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監生並不吝嗇，苦了自己，便宜了他人，是他的總帳。他與葛朗臺等毫不相干。他將典鋪的例錢白銀三百兩，每年全數交給妻子，對其去向不聞不問。而葛朗臺看見妻女給他侄兒做一頓加牛油的麪包就喊：“你們是不是要讓我破產!”嚴監生還是很有人的正常感情的。對正妻王氏，一往情深，延請名醫，煎服人蔘，毫不含糊。尤爲動人的是對王氏的深情悼念，“而今他往那裏去了!”“伏着靈牀子又哭了一場”。誠如閒齋老人的評語：“此亦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決不是“做戲”、流着裝飾性的眼淚，還有一個鐵的證據，就是他從此一病不起。這裏沒有絲毫的銅臭氣。至於貓兒踹出了五百兩白銀，則更寫足了他的不吝嗇，及這不吝嗇背後的對妻子的平等和信賴，他妻子倒是善於聚財的。如果他一味地視錢如命，或者說，如果作者真是一心揭露他的把銅錢看成磨盤的貪婪癖，便該是另種寫法：妻死破財辦喪事，因此而心口疼了，見了桑皮紙包着五百兩白花花的銀子，會大喜沖走了病情，並給了他重新生活的勇氣、力量和信心。我們有理由說：在財與人情之間，他是毫無疑問地重人情的。
他總體上是個笨拙的被人捉弄的人物，活得卑微卻不乏人情與慷慨。後者正可平衡那顆卑微渺小的靈魂。嚴監生在《外史》中活了一場，只作了三件事。其一是代惡兄消彌官司，破費銀兩;其二扶妾爲正，深情悼念亡妻;其三是最後伸出了兩個指頭。過去許多論者都抓住那兩個指頭，於是，他成了中國吝嗇人的典型。其實，這種評論違背了作者塑造人物的基本精神、基本法則。儘管全書的結構促使作者塑造那種能用一句話概括其性格的 “扁平人物”，這種人物能給人深刻印象，算是撮出了類型化的典型。但作者似乎更有意要避免這種局面，總是要設計一個“拐角”。權勿用不是什麼好東西，但作者還是給他的“拐騙”案平反昭雪。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較爲普遍的是虞育德、嚴致和這樣的人物，大賢有缺點，凡人有俠行。
嚴監生有一種病：自虐畏縮綜合症。與其說作者主要寫了他的慳吝，不如說作者主要寫了他的卑微、可憐。作者讓他出場，給出的“前提語”是“有錢而膽小”。他膽小又沒有別的能爲，於是，他就用錢作護身符，來消災彌難，苟且偷安。替老大了結官司，白賠了銀兩，反被嚴大責怪，貶斥他懦弱無能。他活得卑微，死得窩囊。作者用他悲慘的一生完成了對他那生狼似的家兄和蔫狼般的內兄的暴露。他們吞食他的那些錢，是他用那種將兩根燈芯換成一根的刻苦方式積累起來的財富。他的一生是被宗法制度榨扁了的一生。他臨終託孤於內兄的沉痛遺言揭示了他一生悲苦的部分成因：“我死之後，二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掙着進個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裏的氣。”
他的畏縮病已病入骨髓，至死不知病根何在。他糊塗地認爲，只要能進個學，有了功名就可以擡起頭來了。這當然是他的人生經驗的總結，也有充分的事實根據。
就像我們不能責怪乞丐沒有黃金一樣，我們也不能責備嚴監生爲什麼不換個活法?那是一顆被壓扁了的畸形的靈魂，只會苛酷地對待自己，只會忍辱負重。他不知道世上還有一種叫反抗的精神，更不知道自己作自己的主人的道理。他的吝嗇只給自己使用，瘦成了猴，也捨不得買人蔘。他已卑微到這種程度，即使對別人過分慷慨時，也顯得可憐巴巴。至於那根燈芯，表面看來，當然是慳吝至極之舉，但與其說是在暴露他的慳吝，不如說是揭示了他在長期卑微的生活中扭曲而成的“渺小”。是通過他的自虐得以完成的。雖然他肯於“利他”，但無論在上帝眼裏還是在俗人眼裏，他一點也不高尚，只是一個不作惡的可憐蟲。他的渺小的舉止讓人感到可笑，那卑微的靈魂又令人悲傷、可憐。這大概是正直的人對這個形象的公正的審美感受。這種感受的成立證明了作品悲喜劇因素交融的成功。即令今天也不得不歎服作者在塑造人物上的深邃用心和婉轉多姿的一筆寫出幾層意蘊的筆力。
《外史》忠實於生活的原生狀態，寫出了所有人那自覺不自覺的“生活原則”。這個原則是他們生存的目的，生存方式的基礎。嚴貢生把行惡當成一種欲求和企望，一分鐘都不能休息地去欺詐別人，這是他的原則。嚴監生的原則正好倒過來：受虐才舒服。他的慳吝以克己始，以利他終。閒齋老人對這哥兒倆的評論值得參考：“大老官騙了一世的人，說了一生的謊，頗可消遣，未見其有一日艱難困苦，二老官空擁十數萬家資，時時憂貧，日日怕事，並不曾受用一天。此造化之微權，不知作者從何窺破，乃能漏泄天機也。”嚴監生與杜少卿還有一比。同樣地大捧銀子送人，但少卿是豪爽，是遇貧即施，表現出的是人道主義情懷，而此公卻是畏葸、巴結、求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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