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是東京審判完整文獻首次在中國面世。整套書80卷、5萬頁、一千萬字，再現了那場耗時兩年多的世紀審判。
65年前的11月12日，東京審判結束，長達1231頁的判決書用了9天才宣讀完——這只是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宣判，他們當中的七個被判處絞刑。
在東京審判中，最轟動的一幕出現在1946年8月16日，因爲一個特殊證人的出場，這一天被稱作“劃時代的日子”。這個人，就是中國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僞滿洲國“皇帝”溥儀。
皇帝、廢帝、寓公、傀儡、俘虜、囚犯、普通公民……溥儀的一生扮演過太多的角色，站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時，他又有了一個新的身份——證人。
作爲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直接見證人，溥儀連續出庭八天，創造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兩年庭審單人作證的紀錄。
他爲法庭提供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僞滿洲國最有力的證人證言，情緒激動時甚至拍案控訴，卻也同時惴惴於自己當年不光彩的角色，隱瞞了部分事實，開脫着自己的罪責。
八天的證人經歷，濃縮了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複雜糾葛。
關鍵證人
1946年5月，初夏，東京市澀谷區杜鵑正盛。紅白掩映之中，滿眼都是破敗景象。戰後的東京，七成以上的建築被炸燬燒光，遍地焦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在的大樓，是斷壁殘垣中完整保留下來的爲數不多的建築之一。
選擇這棟建築作爲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地有着象徵意義。這棟大樓在戰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搖籃;在戰時是軍部和參謀本部合組的大本營所在地。
日本侵略戰爭發號施令的中心，這時成了戰犯們接受審判的法庭。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
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系對抗式訴訟的審判方式，法官必須保持中立，控辯雙方的交鋒是庭審的重頭戲。而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還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現代法制的兩個基本原則：無罪推定和證據規則。因而從理論上說，在最終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級戰犯們是不能被認爲有罪的，而如果他們在控辯雙方的交鋒中佔據了優勢，甚至有被判無罪的可能。
這一點讓參與審判的中國法官、檢察官都很不適應。
中國檢察官倪徵燠回憶參加東京審判時曾經寫道：“在審判的第一階段，都是涉及中國受侵略的問題，但中國方面沒有估計到戰犯審判會如此複雜，而滿以爲是戰勝者懲罰戰敗者，審判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哪裏還需要什麼犯罪證據，更沒想到證據法的運用如此嚴格。”
在庭審的最初階段，走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人席的中國證人也無所適從。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到庭作證時，說日本“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爲”，被斥爲空無實據，幾乎被轟下證人臺。事後，秦德純氣憤地說：“這哪裏是我們審判戰犯，還不如說是戰犯審判我們。”
而那些受審的甲級戰犯們，卻在充分利用着法庭給自己提供的“權利”。“九一八”事變主謀之一的土肥原賢二，自上庭之後就一言不發，連法官的提問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電影經典臺詞“你有權保持沉默”的現實版。
同樣是“九一八事變”主謀、被稱爲“關東軍之膽”的板垣徵四郎，公然宣稱自己無罪，甚至叫囂“要與檢察方大戰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箇中國證人被帶入法庭，板垣一下變了臉色。
大約在午前11時25分左右，法庭執行官引導着一位瘦高的中國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緩緩地走向證人臺，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戴着一副圓眼鏡，一縷頭髮垂在前額上。與別的證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憲兵護送，他身後卻站着兩名法庭憲兵和一位蘇聯軍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儀，本來是滿洲姓，愛新覺羅·溥儀。”在證人席上坐定，這位中國男子用標準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紹。
中國的末代皇帝、僞滿洲國“皇帝”溥儀，就這樣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日本最負盛名的報紙《朝日新聞》這樣形容這一天之於東京審判的意義——“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溥儀將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實早已傳揚出去。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遠遠高於往常。曾經定價幾百日元的旁聽券被炒出了數倍的高價，前排的貴賓席平時稀疏冷落，現在卻滿滿當當。
曾經隨侍溥儀15年的“侍衛長”工藤忠百般活動，都沒能在旁聽席上搶到一把椅子，最後他終於搞到一個“某報社的臨時記者的身份證”，卻發現自己只能被衆多的媒體記者擠在後面……
與那些抱着好奇心態爭睹中國末代皇帝真容的旁聽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諸多甲級戰犯，特別是與溥儀有着直接關係的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對溥儀的出現大感驚懼。曾經被他們操縱在股掌之中的牽線木偶，現在是他們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證人。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將他們送上斷頭臺。
在溥儀的敘述中，這幾個人的名字不斷出現着。美籍檢察長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儀問道：“你所說的那個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個板垣嗎?”
