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怠政，是當萬曆皇帝徹底擺脫了張居正的束縛之後，開始了他獨裁的統治。
對於萬曆自萬曆十四年(1586)末初露端倪到去世這幾十年的怠政，《明史》做出了“明之亡，實亡於萬曆”的蓋棺定論，並嚴厲地評價萬曆皇帝：
“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紀二》)
那麼，萬曆的怠政究竟是因爲什麼，所造成的後果究竟有多嚴重呢?
萬曆《平番得勝圖》
主因：萬曆的“酒色財氣”
平心而論，萬曆從繼位到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去世，受到的教育是相當嚴格的，他本人也持身頗嚴。
唯一的例外是萬曆曾經和太監喝酒，要身邊的太監唱歌，太監不會唱，他便拔劍砍人，因此被李太后切責。(看來萬曆酒品不怎麼樣)
但是自從萬曆六年(1578)萬曆大婚，太后還慈寧宮，四年後張居正也去世，便再無人管束得了萬曆。於是他日漸沉湎酒色，身體每況愈下。
萬曆十四年(1586)九月，萬曆突然得病，連日免朝。他在給輔臣的諭旨中表示，自己——
“連服藥餌，身體虛弱，頭暈不止”。
禮部主事盧洪春聽聞萬曆因病取消了上朝和祭祀太廟，便上疏建議萬曆“慎起居”。他在奏疏中表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
萬曆作爲一個23歲的年輕人便患上嚴重的體虛之症，很可能是縱慾過度所致。
盧洪春遭到大怒的萬曆嚴肅斥責，廷杖六十(注：萬曆特意指示“着實打”)、革職爲民，上疏申救者各罰俸八個月到一年不等。
但是萬曆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類似的奏疏也就紛至沓來。
萬曆十七年(1589)，南京吏部右侍郎趙志皋在奏疏中試探萬曆：
“得非衽席之愛不能割，曲孽之好不可免乎?”(《明神宗實錄》，下同)
——言下之意即萬曆沉迷酒、色。
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直言批評的，是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
他上《酒色財氣箴》，直言批評萬曆的私生活縱酒(“沉醉之後持刀舞劍”)、好色(“幸十俊以開騙門”，暗指皇帝好男色)，加之其貪財(“得銀則喜，無銀則怒”)、易怒(“今日杖宮女、明日杖宦官”)的性格特點，才導致了身體每況愈下。
平心而論，雒於仁的批判雖然激烈，但是多爲有據可查之辭。酒、色、財、氣各方面，萬曆都有過“前科”。
樊樹志先生分析，萬曆和張居正晚年的病情類似，可能是和隆慶一樣，進食“邪燥之藥”(即春藥)所導致的。
至於財，萬曆抄沒馮保、張居正家財而據爲己有，司禮太監張鯨賄賂萬曆本人而得到重用，均是非常好的例子。
尚氣雲者，只要看看本文中萬曆“大怒”了多少次就可以了。
萬曆大怒，在申時行、王家屏等人的迴護下，將雒於仁罷職了事，以免事態擴大，遭到更多批評。但是此後，再也沒人敢在萬曆的生活作風問題上多言，萬曆也就在“酒色財氣”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當嚴重的疾病意外擊中國家元首時，卻沒有任何保證使國民免受其害。”(史泠歌《宋代皇帝的疾病、醫療與政治》)
——近現代的國家尚且如此，況於古代專制王朝乎?
