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趙頊和宋哲宗趙煦時，張方平、蘇軾等大臣先後多次上書，表示“錢荒”問題愈演愈烈。張方平反映，銅錢短缺的嚴重程度，到了“公私上下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的地步，而蘇軾則反映浙江民間因爲缺錢，連當鋪都惟恐付不起當金而被迫歇業。
近來出現一種奇怪的風氣，即吹捧宋代“看似貧弱而實則富強”，語氣之誇張，到了彷彿這個人們印象裏積貧積弱的宋代，實際上卻是個富得流油、強得不屑和敵人一般見識的“高大上”國家的地步。
說宋代“強”，有點勉爲其難，畢竟什麼燕雲之失、靖康之恥，但凡聽過書、看過戲的中國人，都能隨口報上幾句；但說宋代“富”，信的人就不少了，人們都相信，一個割地賠款的朝代，面對虎視眈眈的遼、金、元三個“馬背王朝”，竟然能苟延殘喘那麼些時日，要不是商品經濟發達——說白了就是“有錢”，是絕對撐不了那麼久的。
然而研究宋代歷史資料，就會發現許多截然相反的例證。
北宋第四個皇帝——宋仁宗趙禎時，是北宋政治上最穩定、經濟最平穩的時代，但就在這樣的時代裏，大臣歐陽修、餘靖等，都上奏朝廷，報告“錢荒”情況。出現“錢荒”的地區，是當時商品經濟較發達、民間較富庶的江淮地區，且餘靖更表示“當今天下錢貨至少”，表明銅錢短缺絕非個別地區的特殊情況，而是全國普遍現象。
自那以後，“錢荒”問題似乎愈演愈烈。宋神宗趙頊和宋哲宗趙煦時，張方平、蘇軾等大臣先後多次上書，表示“錢荒”問題愈演愈烈。張方平反映，銅錢短缺的嚴重程度，到了“公私上下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的地步，而蘇軾則反映浙江民間因爲缺錢，連當鋪都惟恐付不起當金而被迫歇業。
到了南宋，疆土少了一半，缺錢的情況卻並未因此緩解，南渡之初李綱在喊“錢荒”、南宋瀕臨滅亡時賈似道也照喊不誤。終南宋一世，紙幣大量發行，幾乎取代了銅錢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並引發了震撼性的通貨膨脹，一大原因，也仍是“錢荒”二字。
問題是，宋代根本就不該缺錢。張方平曾在上書中指出，僅僅江州(今江西九江)、池州兩地的銅冶，每年鑄造銅錢就多達100萬貫以上，而全國銅錢的鑄造總量，每年多時甚至可達500萬貫，這個數量，是疆域大得多的唐代一年總鑄幣量15倍多。今天的“郵幣卡”市場，兩宋銅錢爲數不少，除了個別品種奇貨可居，大多數品種，如北宋的政和通寶、宣和通寶，南宋的紹興元寶、隆興元寶，都是不折不扣的低值大路貨。元滅南宋後，將廢棄的南宋銅錢大量出口，一度竟支撐起周邊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貨幣經濟。
由此可見，宋代的銅錢，從數量來說絕對不少，之所以“錢荒”，是因爲大量銅錢根本沒拿到市面上去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