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是中國北宋時期四位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的合稱。這四個人大致可以代表宋代的書法風格，而且成就最高，故稱“宋四家”。明清以來，有一些人認爲宋四家中的“蔡”原本應該是蔡京，後人不齒其爲人，所以把蔡京換爲蔡襄，並認爲蔡襄的藝術成就在蔡京之上。那麼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關於蔡襄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字君謨。母親盧氏，惠安縣名士盧仁之女。興化軍仙遊縣慈孝裏赤嶺(今福建省仙遊縣)人。北宋名臣，書法家、文學家、茶學家。
天聖八年(1030年)，蔡襄登進士第，先後任館閣校勘、知諫院、直史館、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院直學士、翰林學士、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等職，出任福建路轉運使，知泉州、福州、開封和杭州府事。治平四年(1067年)，蔡襄逝世。累贈少師，諡號“忠惠”。
蔡襄爲官正直，所到之處皆有政績。在福州時，去民間蠱害;在泉州時，與盧錫共同主持建造萬安橋(洛陽橋) ;在建州時，倡植福州至漳州七百里驛道鬆，主持製作北苑貢茶“小龍團”。所著《茶錄》總結了古代製茶、品茶的經驗，而《荔枝譜》則被稱讚爲“世界上第一部果樹分類學著作”。其詩文清妙，書法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爲“宋四家”之一。有《蔡忠惠公全集》傳世。
人物生平
蔡襄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二日(1012年3月7日)。蔡氏家族世居福建路泉州府(興化軍)仙遊縣慈孝裏赤湖蕉溪(楓亭驛以西，今福建省仙遊縣楓亭鎮九社村青澤亭自然村蔡坑)。母親盧氏，惠安縣名士盧仁之女。
蔡襄童年時受到外祖父盧仁的嚴格教育。他十五歲參加鄉試，十八歲遊京師，入國子監深造。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參加開封鄉試，獲第一名。
天聖九年(1031年)，蔡襄登進士第十名。次年，授漳州軍事判官，在職四年。後歷任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等職。
慶曆三年(1043年)，大臣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王素、餘靖同爲諫官，蔡襄作詩稱賀，受歐陽修等三人舉薦，被仁宗任命爲知諫院。他遇事從不迴避，奏疏忠誠懇切，大都關係天下利弊、一時緩急。蔡襄認爲國家安危取決於人事，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別邪正。由於有蔡襄這樣的人直言敢諫，那些權貴心懷畏懼，多有收斂。
慶曆四年(1044年)，調知福州。慶曆六年(1046年)秋，改任福建路轉運使。蔡襄在福州時，見百姓患病不就醫而向巫覡求拜，多爲蠱毒所害，撰《聖惠方後序》，刊刻於碑，勸病者就醫治療，並採取措施，取締巫覡，“禁絕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後稍息。”蔡襄還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蔡襄倡議官吏，發動百姓，從福州大義至泉州、漳州七百餘里的大道兩旁栽植松樹，蔭庇大道，故民謠歌頌道：“夾道鬆，夾道鬆，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慶曆八年(1048年)，蔡襄因父親去世而離職。
皇祐三年(1051年)，回朝修《起居注》，參預政事。次年，遷任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注內詮。
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勸學興善，傳播醫治蠱毒的藥方，教育民衆遵法爲善，改變陋習，監督官吏深得民心。
宋仁宗至和、嘉祐(1054年-1063年)年間，蔡襄兩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祐元年六月，第二次自嘉祐二年七月至嘉祐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頓吏治。當時晉江縣令章拱之貪贓枉法，蔡襄奏疏彈劾，把他革職爲民。後朝廷發現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貶。他又修建沿海州縣城池，加強軍事防備，教習舟船熟記水勢，防備海寇。泉州城東郊有洛陽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寬五里，有渡口名萬安渡。“每風潮交作，數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無算”。並奏請減免漳、泉、興三州身丁錢一半，大大減輕民衆負擔。
蔡襄知泉州時期，連年發生旱災，他調動民力，加強水源管理，制定《龜湖塘規》，制止用水糾紛。他任轉運使期間又在郡南小烏石山訪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衆飲用和灌田。治平(1064年-1067年)年間，晉江縣令王克俊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爲紀念。
