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炎爲什麼要提高宰相的權勢？有哪些利弊呢？今天本站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皇甫湜在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就曾上書直諫，指出時政敗壞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衛，其危甚矣”，也就是說，宰相及侍從官的失職與不得實權，乃是朝政日墮的原因。他建議憲宗應該“日延宰相與論義理”，即經常同宰相商議國事，保證他們能真正擁有輔弼的實權。
而在唐朝中後期，相權隨而漸遭削弱。特別是“甘露之變”以後，“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文宗開成時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專權的附屬品。因此，會昌時期李德裕加強相權的做法，對於抑制宦官權力擴張，提高朝官的聲威，保證政令統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顯的積極作用。
開成五年(840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李炎進言爲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兩點就同相權有關。他認爲應該政歸中書，保證宰相確有輔弼之權，但同時他又建議限制宰相的任期，宰相在位時間不宜過長。他說，“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國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迄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幹其間矣。……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通過這種既切實保證相權，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參政大權，幹好統率百官的工作。
加強相權的另一重要舉措是，恢復了中書舍人參與臺閣常務的權力，“會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議：臺閣常務，州縣奏請復以舍人平處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