溥儀迅速瞥了一眼應聲說：“是。”
有媒體這樣記述板垣的反應：“在法庭聆聽之板垣，聞提渠之名，驟現不安之狀。不斷以其顫抖之手指，觸弄渠之耳機下之電線，當溥儀謂渠運用威脅時，渠之面部因憎懼而變其形象，嘴之兩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視在場之聽衆後，立即僞作未見，若無其事然。”
證人席上的溥儀，其實內心也不平靜。直到乘飛機從蘇聯到日本的途中，他還在惴惴不安地揣測，自己不是去作證，而是被送回中國受審。
驚弓之鳥
僞滿洲國覆滅後，溥儀帶着親屬“大臣”從“新京”(長春)的皇宮中倉皇出逃。1945年8月19日，一行人降落瀋陽準備換機時，荷槍實彈的蘇聯士兵忽然出現，溥儀被俘。
做了蘇軍俘虜的溥儀，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驚恐不安，因爲“自認對蘇聯沒有過什麼怨仇”，他覺得“沒被中國人捉而落在蘇聯人手裏，實在是萬幸”。在東北做了十多年的僞滿洲國“皇帝”，溥儀自知罪責難逃，回國受審的可能，一直刺激着溥儀的神經。
蘇聯方面對溥儀還算優待。在關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療養所，僞滿的“皇親”和“大臣”享受了和蘇聯軍官相同的待遇。溥儀擁有自己的單間，吃穿用度上有什麼要求，蘇方都是儘量滿足。只要身邊跟個人，溥儀還可以在附近地區散步。
見蘇聯人似乎沒有把自己押回中國接受審判的意思，溥儀對這裏的生活表現得十分滿意。一個月後，他給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要求“永遠居留在蘇聯”。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盤，偷偷和弟弟溥傑商量，一有機會，帶上從皇宮偷運出的珍寶，逃到英美等國去做寓公。
斯大林的回信遲遲不來，溥儀最怕見到的中國人卻出現了。
溥傑回憶，俘虜們被改送到紅河子地區關押後，有一天，幾個擔當炊事和勤雜工作的中國人從外面幹活回來，告訴他們，“國民政府派來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別墅裏。”據說爲首的是一箇中將，他們“爲接收你們而來。”
溥儀嚇得魂不附體，趕緊派人與這些人搭話，但蘇聯人很快發現了雙方的聯絡意圖，調走了這幾個僕役。
根據事後傳聞，因爲“交涉不得要領”，蘇聯人對那個中將的請求未做答覆。
遷往伯力收容所後，又出現了一件讓溥儀惶恐的事。蘇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虜都要接受訊問，並寫下揭發日本侵略罪行的書面材料。
作爲綁在日本戰車上的僞滿洲國“皇帝”，日本的每項罪行，自己都脫不了干係。溥儀趕緊趁着蘇聯人不在，把所有的親戚和隨從召集起來，叮囑他們要將所有行爲都說成被日本人“綁架”;蘇方傳訊之時，要表現凜然的態度;不可顯露心虛;不許指證別人;不許亂提話頭……爲了封住身邊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菸的溥儀還給每個人發了一盒“三炮臺”。
不料，蘇聯人對其他人都沒什麼興趣，簡單地問了幾句就讓他們回去了，只有溥儀本人，受到伯力內務局的幾次傳訊。
8月，謎底終於揭開，蘇聯當局通知，讓溥儀到東京軍事法庭作證。8月2日，溥儀登機離開蘇聯。
溥儀後來回憶，登上飛機後，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飛到半途，他從舷窗向外看去，只見山峯連着山峯，好像是大興安嶺的模樣，他不懂俄語，但是卻隱約聽見身邊蘇聯軍官的交談中，夾雜着“哈爾濱”的發音。這個中國地名也讓溥儀心亂如麻：“難道這是往中國而不是日本飛?也許蘇聯當局要把我送交蔣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說讓我去東京作證?”
直到飛機在海參崴附近的一個機場降落，溥儀才略感放心。
幾天的休養後，溥儀飛抵東京。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助手裘劭恆在開庭前看望了這位重要證人，他後來回憶，“溥儀頭一次看見我，見我是中國人，怕得要命，以爲中國人要把他當漢奸審判。我告訴他說，來東京讓你來作證，是去證明日本人是怎麼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國的。他開始還半信半疑，後來我去監獄次數多了，連陪在身邊的法警也不怎麼聽我們談話了，他才逐漸放鬆起來，終於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出關前後
根據法庭規定，證人出庭後的第一階段是直訊部分，由提證一方對證人的身份、所見所聞進行問答。
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記載，溥儀給自己設計了這樣的開場白：“我繼位之後的第三年，1911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清政府，這是一次非常進步的運動……”
一個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稱孫中山是“偉大的人物”，用“腐敗”一詞形容自家王朝，說中國革命是“非常進步的運動”，這一切都成爲當年報紙上的奇聞。
不過，這樣的自我剖白對審判並沒有價值，法庭的評價僅有一句“離題太遠”。負責詢問的檢察長季楠立刻拋出了關鍵的問題，“你退位後爲什麼要離開天津去滿洲?”