嘉祐六年(1061年)，被授爲翰林學士、權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財政。此時，宋廷財政入不敷出，“積貧”已深。蔡襄善於理財，“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入以制用。劃剔蠹，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不久，宋英宗繼位，正式任命蔡襄爲三司使。蔡襄撰《國論要目》一文，闡述改革主張，提出擇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併、富國強兵的改革方案。英宗不但不採納，反而奪其三司使職。蔡襄在朝廷難於容身，請求外任。
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在拜端明殿學士後纔去上任。次年十月，母親盧氏去世，蔡襄護喪南歸。
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十六日(9月27日)，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五十六歲。朝廷追贈吏部侍郎，後加贈少師。葬於楓亭鋪頭村蔡嶺，歐陽修撰《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其曾孫蔡洸爲蔡襄奏請諡於朝，孝宗賜諡“忠惠”。
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年-1200年)，在洛陽橋南街尾建蔡襄祠。後人在他墓前立柱題聯雲：“四諫經邦，昔日芳型垂史冊;萬安濟衆，今朝古道肅觀瞻。”
主要成就
書法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爲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齡輩份，應在蘇、黃、米之前。從書法風格上看，蘇軾豐腴跌宕;黃庭堅縱橫拗崛;米芾俊邁豪放，他們書風自成一格，蘇、黃、米都以行草、行楷見長，而喜歡寫規規矩矩的楷書的，還是蔡襄。
蔡襄擅長正楷、行書和草書。其書法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展卷蔡襄書法，頓覺有一縷春風拂面，充滿妍麗溫雅氣息。蔡襄的書法在其生前就受時人推崇備至，極負盛譽，最推崇他書藝的人首數蘇軾、歐陽修。蘇軾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又嚐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修對蔡襄書法的評價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歐陽修說：“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文忠公集》)黃庭堅也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傑。”(《山谷文集》)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評論蔡襄的草書“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自成一家。存張旭、懷素之古韻，有風雲變幻之勢，又縱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傳》稱他：“襄工於手書，爲當世第一，仁宗尤愛之。”許將《蔡襄傳》說：“公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其斷章殘稿人悉珍藏，仁宗尤愛稱之。”朱長文《續書斷》：“蔡襄書頗自惜重，不輕爲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爲寶。仁宗深愛其跡……及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敕書之，君謨辭不肯書。”
從以上三段記載中，可以知道，蔡襄書法從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於他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所以傳世作品較少。另外可以看出當時書壇的風氣已完全轉向了詩文尺牘，而書碑則被看作是一技伕役役之事，爲士大夫所不屑爲，甚至連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這與唐代以前的情況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是一個開宗立派的大師。
總體上看，他的書法還是恪守晉唐法度，創新的意識略遜一籌。但他卻是宋代書法發展上不可缺的關紐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備的書法成就，爲晉唐法度與宋人的意趣之間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橋樑。
蔡襄傳世墨跡有《自書詩帖》、《謝賜御書詩》，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跡多種，碑刻有《萬安橋記》、《晝錦堂記》及鼓山靈源洞楷書“忘歸石、”“國師巖”等珍品。