政爭的源頭：“爭國本”
使萬曆消極怠工的主觀原因，即所謂“爭國本”。
“國本”，指太子。萬曆無嫡子，長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是萬曆十年(1582)萬曆寵幸宮女(後來封爲恭妃)王氏後所生的，因爲地位卑微，萬曆甚至曾經不想承認——不過皇帝“臨幸”誰都是有內起居注記載的，加之太后在上，最終還是沒賴掉。
萬曆真正喜歡的，是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皇次子與皇三子均是萬曆十二年生，不過次子不久後夭折)。
爲了廢長立幼，萬曆和大臣們之間進行了長達三十年的鬥爭，史稱“爭國本”(或稱爲“國本之爭”)。
早在皇三子滿月之際，內閣輔臣就曾上疏，請求“冊立東宮，以立國本”。
萬曆以長子還小(確實小，當時才兩歲)爲理由，提出過幾年待長子長大再舉行。兩年後(萬曆十四年，1586年)，萬曆反倒提出，晉鄭貴妃爲皇貴妃，地位僅次於皇后。
本來鄭貴妃的地位就高於恭妃一級，這樣一來更是地位懸殊——明朝至神宗，封皇貴妃者只有六人(其中兩人還是追封)，以鄭貴妃的“功績”獲得這樣的待遇，可謂前所未有。
言官們紛紛上疏批評，結果無一例外被貶斥。
這樣的局面，連李太后都看不下去了。
一日萬曆向李太后請安，太后問及立儲之事，萬曆說了句在外廷大臣面前不會說的大實話——
“彼都人(宮女)子也。”
言下之意，就是皇長子生母地位卑微，不應立太子。同樣是宮女出身的李太后大怒，回道：
“爾亦都人子!”(文秉《先撥志始》)
萬曆聽罷惶恐萬分，連忙跪地認錯。大臣“爭國本”的成功，太后的壓力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明神宗爲孝定太后之子，孝定太后原爲明穆宗貴妃;朱常洛爲明神宗皇貴妃王氏之子，朱常洵爲鄭貴妃之子。
眼看冊立太子短時間無法辦到，大臣們改變策略，改爲請皇長子“出閣讀書”，萬曆又以種種藉口幾度拖延——最常見的藉口就是言官“催瀆”。
這樣，事情就進入了死循環：
萬曆越是拖，大臣越是催促;大臣的催促又成了萬曆拖延的藉口。大臣這邊越罵越激進，甚至直接罵萬曆是“敝帚宗社”(即有辱祖宗社稷);萬曆這邊也是手段越發嚴厲，廷杖、貶謫、削職，甚至創下了三天革職十二個言官的記錄。
縱是這等雷霆手段，大臣們依舊前赴後繼——官可以丟，朝廷法度不能亂!
幾年的拉鋸戰中，兩任首輔申時行、王家屏相繼頂不住來自大臣和皇帝的壓力，先後去職。
萬曆二十一年(1593)，萬曆與新首輔王錫爵密議，實行“三王並封”，即將萬曆的三個兒子同時封王，一方面塞羣臣之口，另一方面確保皇長子沒有突出的地位，以便日後有操作廢立的空間。
萬曆的這一招突然襲擊使得羣臣譁然——大明有國二百餘年，從來沒有過將未來的儲君與弟弟們並封的例子;而且兩年前萬曆親口承諾萬曆二十一年立太子，今日又推行三王並封，豈不是君齣戲言，耍弄羣臣?
