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中國看待世界的視角更廣闊，看待歷史的眼光更久遠。在此背景下，古埃及文明以其獨特的身姿吸引着中國人的目光，而“一帶一路”戰略也給中國與埃及的經濟和文化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機。2016年1月21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埃及，在當地啓動了2016中埃文化年活動。尼羅河畔中國燈籠高掛在盧克索神廟石柱上的畫面，拉近了兩個古老文明的心靈距離。
與早年只能從書本和影視中去了解古埃及的金字塔、獅身人面像和木乃伊不同，現在普通中國遊客可以親臨現場去感受卡納克神廟等古埃及遺址的雄偉和精美，由此帶來的震撼可能顛覆他們對遠古文明的認知。比如，很多人親身造訪後才發現，備受推崇的古希臘文明，可以在古埃及文明中找到源頭。不過，在對古埃及成就的驚歎和讚譽之餘，很少中國人會想到，古埃及或許與華夏文明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撲朔迷離的夏朝歷史
在兩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華夏文明等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華夏文明最爲年輕。雖然華夏文明後來茁壯成長，但其成熟期比其他幾大古文明要遲千年乃至幾千年。古埃及五千多年曆史都有章可閱、有物可證。相比之下，華夏的三皇五帝並非信史，特別是中國史書上第一個朝代夏朝的歷史更是撲朔迷離。
中國的考古學已相當成熟，能證實商的歷史，卻無法確定夏的存在。仰韶、龍山、紅山、石茆、河姆渡、良渚等遺址可能與華夏文明源頭有關，但並不能確認是夏文化。二里頭也只是疑似夏文化，其身世依然不清。中國典籍中有關夏朝歷史的記載細緻入微，事件跌拓起伏，人物栩栩如生，儼然是確有史實。那夏的故事到底發生在哪裏?華夏文明的源頭乃至中國人的祖先又來自何方?對此，中外各種學說層出不窮。
十七世紀，德國耶穌會士柯切爾(A.Kircher)，根據中文與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性，論述中國人爲埃及人之後裔。十八世紀，法國漢學家德經(Joseph de Guignes)認爲，中國之文字、法律、政體、君主，甚至於政府中大臣及整個帝國均源自埃及，而所謂中國上古史即埃及史。
1894年，法裔英國人拉克佩裏出版《中國古文明西源說》一書，以當年考古成果爲基礎，根據天文曆法、科技發明、語言文字、政治制度、歷史傳說的相似性提出，中國文明源於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文明，漢族於前2200年左右從西亞遷入中原。清末民初，這一學說在中國廣爲流傳，一度爲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普遍採納。北京大學史學系的朱希祖和陳漢章等人則從各種角度對這一學說進行了系統性批評。之後，中華文明乃至中國人獨立起源和演進的學說逐漸成爲主流。
1980年代以來，藉助於分子人類學的證據，人類共同起源於非洲的理論已逐步爲學術界所普遍接受。越來越多的現代考古學和基因測序證據也顯示，幾大文明古國之間存在着常人難以察覺的內在聯繫和共性。早期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間的人員往來及物質文化交流已日益清晰。在新的考古學證據不斷被挖掘的情況下，夏的身影卻愈加模糊，一些學者開始重新把眼光放到東亞以外來尋求華夏文明的源頭。