水利
蔡襄出任福建路轉運使時，奏減五代以來丁口稅。並修建中國第一座海港大石橋萬安橋(洛陽橋)，它被稱作“福建橋樑的狀元”(茅以升)。它的建成，對福建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泉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自唐後期起，泉州已成爲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北宋時泉州港灣區帆牆林立，百艦爭流，中外商賈薈集，各地貨物集散。然而，萬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極大障礙，交通問題遠遠適應不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萬安渡建橋成爲十分緊迫的任務。
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着橋樑中線拋置了大量的大石塊，形成一條橫跨江底的矮石堤，作爲橋墩的基址。然後用一排橫、一排直的條石築橋墩，這種石基的開創，是橋樑建築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稱之爲“筏型基礎”。他並種海蠣以固橋基，於橋上下兩側灘塗上，植石以附蠣，以減緩江流速度，使不致動搖橋墩兩側基礎。被認爲是世界上生物學運用於建築上的先例。
橋成之後，蔡襄擬訂了千古傳誦的《萬安橋記》並刻石立碑，它真實地記載了建橋情況和橋的規模。“渡實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全文共150多字，文辭極優美，同時它又是中國書法史上頗爲著名的書法珍品
蔡襄曾組織人馬，從福州始沿途栽植樹至泉州、漳州，計長700裏。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過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時，免受驕陽曝曬之苦。它成爲洛陽橋的配套工程，此即《宋史》本傳所說的“植鬆七百里以庇道路”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已能注意到保持生態平衡，保護水土，確是高人一等。時人爲此作詩讚之：“夾道鬆，夾道鬆，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蔡襄在泉州積極組織羣衆抗旱，興修水利，生產自救，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負擔。嘉祐三年(1058年)，適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帶領官員到泉州飛陽廟祈雨，自責乾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還寫下《乞雨題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問山神，羞見耕耘隴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蒼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舉來勸告各僚屬要關心民瘼，組織農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歲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贊他“愛民心有彼蒼知”。
晉江龜湖塘可灌田數千畝。但是，沿塘百姓常爲用水及管理維修堤岸等問題爭吵、鬥毆。加上土豪、無賴好事之徒插手攪渾，沿塘百姓冤冤相報，問題久而不能解決。蔡襄深入民間，詳爲考察，爲更好地保護這一水利工程，加強排澇抗旱作用，以利農耕，相應加強相鄰各鄉林、黃、蘇、鄭、吳、蔡六姓的聯誼，特制定《龜湖塘規》(後世稱爲《先宋塘規》)，使龜湖有法可依。它明確規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維修問題，保證農田能及時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龜湖塘規》時，按規定執行管禁，遇有重大違規者，則由陂首呈縣府懲處。正因爲有蔡襄的《龜湖塘規》在，龜湖塘維護了近千年，爲瀕湖農民流澤千餘年。據《晉江縣誌》載：“自蔡襄定塘規至明朝的五百年間，糧食產量往往二、三倍於他鄉。”這是對泉州水利建設的貢獻，後人因此爲之立《德政碑》。
茶業
蔡襄不僅是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而且也是茶學家。他爲官清 正，以民爲本，注意發展當地經濟，爲福建茶業及茶文化的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歷史上著名的北苑御茶園，就是在建州(今在建甌市)，舊時又稱建溪，建安(今在建甌市)。種茶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唐代孫樵《送茶蕉刑部書》，書中記載：“晚甘侯”(唐代名茶中的一種)產於“建州，系月澗雲龕之品”。當時建溪流域所產品茶統稱“建茶”、“建茗”。五代時期，王審知在福建建閩國，北苑茶園成爲專門生產貢茶的官家茶園。閩國滅亡之後，南唐後主李煜派官員專程到建安設立“龍焙”，監製“建茶進御”。指定專制“龍茶”。歷史發展到了宋代。丁謂任福建轉運使，監製御茶時，尤重御茶採摘製作的“早、快、新”。如“社前十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繁而造之、逼社即入貢”。由於採製甚精，在丁謂手中，北苑茶已譽滿京華，號爲珍品。
