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907年-979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時期。這一稱謂出自《新五代史》，是對五代(907年-960年)與十國(902年-979年)的合稱。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在傳統的歷史體系中，唐朝到宋朝之間有一個古怪而尷尬的“五代十國”時期，到底應該把“五代”劃分爲五個王朝，還是統稱爲一個時期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樑、唐、晉、漢、周確實是接續的政權，每個政權都有不同的姓氏，這與王朝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
但從延續時間來看，朱溫建立後梁是在開平元年(907年)，而趙匡胤在建隆元年(960年)滅亡後周，這五個王朝加起來也不過五十多年而已，五個王朝的名字也都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以在後人的稱呼中都要加個“後”字，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這樣的王朝實在是太小了點。
難稱朝代的“五代”
總的來說，“五代”很難被嚴格地視爲五個王朝，後梁十七年、後唐十四年，這兩個王朝的歷史還稍微長一點，後晉十一年、後周十年，後漢前後不過四年!四年的時間，能稱之爲朝代嗎?如此短暫的政權，又沒有什麼特殊貢獻和長期影響力，爲什麼要將其單獨區分出來?能否對這種觀點提出質疑?
其實，歷史上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看法，於是又多了一個新的名詞，統稱“五代十國”，但如果加上“十國”，那就更沒有說服力了。“十國”的出現是由於“五代”時期的統治力量無法控制南方，而“十國”之中只有北漢在北方，其他九個國家都在南方。而且，“十國”的存續時間都比“五代”要長。“五代”中最長的只有十七年，而“十國”中最短的前蜀也有十九年，吳越最長，有七十二年，詩人李煜的南唐也有三十九年。
問題在於，爲何將樑、唐、晉、漢、周視爲王朝，卻將“十國”排除在外?“十國”也都是以王朝自居，都有擴張和統一的野心，從時間、疆域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統治能力並不比樑、唐、晉、漢、周差多少，那爲何不能稱之爲“五國十代”呢?
“五代十國”概念上的混亂，證明這個時期的變遷並不是按照王朝的方式進行的，後人爲了便於整理歷史敘事，把統一王朝的觀念硬生生套進了這個特定時期，導致了很多錯誤的理解。
從朝代的角度出發看問題，就會把重點放在朱溫、李存勖、石敬瑭等人是怎麼建國的，他們的後代又是怎麼亡國的。但是，這些事情真的有那麼重要麼?詳細瞭解一個王朝是如何建立又是何如滅亡有何意義呢?
武人治理的“五代”
拋開王朝的框架，再結合唐朝的藩鎮割據，才能更好地理解歷史的變遷。“安史之亂”後，唐德宗和唐憲宗經過數次改革，才勉強維持了朝廷的統治。
朝廷統治的範圍越來越小，越來越多的地方被納入了藩鎮的管轄範圍，也就是說，藩鎮實際上已經脫離了朝廷統治，只是維持着名義上的臣服。藩鎮與朝廷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藩鎮要求更多的自主權，朝廷則想方設法限制藩鎮自主，矛盾激化的結果就是朝廷敗多勝少，藩鎮越來越強大。唐憲宗時期，朝廷曾收回部分權力，但是長期的發展趨勢並不會因此而發生改變。
在此期間，武人的重要性越來越高。藩鎮最初是軍事單位，後來發展成軍政結合體，最後成爲獨立的王國。藩鎮的首領大多都是武人，他們能打仗帶兵，在軍中站穩腳跟後勢必需要增強實力，以便與朝廷對抗。
“五代十國”，實際上是藩鎮發展到一個新高度的產物。唐朝的統治此時已經完全崩潰，樑、唐、晉、漢、周雖然不能完全取代唐朝，但足夠成爲各大藩鎮的核心，所以基本的結構依然是藩鎮割據，“五代”只是控制了中原的新一代藩鎮勢力。
從歷史上來看，控制了中原就擁有了王朝的地位，這似乎是最重要的。但是，從藩鎮的變遷和發展來看，這似乎與實際情況不符。藩鎮之間的戰爭會帶來經濟上的壓力，因爲生產條件的限制，北方的情況不會比南方好。因此，“十國”的存續時間比“五代”要長久。
事實上，中原已經不夠支持多個藩鎮了，經濟和生產的問題讓北方只能有一個統一的力量，就算暫時統一了，還要面臨其他藩鎮的威脅，所以纔會出現快速更迭的情況。在這半個世紀中，朝廷早已無法維持，所以並沒有建立起一個穩定的王朝，“五代”其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五個王朝，而是由藩鎮統治取代唐朝的特殊歷史時期。
“五代”的說法使人誤認爲王朝仍在，自然也就無法看清藩鎮割據造成的嚴重分化，以及自中唐以來武人權力越來越大的局面。武人治理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獨特現象，也是宋朝建立後所面臨的最大難題。
道德失常的“五代”
