣佈應按照基督徒的儀式把她下葬”，但通過兩個小丑的對話，我們已經知道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奧菲利亞顯然應算作自殺而亡。“說一句老實話，要是這個死的不是一位貴家女子，他們絕不會按照基督徒的儀式把她下葬的”(第五幕第一場)。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循着潛意識中基督文化的規約草率爲其舉行了儀式。連毫不知情的哈姆雷特都能僅從儀式中看出端倪：“瞧上去好像他們所送葬的那個人是自殺而死的，同時又是個很有身份的人。”教士看來，能以基督徒的禮遇對待奧菲利亞“依然超過了她所應得的名分”，爲了不褻瀆教規，不肯爲其奏安魂樂。雷歐提斯顯然希望妹妹能有一個善終，因而被教士觸怒，這也反映了他的觀念中基督文化的統攝。
另外，在《哈姆雷特》中，也體現了基督教文化中的平等觀，即王公貴族和平民百姓，在上帝面前平等。莎翁受此影響，以一種瘋癲的語言表達道：“胖胖的國王和瘦瘦的乞丐是同一個桌子上的兩道菜，不過是這麼回事。”“一個人能用一條吃過國王的蛆蟲去餌釣魚,然後把這條吃過蛆蟲的魚吃入肚內。”在他看來，所有的人最後都會在泥土中沒有分別地腐朽，在終極意義上毫無高低貧賤之分，在看似非理性的調侃中,世俗血統的等級觀被哈姆雷特徹底消解。
四、結語
基督教文化作爲西方意識形態的核心，已滲透到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各領域。瞭解文學中的宗教文化背景是我們瞭解異質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處在西方文化轉型與西方現代化進程起始階段中的莎翁，不僅繼承了古希臘羅馬文化中的人本主義精神，更在宗教語境中向我們呈現出了基督教文化中人性向絕對精神的提升和超越。“人慾+人智+上帝”的構思框架和基督教悲劇精神的傳統，使得哈姆雷特成爲西方文本模式的典範，並跨越時空的藩籬，影響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