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2月6日，日本與俄國斷絕外交關係，8日，日本海軍突襲了旅順港內的俄艦，日俄戰爭正式爆發。作爲這場戰爭最大的利益相關者，清廷選擇了“局外中立”。此立場成了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恥辱性標籤。
但就當時的客觀形勢而言，此乃清廷唯一可能且唯一正確的選擇。
甲午戰爭後，清廷編練的新軍稍有起色，即因慈禧之盲目而遭八國聯軍打擊。再者，按《辛丑條約》規定，中國須接受爲期兩年的軍火禁運的國際制裁，如此，速成一支近代化軍隊的可能性幾乎爲零。1903年，清政府設練兵處改革軍制，制定了一個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練兵40萬人的計劃，但該計劃直到清朝滅亡也未能完成。海軍方面，甲午戰爭之後因經費拮据，重建始終未能提上日程。財政方面，清廷也不足以支撐一場戰爭—1904年1月，慈禧諭告軍機大臣，曾發出“庫儲一空如洗，無米何能爲炊”的哀嘆。正因爲中俄的軍事實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故而清廷官員無一人考慮過單獨對俄作戰的可能性。
但就常理而言，清廷當時也沒有宣佈“局外中立”的客觀環境—戰爭在中國東北進行，戰爭雙方爭奪的焦點是中國的東北領土，倘若清廷宣佈“中立”，則不得不承擔“中立”的惡果：不能守衛疆土、保護民衆而招致舉國痛罵尚在其次，更重要的在於，“中立”必然會給戰勝國以中國自願放棄東北主權的口實。故而，清朝多數地方督撫主張“聯日拒俄”。但直隸總督袁世凱則堅決反對，理由是：“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附日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不但中國立危，且恐牽動全球。日俄果決裂，我當守局外。”至於“守局外”的具體操作方式，袁世凱說：“如日船在各口購備戰物，地方官應按局外公例，行文詰阻，如用兵強辦，我亦無可如何，但不可由我接濟，及由我明許。至無論將來如何，必須先從局外入手。”
袁氏雖然主張“局外中立”，但客觀上，“中立”即意味着清廷放棄東北領土主權。如何才能既保住東北領土主權，又避免加入日俄兩國的大戰當中自取滅亡，就成了一個需要解開的死結。
解開這個死結的，是列強的介入。早在1903年11月25日，日本就已向清廷通報了日俄交涉的破裂及日本的備戰情況。但直到1904年2月12日，清廷才宣佈“中立”。箇中原因，正是列強的介入—美國國務卿訓令美國公使向中、日、俄三國表明美國的意願，要求交戰國尊重中國的中立地位和領土完整;同時，英、法、德、意四國駐華公使也分別致電本國政府，建議本國向有關國家表達與美國相同的意願。
站在英、美等國的立場上來看，清廷參戰勢必助日，如此，在中俄之間漫長的邊界線上，清廷無防禦力量，俄軍勢必長驅直入，再加上內部的反清浪潮，清廷極可能因此徹底崩潰。這種局面對急於領土擴張的俄、日而言，實乃求之不得，卻不符合更重視商業擴張的英、美等國的利益。所以，維持清廷的完整與穩定，就成了英、美等國首要考慮的問題。如此，清廷的領土完整得到了國際承認，其宣佈“局外中立”也就具備了可行性。
英、美等國的態度，也決定了日本的態度。日本自然是希望中國出兵助戰的，但英、美等國既然支持中國“中立”，日本政府也就從現實利益考慮，很快表達了同樣的意願。於是，1904年2月12日，清廷宣佈：“現在日俄兩國失和用兵，朝廷軫念彼此均系友邦，應按局外中立之例辦理。”正式定下了“局外中立”的外交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