這半個世紀是歷史上罕見的大混亂局面，其混亂程度甚至超過了南北朝時期。南北朝雖然沒有統一的政權，但不管南方北方，門第都是統治階層的中流砥柱，對國家的統治有很大的影響。門第起源於漢末，歷經三國、魏晉、南北朝，哪怕是異族的入侵也無法將其徹底消滅，若沒有崔家的合作，北魏不會成爲北方的強權。在南方，東晉以來的各王朝都要爭取王家、謝家這樣的門第勢力，甚至要看他們的臉色行事，這是經歷了漫長的分崩離析，但最終還可以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唐朝打擊了門第階層，自然不能指望門第去抵禦武人，這一時期的戰爭並非比以往更加慘烈，而是留給整個社會的損害更爲嚴重。比如，長達數年的戰爭使軍隊失去了秩序，路上碰到根本分不清是敵是友，一種特殊方法就是在士兵臉上烙印，用來識別他屬於哪方勢力。
這種現象表明當時軍隊是多麼混亂，同時也說明當時社會動盪的嚴重程度，很多無家可歸的人寧願接受在臉上烙印，還依然選擇參軍。軍隊用這樣的方法來進行身份識別，阻止官兵叛逃，到了後來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
武人身上都有難以抹去的烙印，這讓當時的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人對武人的偏見很深，所以臉上有烙印的人用正常手段很少能找到女人，於是他們自然會利用自己的力量來破壞倫理道德。“搶婚”是“五代”時期的一種特別習俗，在當時，幾乎所有臉上有烙印的人，都在用這種非常規的手段來破壞社會的現有習俗。
同時，烙印反映出了嚴重的忠誠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失去了彼此的信任，只能採取這種野蠻的手段來維護軍隊內部的忠誠。那個時候盛行“養子制”，“養子”並不是很小的時候抱來的孩子，而是一種很常見的武人之間的關係。年長的將領在軍中發現了合適的青年才俊，通過認養子的方式來鞏固他們之間的關係，保證年輕下屬對將領的忠誠。
李克用和李存勖都是養子，說明他們年輕時很受重用，是重要將領。通過家族的人倫傳統來增強武人之間的忠誠，希望養子能夠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尊敬和服從養父，但軍中養子的風氣很常見，養子遍地都是，不僅意味着養子的重要性降低了，而且還影響到了傳統的家庭關係。“五代”時期可以看到許多兒子背叛父親的記載，大多發生在養子和養父之間，但也有一些是親生父子。換句話說，養子是不會真正尊敬和服從養父的，在這種背景下，親生父子的關係也被影響了。
文人治理的宋朝
接替“五代”的是趙匡胤建立的宋朝，在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趙匡胤很清楚，他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改變武人治理的局面，結束武人之間的紛爭，修補受損的社會關係，如果不這樣做，統治就無法長久。
趙匡胤想要結束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混亂，於是“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流傳了下來，故事的真正重點並不在於趙匡胤的手段有多高明，而是在於參加宴會的將領們爲了活命同意放棄兵權之後，是如何心甘情願離開現有位置的。除了實力之外，爲趙匡胤做好鋪墊的是長期以來難以維繫的軍事力量，即便是那些掌握兵權的人也爲這種生活而擔憂，看不到光明的未來，不認爲自己能夠一直安穩地坐在這個位置上，所以在性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願意相信趙匡胤的承諾，答應用兵權換取一份安逸的生活，遠離不安定的生活。
宋朝的重大政策都與“五代”相牴觸。宋朝“重文輕武”的方針，顯然是出於“五代”的前車之鑑所造成的一種矯枉過正的心理。自唐末至五代，文人的地位和作用跌至史無前例的最低點。官僚體制以及相關的法律法規都已經形同虛設，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構成官僚體制的文人，自然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科舉依然循規蹈矩地考出了進士，可這些人空有名頭，卻什麼也做不了。
馮延巳成爲“五代”文人中的典型代表，揹負了數百年的罵名，他所表現的恰恰是文人失去職能之後的下場。在這個強權爲尊的時代，皇帝不需要文人，甚至根本不會在乎他們忠心與否。文人們所做的不過是些表面文章，並不在政府的治理架構之中，甚至朝廷連治理架構也無法維繫，只能做出一些簡單的因應措施。
趙匡胤在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提升了文人的地位，不僅恢復到了武人治理之前的水準，甚至超過了唐朝以來的水準。自宋太祖至宋太宗，建立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方針，並將大量權力與士人共享，從而使近代的文人文化得以復興和突破。
在復興的文人文化中，家庭倫理道德是極其重要的。即便是在南北朝異族入侵的時期，倫理道德的價值觀也沒有遭受過如此嚴重的傷害，而“五代”的倫理混亂更是讓這些恢復了權勢的文人們變得無比堅定，不斷地強調倫理道德的束縛，並將這種觀念推向極致。
從這個視角出發，一方面可以直觀地理解“五代”與唐朝藩鎮之間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可以從“五代”的混亂狀況中瞭解宋朝所採取的基本方針以及文人意識形成的歷史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