比如，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易華博士出版的《夷夏先後說》一書認爲，人類史就是一部遷徙的歷史，華夏古文明是夷和夏先後遷入並互動、融合的歷史。夷先於夏到達東亞，創造了本土文明。夏人西來，傳播了青銅和遊牧文化。古華夏的歷史是夷夏結合的歷史，中國、韓國、日本乃至匈奴和蒙古的民族、語言、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產物。
民間研究認爲華夏文明源頭在古埃及
互聯網的興起極大降低了獲取各種專業知識和信息的門檻，也讓文明起源學說從學術象牙塔走向了民間。一些對遠古文明懷有濃厚興趣，具備強烈的鑽研精神和良好專業素養的民間人士也投入到相關的研究中。他們未受過系統性的專業訓練，因而可能在考證上不一定符合嚴格的學術規範，但也因此較少受到固有思維的限制，更利於營造一片百家爭鳴的思想沃土。
早在1995年，人文、社會學科教授宮玉海出版了《山海經與世界文化之謎》一書，提出《山海經》是信史，而非神話。他認爲《山海經》記載的“衆帝之臺”爲埃及金字塔，開創了國內研究古華夏曆史與古埃及遺址之間聯繫的先河。
文化學者蘇三長期專心研究文明起源和文化傳播，自2003年以來，出版了十本有關著作，代表作品有《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東向東，再向東》、《新文明簡史》等。這些著作從各個方面論述了中國文化與中東、西亞等古文明之間的聯繫，提出了古埃及與古華夏之間各種關聯的證據。這些論述激起了公衆對中華文明起源的廣泛興趣，也因此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學習美術出生的石曉康以網名逸空在2006年起在其博客上發表多篇文章，猜測埃及文化的正宗主要分佈在東亞，並認爲古埃及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比較尤爲重要。他研究了部分埃及法老與古華夏王系的關係、古埃及名字的源頭、以及中國一些文化符號與古埃及的淵源。
河南大學外語系教授張今先生於2009年在其博客上發表系列文章，從易卦、天文、數學等七個方面論證古埃及和華夏文明的相似性，但他認爲中華文明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源頭，而古埃及文明是華夏先民從中國遷徙到埃及所建立。
羅靈傑是外貿從業者，經常往來於中東地區。他在埃及看到古埃及法老鵰塑不像歐洲人或非洲人，卻像典型的東亞人，那種熟悉的感覺就像在異國遇見家鄉的故人。之後，他發現古埃及和古華夏在歷史、文化、醫學、文字、政治等方面都存在高度的相似性;特別是，華夏上古傳說竟然與古埃及歷史能很好地對應。基於這些觀察和分析以及前人的研究，羅靈傑認爲中華文明源自古埃及，並於2012年出版了《跨越三千年的因緣》一書，系統性探討了華夏與古埃及的淵源，讓這個話題燃起了大衆的好奇心，也激起了更多的疑問。
網名爲兵策儒劍的研究者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從業於計算機領域。他通過對比甲骨文、金文等和古埃及文，對古埃及和夏朝的歷史進行了深入而細緻的考證，在其即將出版的《鷹蛇之夏》一書中明確表示，夏朝歷史就是古埃及從初期到第十八王朝時期的歷史。他認爲甲骨文就是古埃及的早期文字，並確認很多中國文字與對應的古埃及文字在形狀和含義上都極爲相似。自2011年，兵策儒劍在其博客上寫了四百多篇文章，內容涵蓋有關典籍中的古華夏和古埃及之間大量可以對應的王朝、人物、事件和地名的考證以及對早期人類遷徙的分子人類學分析。
同樣是計算機領域工作者的方哲在2013年底在其名爲《倉頡鳥跡》的博客上發表了四十多篇文章，探討古埃及與華夏起源的關係。他結合羅靈傑和兵策儒劍的思路，陳述了相對簡短的看法。他整體上同意夏在古埃及的說法，並接受羅靈傑和兵策儒劍有關“華”和“夏”的解釋。