他們向王錫爵施壓，迫使其覲見皇帝，收回成命，並同意皇長子出閣讀書。
而皇長子的冠禮、冊封和婚禮，則經過萬曆和大臣們的又一番扯皮，拖到了足足八年後的萬曆二十九年(1601)，此時皇長子已經十九歲。同時，皇三子被冊封爲福王，封洛陽。
此後，萬曆厚此薄彼的情況依舊不停——福王的婚禮花費爲三十萬兩，倍於太子。
爲了杜絕可能的變故，大臣開始敦促福王“之國”，即離開北京到封地洛陽去。萬曆則一味優容福王，藉口河南拿不出四萬頃“養贍地”，不準福王之國。
最終在葉向高的多方勸說下，福王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之國，國本之爭終於落下帷幕。
在這三十年中，因此去職的首輔就有四位，言官大臣不計其數。
萬曆爲了與外臣賭氣，則採取消極怠工的方式，大量奏疏(甚至是正常的奏疏)留中不發，大量缺員不補，嚴重影響了朝廷的正常運行。
比如萬曆三十五年(1607)，科道官加起來只有九個人——舊的被萬曆罷免或者自己請辭，新的萬曆不批;六部尚書侍郎加起來一共四個人，其餘全都空缺，等等。
爲什麼萬曆不能怠工——從明朝決策體制說起
明代朝會自弘治、正德以後，奏事的作用逐漸喪失。
弘治常常遲到——
“早朝不過數刻……奏事只得一次,而散本或至日仄。”(《明實錄·明孝宗實錄》)
正德經常不按時上朝——有時遲到中午才上朝，有時乾脆不上朝，甚至還有夜半上朝的例子。
嘉靖初年尤爲勤政，但自中年起修道西苑直至去世，二十年間只上過三次朝(第三次還是因爲俺答兵臨北京城下)。
從明憲宗到明神宗：明憲宗皇三子爲明孝宗弘治帝，爲明武宗正德帝之父;明憲宗皇四子朱祐杬，爲明世宗嘉靖帝之父;明神宗萬曆帝爲明世宗之孫。
既然朝會無法正常進行，政事的執行就只能依靠單獨召對大臣和公文往來了。
但是萬曆不上朝的同時，極少召見大臣，並將大量公文留中不發，導致中央政府運行幾乎癱瘓。
正如內閣大學士沈鯉在萬曆三十一年(1605)所說的一樣：
“夫章奏即政事，停章奏是停政事也，緩章奏是緩政事也。皇祖深居大內，而章奏批答，疾如風雨;遇有大事，又每於西苑召閣部文武大臣，面賜商確。故其時庶政修明，人心震肅，亦自與臨朝稱制者不殊。”
沈鯉舉了嘉靖的例子，嘉靖之所以能不上朝還就把事辦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章奏批答，疾如風雨”，什麼事都不拖延。
至於爲什麼章奏非要皇帝批答，還不能拖，可以參考下面這個表格：
我們常說的“留中”，就是卡在了第3步，即皇帝不作出處理意見，直接當無事發生過，奏本石沉大海。
這就是萬曆朝被稱作“怠政”而嘉靖朝被稱作“荒政”的原因——嘉靖雖然不上朝，但是幹活(而且還很勤勉)，只是他乾的事比較荒唐(比如信任嚴嵩、一心修道等等);而萬曆就是徹徹底底的不幹活。
也正因如此，萬曆之舉對明朝的破壞才尤爲嚴重。
另一種可能性：鴉片?
有部分學者提出了另一個可能性——即萬曆的怠政是由於吸食鴉片煙所致(比如清人俞正燮的《癸巳類稿》，即認定萬曆是“中烏香之毒”)。
要論證這種可能性，那麼就要考慮到幾點 ，即鴉片、菸草和鴉片煙炮製的傳入時間。
鴉片的原料罌粟，作爲一種傳統的中藥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而製作鴉片的歷史則在明朝中期就已開始。
曾在甘肅任職的王璽記載了“天方國”(阿拉伯國家)將罌粟製成鴉片(當時稱之爲“阿芙蓉”)的做法;萬曆年間的雲南，“阿芙蓉”也成了一種特產——他們製造鴉片的知識應該是從東南亞傳來的。
菸草的傳入，同樣在明代晚期。
中國種植菸草的最早記錄是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的福建，不過部分學者相信，菸草傳入中國可能會早到“隆慶展海”使得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再一次暢通。
菸草在北方廣爲流傳，大約是在崇禎年間，當時“三尺童子，靡不吃煙矣”(呂思勉《中國通史》)。
鴉片和鴉片煙，是兩種稍有區別的東西。鴉片煙是將鴉片與菸葉混合，之後點燃吸食。由於直接食用鴉片的毒性很大，所以纔有了鴉片煙。
這一方法由蘇門答臘人發明，大約也在明末傳入中國。
也就是說，萬曆皇帝吸食鴉片煙成癮導致怠政，也是一種可能性。但是目前來說，這種說法還缺少確證，所以只能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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