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東亞,和非洲遠隔萬里。但是,中國和非洲的交往卻年代久遠。
目前已知的關於非洲的較早的中國史料以魚豢的《魏略》爲代表,這本書裏提到的“遲散城”,也就是埃及的亞歷山大城。
而班固在《漢書》中曾經提到一個叫做“已程不國”的國家,這個“已程不國”十分神祕,有人認爲在印度半島,有人則說它是如今的斯里蘭卡。而張星烺則認爲“已程不國”是希臘語“依梯俄皮亞”的音譯,也就是“阿比西尼亞”即今天非洲的埃塞俄比亞。
而根據《新唐書》的記載,公元724年,唐玄宗開元12年,室利佛逝國向唐朝進貢4名僧祗奴。室利佛逝國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南部,而僧祗國也叫“崑崙層期國”。根據古埃及學者科斯麻士的《基督教諸國風土記》,這個國家也被叫做青機,也就是今天的非洲東海岸的桑給巴爾。這不僅說明了唐朝時期,中國有黑人,更加證實了東南亞跟非洲諸國有長久的貿易甚至是販賣人口的行爲。
而大約也是隋唐時代,中國跟非洲的交往開始逐漸深入非洲內陸。今天非洲的津巴布韋共和國得名於該國內一處著名歷史遺蹟——大津巴布韋遺址。而這座始建於公元4世紀的非洲古城裏,居然出土過中國唐朝的瓷器。同樣的,在剛果共和國境內也發現了中國唐朝的錢幣等物。公元6世紀之後,中國與非洲的關係進入高速發展時期。
唐德宗時期的唐朝宰相賈耽在記載唐朝的外交通行路線時,記載了一條“廣州通夷道”。這條路線的最西最南的國家叫做“三蘭國”。三蘭到底在哪裏,至今爭執不一。有人認爲,“三蘭”就是“Salam”的音譯,也就是今天坦桑尼亞共和國首都達累斯薩拉姆。雖然說法衆多,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三蘭一定在今天的也門西邊,因爲第二站就是也門境內的席赫爾國。
唐朝中期,出現了第一個親自到過北非後寫下關於其風土人情著作的中國人——杜環。杜環不僅去過北非摩洛哥一帶,更加在西亞等地待過。其著作《經行記》大部分散失,但幸運的是有一部分被記載於《通典》中得以流傳。
到了宋朝建立之後,中國跟非洲應該形成了成熟的直接貿易關係。桑給巴爾島卡真瓜的一個珊瑚井裏發現了大批宋朝錢幣,有人認爲這是迷航的中國商船掩埋的。中國瓷器在大約9世紀時候傳入非洲,考古學家在紅海附近發現了大量瓷器集散地遺址,以蘇丹境內的阿伊扎布港最著名。中國商船在10-12世紀已經可以航行到也門共和國附近,這爲中非通商做出了很好的貢獻。
至於後來,蒙古大軍西征時候甚至直接跟埃及軍隊交手過。到了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壯舉震動了非洲許多地方,其船隊直接到達非洲東海岸的索馬里等地一共四次。當時被明朝稱作“米昔兒國”的埃及兩次遣使到明朝訪問,此舉更加是中非交往史上的一大亮點。而鄭和從非洲帶回來的長頸鹿,更是被當做麒麟。
到了明宣宗之後,明朝的海禁政策逐漸形成,跟非洲的交往也很少再見到。但此時非洲黑人卻隨着歐洲殖民者來到了中國。根據《明史荷蘭傳》的記載,荷蘭人“其所役使名烏鬼”。烏鬼當然指的就是黑人。而可能是膚色長相太過驚異,讓中國人以爲這些非洲黑人是妖魔鬼怪,《明史》裏甚至寫這些黑人“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
清朝之後,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逐漸加強,但是清末鴉片戰爭後,隨着中國的大門打開,也有許多華工被帶去了非洲坦桑尼亞,剛果等地,再加上林則徐,魏源等人編著的《四洲志》,《海國圖志》等書的影響,促使了清朝和非洲建立一定的外交關係。衆所周知,當時非洲幾乎全境淪爲殖民地,因此這種外交關係可以說是十分不正常的。清朝在甲午戰爭之後,處理和獨立的大韓帝國的關係時,曾經一度想採用和剛果建交的方式不設立公使級別的駐外官員。
所以說,我國古代跟非洲的商業交往雖然頻繁,但是真正的外交關係的形成,還是要到近代之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