也是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的地球化學家孫衛東，近年也在關注華夏文明的起源問題，並相信華夏文明源頭在古埃及。自2015年9月起，他在《酷鳥專欄》上連續發表文章，在之前研究者的證據和論述的基礎上，表示中華文明源自古埃及。他大膽的標題和通俗的語言吸引了不少讀者的興趣。
雖然大都認同華夏文明與古埃及的密切關聯，但這些研究者在具體論述上存在不同意見。比如，易華認爲古埃及人大批進入東亞的證據不足，但華夏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影響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蘇三傾向於從解析《舊約》和一些西方神話來分析，一併考慮古埃及人和希伯來人對華夏文明起源的影響，並認爲印歐人在古埃及文化向中原的傳播中起到了傳遞作用。
羅靈傑認爲東夷是蘇美爾人，夏是古埃及人，商是喜克索人，周是古埃及人的一支，所以商滅夏就是喜克索侵入埃及，而周滅商則是在中原恢復古埃及所對應的夏。方哲猜測喜克索人在短暫統治埃及後被打敗，被追擊進入中原成爲商，他另一個猜想是喜克索人是周。兵策儒劍也認爲商和周都是部分古埃及人先後從埃及遷徙到中原所建立的王朝。通過考證，兵策儒劍認爲喜克索人入侵古埃及的百年就是夏朝太康失國的百年，而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推行的“一神教”改革就是中國古籍記載的“孔甲亂夏”，其後周人出走到東亞，並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
由於中國與埃及相距萬里之遙，人們很自然會質疑兩地在遠古時期存在緊密的聯繫。但現代考古和分子人類學的證據顯示，人類早期的遷徙和交流遠比之前的料想更頻繁。當今人們對早期遠距離遷徙能力的假想都是基於已有考古證據做出的，這種假想水平只是實際能力的下限。特別是，近代科技水平的突飛猛進也促使人們在反向推斷早期人類技術能力時相對悲觀。假若五千多年前的馬車沒有被發現，現代人很難相信人類在那時就可以進行長途負重遷徙。再者，中近代人類的遷徙障礙與其說是自然阻隔，不如說是各地政治勢力的分割。早期人類分佈更爲稀疏，組織能力相對低下，那時擁有較高技術水平和軍事能力的人羣進行遠距離遷徙遭遇的阻力可能更小。
古埃及法老的雕像與東亞人的相貌出奇地相似
人們另一個疑惑是，古埃及人與華夏是否存在基因上的聯繫。古埃及的人種屬性是一個長期爭論的話題。從中國人視角來看，大部分古埃及法老的雕像與東亞人的相貌出奇地相似。但在國際學術界中，有關古埃及人種的各種假設卻從未提及這個現象。迄今爲止，有關古埃及人基因測試的公開信息難覓蹤影，極個別公開的表述則是語焉不詳。未來分子人類學的進展是否能夠解開這個謎有待觀察。
爲了把握遷移與繁衍對人口構成的影響，我們基於父系祖先將人羣分類來進行蒙特卡羅仿真。假設來自古埃及的族羣在初始年代佔中國總人口比例爲千分之一，如果他們在繁衍上恰巧最佔優勢，那麼千年以後古埃及後裔佔總人口可能達到1%到1.5%左右。如果再把初始人口分成數量相同的一千個族羣，不同族羣在平均繁衍數量上存在3%的隨機漲落，而且這種漲落可以延續，那麼千年之後，繁衍最爲成功的族羣佔總人口比例可以達到3%至10%。不過，這個仿真並未考慮大規模戰爭的影響。兵策儒劍在分析了有關漢族的分子人類學數據後認爲，任何一支五千年內擴張的分類單倍羣，佔現代漢族人口比例都沒有超過10%。
探究中華文明的源頭涉及歷史中國的自我定義
華夏文明乃至中國人起源的問題涉及歷史中國的自我定義，也因此深受中國人對自身和世界認知以及各種政治和文化訴求的影響。比如，清末民初，很多革命黨人推崇《中國文明西源說》，意在強調漢人屬於外來征服者，因此漢民族的歷史符合先進民族遷徙並征服落後民族的進化規律。但隨着革命的推進，種族論述逐漸淡出，一些學者則開始擔心西源說會徹底斬斷中華民族的根。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陳黻宸在批評西源說時就曾言：“人各有國，國各有羣，趨人之文明而自處於野蠻，我何樂而爲此哉!”
