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朝代的興衰與更替，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接下來本站小編帶您走進李建成的故事。
歷來史書所記載的李建成，陰險狡詐，好色貪功，讓位於襟懷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實屬應該，否則中國就不可能有大唐盛世。然而，透過歷史的重重濃霧，我們隱約看到，李建成與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離的。
首先要說的是李建成的能力。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在李家起兵之前，李建成與李世民兄弟並肩作戰，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李淵晉陽起兵之後，李建成西渡黃河，攻克隋都長安。隨後李世民攻下王世充佔領的洛陽。當時，長安的戰略地位並不亞於洛陽，甚至猶有過之。李建成在戰爭初期即佔據長安，頓時使唐軍成爲最有希望問鼎中原的一支割據力量。此後，蜀地的勢力不得不下決心依附於唐，西秦霸王薛舉被切斷在西北成爲孤軍，王世充佔據的洛陽以西也成了死路，當時蠢蠢欲動的突厥更是不得不顧忌強大的唐軍，以及堅固的長安城而按兵不動。隨後，李建成又與夏王竇建德相持，將當時氣勢正盛的夏軍擋在太原之外，軍功與李世民相比毫不遜色。雖說李世民更善於用奇兵，並且有虎牢一戰的經典戰例，但是並不能就此認定李建成的軍事能力比李世民差很多。
李世民的軍功高於李建成，很大一部分原因還在於李建成是太子，後來只鎮守長安，沒有太多上戰場的機會。這樣的人物歷史上比比皆是，諸如隋煬帝的哥哥楊勇、康熙兩立兩廢的太子胤礽，等等。
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書上最不堪的記載大概就是其與父親的妃子通姦。有史書說李世民於武德九年(即玄武門之變當年)密奏高祖，說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亂後宮，但李淵沒有采取過激的行爲。這一點看起來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李淵脾氣再好，也不會窩囊到讓此事不了了之，並且到對當事人繼續寵幸的地步。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就含糊道“宮禁深祕，莫能明也”，或許這條罪名本就是莫須有的。
無論是在正史中，還是在稗史小說中，李建成搞內鬥的智慧並不高明。雖然他一直以陰謀家的身份出現，但其陰謀卻屢屢失敗，而弟弟則一舉成功。這一點讓人不能不認爲，李建成根本不擅長窩裏鬥。事實上，李建成不斷排擠李世民，起初確實不完全是他的本意，其三弟李元吉在背後點了不少邪火。後來感受到了威脅，纔開始主動地排擠這個弟弟。
反過來再看李世民。正史中，李世民對於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謂一忍再忍，直至忍無可忍，是忠義孝悌的道德典範。那麼，在玄武門之變之前，李世民究竟是否真的一直在被動地忍讓呢?似乎不是，相反，根據史書的記載，李世民確有代替李建成的想法。
根據史書記載，武德四年，李世民攻打洛陽前帶房玄齡拜訪了遠知道士，遠知預言：“你將作太平天子，願自惜。”李世民對此話非常重視，當年攻下洛陽後，他招賢納士，設天策府、文學館，儼然君王氣派。大概此時他已堅定了奪位於建成的決心。
當時大臣封德彝便注意到，李世民自恃功勳卓著，不太甘心居於太子之下。可見，在與李建成、李元吉的鬥爭中，李世民於情於理都處在主動出擊的位置。只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李元吉以及後宮、朝中多數高官，甚至父親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處於弱勢地位。形勢要求李世民必須不斷示弱退讓，保存實力，營造環境，以求一擊必殺。
史書中有一件事讓人生疑。突厥退兵後，李淵命兄弟三人進行騎馬射箭比賽，一分勝負，李建成將一匹劣馬給了李世民，結果劣馬失蹄三次，李世民都適時跳離馬背，免於遭殃。此事疑點重重，更像是李世民設的陷阱，理由有三：第一，李世民與李建成明爭暗鬥多時，如何會讓李建成爲自己挑馬?第二，李建成明知李世民久歷沙場，騎術高超，不可能不識蹶弓劣馬，卻在父親和衆目睽睽之下使出這等拙劣手段，他的智商會如此之低嗎?第三，李世民即便礙於情面騎上劣馬，一蹶即當換騎，如何三蹶?只能理解爲，李世民故意放大事態，讓父皇和大臣看到李建成是有意加害於他。
玄武門之變前兩三天的一件事，也是決定性的事件，疑點更大。當天，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宮宴飲，給他喝了毒酒，結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數鬥”，卻大難不死。更不可思議的是，“吐血數升”的李世民，竟然在幾天後就生龍活虎地出現在玄武門前，力挽強弓射殺了長兄李建成。用現在話說，這真是把讀者當白癡了。
由上可以判定，我們從史書中看到的李世民是被施以重彩的，費心費力爲他上妝的，應該就是他手下主管編修《國史》《實錄》的房玄齡等人。
當然，李建成也主動出擊過。面對日益增加的秦王勢力，太子李建成無疑比任何人都要焦慮。他的對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將佐，企圖孤立李世民，再一舉消滅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籌，他將計就計，讓手下假裝離開長安再偷偷潛回天策府。之後他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收買了許多東宮勢力下的要人，其中兩人在玄武門之變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王晊，他在玄武門之變前一兩天向李世民密奏說“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謀害秦王”，結果李世民決定先發制人，召集部下策劃政變;另一個更爲重要的人物是玄武門總領常何。正是由於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夠伏兵玄武門，襲殺李建成、李元吉。而這個常何早在洛陽之戰時便追隨李世民，後雖曾跟隨李建成征討河北，但入長安卻是奉李世民之令。由此，不由得讓人懷疑，常何是李世民處心積慮埋在建成身邊的一顆棋子。
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資料，僅見於房玄齡等人刪改的《國史》、編修的《實錄》，後來的新舊《唐書》等正史均取材於此。在稗史中竟然找不到其他有價值的資料，不能不歎服李世民與其史官心思之縝密。只可惜，事實再怎麼掩蓋，總會露出些端倪，一點一滴留之後世，真相也就這樣一點點重新見光。
李世民篡改歷史對後世的治史產生了極爲惡劣的影響。自此，歷代正史收歸官修，像太史公一樣的個人修史，在原則上不被允許，稱爲“稗史”，相關文簡不受國家的保護。而官修史書的最大弊病是顯而易見的，因爲一切以當局的利益爲重，統一思想，刪益由人。
中國的史書自從收爲官修之後，除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外，再未有散發生命力的作品。而之前，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未曾掩蓋歷史，司馬遷則是千古史筆千古文章，班固、范曄雖然稍遜也是直道而爲，陳壽雖有私於魏也還未曾昧心刪改。自唐太宗開始，史家之風開始敗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