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220年-280年)是中國歷史上位於漢朝之後，晉朝之前的一段歷史時期。這一個時期，先後出現了曹魏、蜀漢、東吳三個主要政權。那麼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關於魏武三詔令：曹操多次發佈求賢令，是唯纔是舉，還是打壓士族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建安十五年(210年)令：“……天下未定，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齊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無盜嫂受金，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唯纔是舉，吾得用之。”
在這份《求賢令》中，曹操第一次發出了“唯纔是舉”的吶喊。曹操看來，如果只選用清廉之士，齊桓公就不會重用生活奢華的管仲，也就談不上什麼霸業了。曹操歷史性的提出了選用人才可以不注重“品德”只注重才能。“盜嫂受金”之人也可用，這與漢代以來“舉孝廉”，注重清譽名流的選才標準大不一樣。
十九年(214)令：“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這一年劉備奪益州，曹操徵孫權受挫。在這道令中，曹操繼續以“盜嫂受賄”的陳平爲例，稱陳平能幫助劉邦建立大漢，言而無信的蘇秦能救濟弱小的燕國，說明“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不能因爲人的品行有短處，就棄纔不用，朝廷要重用有才之人，不要有所遺漏。
二十二年(217年)令：“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今天下得無高才異質，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此時的曹操已是魏王，各種禮儀車馬服飾已經直逼天子。在第三道詔令中，他以伊摯、傅說、管仲、吳起、蕭何、曹參、韓信、陳平八位有污點的謀臣武將爲例，認爲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即便出身低賤，即便曾經是敵人，即便身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都可以爲“我”所用。
以上就是著名的“魏武三詔令”，曹操在210年-217年，連續發佈三道求賢令，而且每道的詔令的基本意思都差不多，都是堅持“唯纔是舉”，不必過分強調所謂道德。“盜嫂受金”、“不仁不孝”之徒，只要有治國強兵之術，也要舉薦上來予以重用。
曹操發佈三道“求賢令”，是單純的爲了招攬人才，還是另有深意?
一、真心招攬人才
我們評價一個人、一件事情，首先不要惡意揣度他人。因此，我認爲在210年曹操第一次發佈求賢令的時候，是真心實意的想以“唯纔是舉”的原則招攬人才。當時赤壁之戰過去兩年，孫劉聯盟越來越穩固，曹操知道自己統一天下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事情，所以他想挖掘更多的人才，作出更大的功業。
曹操是一個英才卓絕的人，所以他不光是呼籲“唯纔是舉”，一直以來他都是那麼做的。曹操早期的謀士戲志才“負俗之譏”，鬼才郭嘉“不治行檢”，“性格剛戾”的程昱，有“毒士”之稱的賈詡，貪財的丁斐、蔣濟等等，他們在曹操麾下都成爲了曹魏舉足輕重的人物。
二、打破兩漢以來“重名輕實”的官員選拔制度
曹操的求賢令，其實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韙，因爲曹操所提出的“唯纔是舉，不重品德”是與當時主流社會相悖的。曹操此舉是爲了打破兩漢以來“重名輕實”的官員選拔制度。兩漢實行察舉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東漢光武帝非常重視儒學，所以到了東漢中後期，社會上流行的是品鑑人物、清議高名。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曹操當年也想求得汝南名士許劭的評語，許劭本來看不起曹操閹宦出身，被曹操逼的無奈，纔給出了“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價。連曹操這樣灑脫不羈的人，都需要名士的點評加持，可見當時品評、清議、虛談風氣之盛。
另外不得不說，由於察舉制這一入仕機制的導向，導致兩漢士人重視品德名聲進入了一種“偏執”的狀態。爲了能夠得到“孝廉”的名聲，士子都“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矯揉造作的自我修飾，依託經術以博取名聲，最終入仕。我們翻開史書，往往超長守孝、爲故吏奔喪、推財讓人的事例比比皆是。
三歲讓梨的孔融大家都不陌生，他是孔子後人，孔融就是典型的品德高尚、名重天下的大名士。然而孔融的治國理政能力實在“慘不忍睹”：爲北海相時本想有一番作爲，但面對黃巾軍卻毫無辦法，結果連家室也被虜。在司馬彪筆下，孔融任用小人，內政一片混亂，百姓怨聲載道。
荊州牧劉表在天下大亂之前，也是大名士，“八及”之一，然而其在亂世之中雖然跨有江、漢，卻僅僅是個自守之徒。許靖是許劭的堂兄，後來輾轉成了劉備屬下，劉備本來不想任用他，法正卻勸說劉備：“許靖雖是獲虛譽而無其實者，宜加敬重以眩遠近。”
三、貶抑士族，爲篡漢掃清障礙
逯耀東先生評價曹操的求賢令：他深深瞭解這批名士對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所發生的作用與影響;以及他們互相標榜，臧否人物，不僅影響政府用人的權力，同時在社會上造就一批名實不符的浮華之士。
如果曹操想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或更進一步篡奪劉氏政權，都必須先剷除這些出身於大家世族的名士。一再強調他唯纔是舉的用人政策，徹底否定了兩漢才德並舉的選舉標準。因此，魏武三令並不是亂世求才的權宜之計，而是曹操透過用人制度，打擊大族與名士的政策。
察舉制的另一個惡果，就是門閥士族的萌芽與發展。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弘農楊氏“四世太尉”，其實東漢中後期，門閥士族已經開始萌芽。袁紹、楊修的家族由於一直有人擔任高官，所以門生故吏遍佈天下，他們的家族勢力也越來越龐大，累世公卿逐漸成爲一種常態。
打破舊世界，建立新秩序，是每一個站在時代風口浪尖關鍵人物所想要做到的事情。曹操一方面是想改變東漢以來華而不實的選官制度，同時他也想遏制不斷髮展壯大的門閥士族，因爲如果任由他們發展，他們或許會是自己前進的最大阻力。
儘管曹操一直有意無意的打壓士族，堅持唯纔是舉，然而在他死後。曹丕爲了能夠獲取士族集團的支持，還是進行了妥協，採納了陳羣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最終還是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或許這就是歷史的潮流，不是某個人能夠左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