有趣的是，同樣的事實採用不同的表述都可能激發完全相反的情緒。比如，就概念的拓撲結構和邏輯關係來說，假定中的“中國人源自古埃及”與“古埃及文明由中國人祖先所創立”兩種表述幾乎等價。但前者卻可能被視爲是對民族自尊的打擊，而後者卻可能被當成是突顯民族優越性的意淫，儘管這兩種引起相反情緒的表述背後的假想情景幾乎一樣。
這也說明，以表層的語義來判定文明起源論述並作出情緒性反應毫無必要。其實，更進一步，以任何假想的動機論來指責文明起源的研究都毫無意義。任何一個學者，不論出於何種動機來研究文明起源，只要能尊重事實，不斷挖掘證據併合理推斷，那都值得敬重。其實，對歷史事實更全面和深入的揭示，往往是不同理念的學者相互對比和競爭的果實。
古埃及學在德國、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西方國家已是非常成熟的學科。比如，擁有古埃及專業的大學，在德國有14所，在美國有7所。但在中國，只有個別大學的世界史專業纔有埃古及史分科，研究古埃及史的學者更是屈指可數。雖然最初提出古埃及和華夏文明關聯性乃至傳承性的是西方學者，但這類學說在現代西方學術界早已式微。這可能是對之前學說論證缺陷的過度反應。再者，隨着研究專業的細化，能夠同時深入瞭解古埃及和古華夏的學者也鳳毛麟角。儘管如此，一些西方學者依然對中國學者參與研究古埃及給予厚望。比如，根據2016年1月3日《東方早報》的報道，德國海德堡大學古埃及學家楊·阿斯曼在上海接受採訪時就曾言：
“我曾多次說到中國與古埃及的相似之處，比如，都曾採用象形文字，又比如，文化記憶常常由部分社會精英來塑造和傳承。在我看來，歐洲人對埃及學的研究，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明傳統之間的對話，對歐洲人來說，埃及學研究有點像好古博學之人憑着興趣所參與的一種遊戲。但是，你們中國人不一樣，中國學者如果從自身文明的角度去研究埃及學的話，由於這種文明上的相似性，你們很可能看到許多歐洲學者注意不到的事實，提出許多歐洲學者想象不到的問題。我想，中國學者應該好好利用這樣一個優勢。”確實，基於某些可知或不可知的原因，西方學界未能關注或提及古埃及與中國之間一些明顯的相似之處。
中國考古學界也對古埃及興趣日濃。2014年6月，中國第一位古埃及學博士夏鼐有關古埃及串珠的博士論文在時隔65年後正式出版。根據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的介紹，埃及迄今爲止共開展了200餘項與國外學術機構的合作發掘和文物保護項目，其中沒有一個是與中國合作的。但隨着中埃文化年的啓動，這種狀態將改變。根據2016年1月21日新華社報道，中國的考古學家有望走進埃及，對埃及神廟和祭祀廟合作開展考古工作，這將成爲中埃文明交流史中新的里程碑。
不同研究者通過文化比較和歷史考證都發現，古埃及與華夏文明存在很多相似性。除了前述歷史序列和文字等的對應外、兩者在圖騰崇拜、生死觀、造字傳說、政治傳統等諸多方面的契合不勝枚舉。可以肯定，華夏文明不是孤立於世界之外，而是從史前就開始被世界影響又同時影響着世界，而古埃及可能是這種聯繫中關鍵的一環。在夏的存在迄今無法被中國本土考古證據證實，同時古埃及和古華夏之間的相似又難以用巧合來解釋的情況下，埃及和中國這兩個古老文明到底存在何種聯繫，激起人們無限遐思。
但要真正探究這種聯繫，揭開歷史的謎團，那還需要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系統性的參與，而不只是民間學者的努力和兩國學界之間零星的合作。具體方式可以包括，設立一些相關的專業，培養更多的人才，以及更廣泛地參與國際交流。隨着中國經濟地位和文化意識的上升，中國文明起源的議題會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對任何一種文明來說，對過去看得越久，對未來也會看得越遠。探究中華文明的源頭，涉及歷史中國的自我定義，更將促使人們進一步深入地思考，中華文明從哪裏來，又將到哪裏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