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班固《白虎通義》的解釋是，“姓”的作用，“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氏”的功能則是，“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
簡單地說來，“姓”和“氏”區分那麼清楚，就是區分男女(別男女)、區分貴賤(別貴賤)、區分婚姻(別婚姻)的需要。
其中的“別婚姻”，或許是姓氏產生第一原始動機，早期中國人就知道相同血緣的男女結婚後，所生的子女可能不健康，“其生不蕃”，出於後代孫子昌盛、家族繁榮的考慮，便要求“同姓不婚”。
在具體擇偶時，如果“氏”同而“姓”不同的，可以婚配;如果“姓”同，而“氏”不同的，則禁婚，因爲他們來自同一老祖母，曾是“一家人”。
但是，到“禮崩樂壞”春秋時期，“姓”和“氏”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姓”和“氏”出現合一的趨勢，到秦始皇嬴政兼併六國後，“姓”和“氏”也被“統一”了，變成一個意思。
清顧炎武即此觀點，其在《日知錄》中稱：“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司馬遷)始混而爲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這種“姓”、“氏”不分，當然不是司馬遷個人所爲，應是當時社會現象和風氣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