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底，紅七軍繳獲敵人的一部電臺，那麼沉的鐵疙瘩，也不知怎麼用，在轉移途中把它埋掉了。那時，紅軍是遊擊作戰，用號音、旗語、徒步、騎馬進行聯絡就足夠了。以後，紅軍轉向運動戰，將領們才感到電臺在長距離通信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第一次反“圍剿”中，紅軍總部就命令所有部隊必須把繳獲的電臺和電臺人員送到總部。這一次紅軍只繳獲張輝瓚師部的一臺收報機（發報機被搞壞了）。王諍是張輝瓚的十八師電臺報務員，被俘後，總部首長要他們留下來辦無線電訓練隊。那時，朱德總司令每天晚上都要與王諍他們談話。
1931年2月初，紅軍在江西寧都縣小布開辦了第一期無線電訓練隊，王諍任隊長，學員是從紅軍挑選的優秀連級幹部。就在訓練班期間，紅軍在打譚道源部隊時，又繳獲了一套完整的燈泡式電臺和電池。這時，有了一部半電臺的紅軍還不能通報，當時主要用於抄收新聞和對敵偵察。毛澤東對這個訓練隊十分關心，經常來講形勢或上黨課。
在第二次反“圍剿”前，上海已經派伍雲甫、塗作潮、曾三等到中央蘇區，又辦了第二期無線電訓練班。同時，紅三軍團也開辦了無線電訓練班。1931年7月，國民黨第三次“圍剿”開始，爲了集中優勢兵力，紅軍主力要從敵空隙中穿過。在轉移途中，毛澤東問伍雲甫，電臺缺了什麼就不能工作。伍雲甫說真空管，毛澤東就把真空管裝在自己口袋裏，讓警衛員拿着電鍵。
1930年春天，上海黨組織想讓王逸羣去學習無線電收發報技術，徵求他的意見。那時王逸羣正在大夏大學讀一年級。這是個很危險的工作，稍有不慎就會被捕犧牲。特別是收發報機上用的蜂鳴器，一般人是聽不到的，但狗耳朵很靈，一開蜂鳴器，狗就在外面叫，這在特務如林的上海是很難掩護的。但王逸羣接受了組織的派遣。中央特科發給他一臺練習機和字母的號碼，並按月給他生活費。他就每天練習，直到滾瓜爛熟。當時中央特科派伍雲甫來教他，每星期來一次，一年後伍雲甫調走，上級又派王子綱來教他。直到1931年4月，領導中央特科的顧順章叛變，5月，來到了江西瑞金蘇區的中央局無線電隊。
王逸羣到了中央蘇區，怕家庭受到牽連，就託朋友告訴家裏，說他跳黃浦江死了。
王逸羣的任務是建立上海黨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無線電聯絡。王逸羣記得，從1931年夏天起，日夜開機，輪流守候在電臺前，從空中成千上萬的呼叫聲中，尋找上海黨中央的呼號。那時電臺信號弱，像海底撈針，大家都很焦急，幾個月過去了，他們仍守在電臺前。一直到了秋天的一天晚上，曾三值班，王逸羣協助他，終於收到了黨中央電臺的信號。
王逸羣到中央蘇區時正值國民黨對蘇區第三次“圍剿”，他負責配合王諍、劉寅蒐集軍事情報。雖然這時紅軍才3萬多人，但由於對敵人情報掌握得比較清楚，紅軍始終處於主動地位。國民黨軍的電臺建立時間也不長，1927年時，國民黨纔有一個軍裝備了電臺。
到了1929年底，國民黨軍也只有26部電臺，直到1949年，國民黨的重慶軍用無線電機工廠還主要生產15瓦的發報機。而上海地下黨，早在1928年就開始裝配100瓦和200瓦的機器送往紅軍中了。敵人哪裏想到紅軍中竟然有了比他們還高級的電臺，所以一直很大意。王諍和劉寅等過去是張輝瓚部隊的電臺人員，與國民黨電臺的負責人是過去的同學、同鄉或者同事，對國民黨各師的電臺代號都很熟悉，知道敵人的習慣，每調動一個新地方，都要互相告訴地址。這樣，紅軍就知道敵人準備如何進攻，走哪一條路線，敵人的進攻基本上有了瞭解。加上地方黨組織配合送來的情報，一般十拿九準。
敵人“圍剿”時雖然人數多，但他們經常兵分多路。這樣，紅軍集中兵力打敵人薄弱的一路，加上選擇有利地形，所以仗仗打勝。第一仗打了上官雲相師，第二仗打了郝夢齡師，第三仗打了毛炳文師，連殲敵人三個師，徹底粉碎了敵人第三次“圍剿”，並繳到了敵人的三部電臺。後來敵人雖然知道紅軍有電臺，但他們也蒐集不到什麼紅軍的情報。因爲紅軍電臺特別注意保密，從不講調動的地名，再加上敵人初到蘇區人生地不熟，老百姓又封鎖他們，所以他們基本成了瞎子聾子，只能被動挨打。
不久，寧都起義部隊一下就帶來了8部電臺和40多名電臺技術人員。這時紅軍的電臺已經發展到14部。1931年12月，在軍委電臺的伍雲甫派王逸羣到紅五軍團無線電臺做政治工作。紅五軍團是原來國民黨二十六路軍，受抗日救國的影響，在趙博生、董振堂和地下黨領導下在江西寧都起義，加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成紅五軍團。在王逸羣的耐心工作下，當時紅五軍團電臺的負責人荊振昌帶頭留下來，好多無線電人員也打消了顧慮，自願留在紅軍。王逸羣在配備紅五軍團無線電臺的同時，也對紅十三軍、紅十四軍、紅十五軍的收發報機的安裝和配備作了詳細的檢查，及時做到各師和軍團以及軍團對軍委的電臺暢通。
之後，在福建長汀擴大紅軍時王逸羣擔任突擊隊長，完成任務後調任福建省委宣傳部長，當時劉少奇是省委書記。1936年春，組織上派他到西安參加我黨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抗戰時期，他擔任過八路軍總部民運科長、晉東北地區特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他擔任過熱河省委宣傳部長兼冀察熱遼軍區政治部民運部長，第四野戰軍四十五軍副政委，參加了遼瀋戰役和天津戰役後調任四野南下工作團政治部主任……1942年延安搞“搶救運動”，王逸羣曾被錯誤地隔離審查，“文革”中，他又被打成特務、叛徒、走資派，開除出黨。他堅持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每月交50元黨費。不讓他申訴，他就寫材料，前後寫了150多份，直到徹底平反，重新爲黨工作。
1986年1月25日，王逸羣在北京病逝，終年77歲。陳雲、彭真、聶榮臻、黃克誠、程子華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