溥儀是如何出關的，直接關係到僞滿洲國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儀的口中，這是脅迫和綁架下的行爲：“(‘九一八’事變後)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裏面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是強制前往，我不得已纔去的。”
長春市溥儀研究會副會長王慶祥說，溥儀離開天津是日本長期策劃與準備的結果，爲了在侵佔東北後將溥儀誘騙到東北，各方面勢力軟硬兼施。
根據“皇姑屯事件”的策劃者河本大作後來的供詞，1929年秋，日本軍部便決定在“滿洲問題”上啓用溥儀。東北是清王室的發祥地，當地的舊王公貴族對溥儀抱有忠誠，便於控制。軍部認爲，由於幼年退位，沒有強大的後臺和根基，溥儀是一個易於駕馭的對象。
1931年9月22日，瀋陽的槍炮聲剛剛平息，板垣徵四郎在瀋陽參加了關東軍的祕密會議，會上炮製出所謂的“滿蒙問題解決方案”，提出要以溥儀作爲“國家元首”建立“新政權”，“領土”包括東北及蒙古，“國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國掌握。9月30日，板垣還專程派人前往天津與溥儀接觸，因爲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這時，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賢二出現在溥儀面前。
土肥原賢二是個長期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陰謀家，他在各路軍閥中游走多年，致力於分裂中國的勾當，日本投降後，他作爲28名甲級戰犯之一，被東京法庭批捕。
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設立特務機關，土肥原任機關長，那時就與溥儀多有接觸。“九一八事變”當天，土肥原被召回隸屬於關東軍司令部的奉天特務機關，成爲事變核心指揮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
對僞滿洲國的建立，溥儀其實不像他說的那樣完全被迫。在他看來，那是一個復辟清王朝的機會。在和土肥原的會面中，溥儀最關心的是“滿洲國”的“國體”，當時，土肥原賢二信誓旦旦地表示，“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在溥儀的智囊中，一直存在兩方意見，包括他的生父載灃、老師陳寶琛在內的一些人始終對日本人心存懷疑，不贊成他貿然前往東北。溥儀開始有幾分猶豫，這時，一些帶有威脅意味的“禮物”出現了，也就是溥儀在法庭上所說的“水果炸彈”。
駐在靜園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彈，第二天便鑑定它們是張學良的兵工廠生產的。數封措辭強硬的恐嚇信也被送到了溥儀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離開，便會有生命危險”。驚嚇之中，溥儀決定，立刻動身去東北。
其實，第二天的《北平晨報》上便有人披露，炸彈是土肥原賢二安排的。
溥儀告訴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徵四郎第一次見面。板垣對他說：“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利益，爲了驅逐他們，謀福於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板垣邀請溥儀當這個“新國家”的元首。
季楠問：“你答應了嗎?”
溥儀說：“我拒絕了，因爲板垣希望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儀當時確實拒絕了板垣，卻不是因爲這個原因。
根據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會見板垣》一節，板垣告誡溥儀，“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這是一個新國家，由五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溥儀發現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龍廷，便表示了反對意見。
但是沒過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儀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轉變的，“我是真心想拒絕的。然而，一則有板垣用武力威脅，二則有我的顧問們以生命危險爲理由勸我答應，三則因我已處在旅順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還有什麼話可說!一旦拒絕日本勢必殺我滅口。實在因爲不得已，我屈服了。”
“次長正在辦!”
19日，溥儀第二次上庭剛剛到場，季楠檢察長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頓調查團”。溥儀就任僞滿洲國“執政”後沒多久，國聯便派人前去東北調查“九一八事變”後形成的“滿洲問題”，當時，溥儀並沒有做出任何針對日本人的指控。
溥儀在法庭上承認，曾經與李頓本人在長春見過一面，“我很想找個機會單獨與他談話，可事實上辦不到。我當然應該把滿洲的實際情況告訴他，但是在我的身邊和周圍，總有許多日本軍官和憲兵，借保護之名監視我，我怕向他說了，日本人將殺害我。”
根據當時的記載，在這次會面中，溥儀宣稱：“我是由於滿洲民衆的推戴纔來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
僞滿皇宮博物院研究員沈燕告訴記者，日本人始終防備着溥儀與調查團成員的單獨會面，先是拒絕讓溥儀自己去調查團下榻的賓館，後又在李頓等人來到“執政府”的時候，讓關東軍參謀長橋本虎之郎與板垣徵四郎在旁監視，溥儀一旦說出什麼不合時宜的話，其後果可想而知。
調查團離開後不久，作爲“帝室御用掛”(日本官名，意爲宮廷祕書)的吉岡安直便被調到了溥儀身邊，名爲隨侍，實爲監視，溥儀後來回憶，“我出巡、接見賓客、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麼人，不能見什麼人，見了說什麼話，以及出席什麼會，會上講什麼，等等，概聽他的吩咐。”
在這樣嚴密的監視下，溥儀無論做什麼，都離不開盯梢，他只能做好一個規行矩步的傀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