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代中國人來說，“一國兩制”早已耳熟能詳。但是說起千年前遼朝就已實行“一國兩制”，恐怕很多人並不知情。有人認爲，遼朝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就是它推行的“一國兩制”，它爲後來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朝代，如元朝、清朝等，提供了一個最早的成熟的參照樣板。說起遼朝的“一國兩制”，有一個名爲韓知古的漢人不能不提。他是遼朝最早受到朝廷重用的漢人之一，而他的家族也是遼朝勢力最爲顯赫的漢人家族，他的孫子韓德讓甚至一度把持了遼朝的實質大權。
讓漢人管理漢人，是遼朝立國之初就有的一個創舉。當時契丹境內漢人很多，一部分是因避唐末之亂逃去的，一部分是被契丹擄掠的。韓知古6歲時就被擄去北方，但“因禍得福”，後來作爲陪嫁的奴臣，隨述律平(淳欽皇后)一起進入遼朝皇宮，得到皇帝耶律阿保機的賞識，成了高級參謀。之後阿保機又委任他總知漢兒司事，負責管理境內的漢人和制定禮儀。不過，境內日漸增多的漢人以及漢文化的衝擊，讓阿保機有些始料不及。而客觀存在的地理環境和“車馬爲家”的生活習俗，以及長城內外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巨大差異，也讓阿保機不可能完全複製漢人的生活方式。於是他接受另一位漢人謀士韓延徽的建議，在境內建立了許多州縣城堡(又名“頭下軍州”)，將漢人集中起來，保留他們原有的習俗。頭下軍州是遼朝特別設置的一種行政機構。
早在唐朝末年，日益強大的契丹族屢屢南下侵擾漢地，並以俘掠的漢人建置城寨，這些早期的城寨大都隸屬於各級軍事貴族，成爲頭下軍州的早期雛形。《遼史·地理志序》在解釋頭下軍州的緣起時說：“以征伐俘戶建州襟要之地，多因舊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這裏的“投下州”就是頭下軍州。可以說，頭下軍州管理模式的成功，爲遼朝在征服的渤海國和燕雲十六州實行“一國兩制”奠定了基礎。938年，後晉皇帝石敬瑭給他的“父皇帝”遼太宗耶律德光獻上一份大禮——登記燕雲十六州田產和戶口的“圖籍”，從此遼朝按籍索賦，按圖徵稅，正式成爲該地的新主人。燕雲十六州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北部的範圍，它的最北面是以北太行山、長城與遊牧的契丹人爲界，漢人人口超過40萬戶，人口總數遠遠超過了遼朝腹地的10萬多戶契丹族，成爲遼朝第一大民族。因此如何有效管理漢人，成爲遼朝統治者面臨的重大課題。
在這種背景下，“因俗而治”的政策出爐：燕雲十六州啓動漢人管理模式，契丹則延續部落式舊制，這就是《遼史·百官志一》裏所記載的“以國制(遼朝固有的制度)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遼朝自此正式開始了“一國兩制”的管理模式。“官分南北”是“一國兩制”的基本行政框架，“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也就是說，“北面官”統領契丹各族，“南面官”管理漢人事務。韓知古的兒子韓匡嗣，便是遼朝“一國兩制”實行後最早任命的一批漢官之一，從上京留守到南京(今北京)留守，最後做到西南面招討使。
遼朝滅亡100年後，契丹皇族後裔、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九世孫耶律楚材，已成爲一個地道的儒者。當時蒙古貴族以征服者的姿態駕臨中原，有人向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臺建議：“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幸虧耶律楚材極力勸阻，中原才免遭成爲蒙古人馬場的厄運——耶律楚材老祖宗的治國理念在百年之後依舊產生着影響。遼朝的“一國兩制”，也爲後來中國的大一統奠定了某種制度基礎，在元朝、清朝乃至今日中國的“一國兩制”上，也能看到遼朝的影子，比如說元朝在西南地區實行的“土司制度”、清朝在蒙古推行的“盟旗制度”，都被視爲遼朝“一國兩制”治國思想的延續。
讓習俗迥異的民族在社會進程中自然融合，遼朝較好地把握了分寸，從而延續了200多年的國運，“一國兩制”的治國理念註定會在中國歷史上寫下光輝一頁。而它留給世人的諸多驚歎，也以壁畫的形式得以留存，成爲值得後人挖掘、借鑑的珍貴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