到了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蔡襄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熊蕃北苑貢茶錄》)。《苕溪漁隱叢話》也說北苑茶大小龍團“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的確，蔡襄爲福建轉運使，把北苑茶業發展到新的高峯，他從改造北苑茶品質花色入手，求質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團茶爲小團茶、品質上採用鮮嫩茶芽作原料，並改進製作工藝。爲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歐陽修對蔡襄製作貢茶有非議，但他不得不承認蔡襄製作茶業的工藝之精。蔡襄之侄兒、蔡京之子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對蔡襄在發展北苑御園茶過程有較爲詳細而客觀的記載，肯定了蔡襄負責監製北苑之茶製作精巧，形質至極，呼聲最高還是“小龍團”的“密雲龍”和“瑞雲翔龍”。對於茶葉製作達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時指出做茶要抓住季節“又茶茁其芽，貴在於社前則已進御”的新鮮感。可見“好茶爭相品、蓋因品質珍”。就蔡襄本人，對於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錄》中有專門論述建安之茶。其“點茶”條雲：“建安鬥試以水痕者爲負，耐久者爲勝”。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從事鬥茶歌》也提到“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鬥茶味兮輕醒醐，鬥茶香兮薄蘭芷”。可見北苑御園茶在北宋時期極負盛譽。這些如此輝煌時期是得益於蔡襄爲福建轉運使時的監製而精益求精的創新工藝。這茶業發展功績是不可湮沒的。
蘇軾在《荔枝嘆》中說，“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此詩作於哲宗紹聖二年(1095年)，在蔡襄任福建轉運使二十五年後，此時蘇軾正被謫貶在廣東惠州(今惠陽縣)。作者初次嚐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龍眼，極爲讚賞，就差點兒將“荔枝”比作“佳人”。但作者能浮想聯翩，不禁聯想到漢唐時代進貢荔枝給百姓帶來了災難。在詩中作者揭示了由於皇家的窮奢極欲、官吏媚上取寵、各地名產都將進貢的弊政。他筆鋒又一轉，對當時宋代的進茶、進花一併作了深刻的諷刺。這首詩給蘇軾帶來了許多聲譽，但給蔡襄蓋上了一頂“買寵”的帽子，這是不應該的。
總之，蔡襄在任福建轉運使時，監製北苑貢茶在原有基礎上有所更新。他先從改造北苑茶的品質花色入手，將“大龍團”改製爲“小龍團”，提高貢茶的質量，達到“名益新、品益出”的技術革新、茶與茶藝術融爲一體。蔡襄的督辦，促進了北苑茶的發展。也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這種技術創新，使福建茶葉在北宋時期名列首位，應功歸於蔡襄。
藏書
蔡襄家富藏書，南宋文學家劉克莊題跋蔡端帖時說：“又一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其收藏書法作品和圖書在當時富於一方。
個人作品
蔡襄爲官三十餘年，不僅政績顯著，在科學文化方面也作出重大貢獻，曾撰《荔枝譜》一卷、《茶錄》二卷(或作一卷)，是世界上最早介紹荔枝的專著。他所創制“小龍團”茶，品質較“龍鳳茶”更精。
蔡襄在當時，除了精心製作了“小團茶”，使建茶一步登天馳名全國外，又鑑於陸羽的《茶經》，未能把閩產指出，使建茶淹沒不彰;而丁謂所著的《茶圖》，僅論及採製，沒有說明烹試的方法，於是，蔡襄將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寫成《茶錄》一書，共二篇，800多字。上篇論茶，下篇論茶器，都屬於烹試的方法。憑他豐富的經驗，獨特的見解，再配以當世優秀的書法，使這一著作，堪稱“稀世奇珍，永垂不朽”。宋代建茶能名垂天下，與蔡襄的提倡和推薦是分不開的。據說，當時論茶者，沒人敢在蔡襄面前發言，恐班門弄斧，自討沒趣。《茶錄》除了上進給皇帝鑑賞外，還勒石以傳後世。這不但對福建茶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對日本具有美學藝術的“茶道”和世界茶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十七世紀初，中國茶葉輸入歐洲及其它地區，成爲世界三大飲料之一，並且有日漸風靡之勢。蔡襄的《茶錄》，對福建茶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前人評曰：“建茶所以名垂天下，由公(蔡襄)也。”
蔡襄精於書法，學虞世南、顏真卿，並取法晉人。正楷端重沉着，行書溫淳婉媚，草書參用飛白法，爲“宋四家”之一。傳世碑刻有《萬安橋記》，書跡有《書謝賜卿御書詩》和書札詩稿等。
他著有詩詞370首，詩文清妙;奏議64篇，雜文584篇，收入《蔡忠惠公文集》(共三十六卷，另有《別紀》十卷)。另有《龍壽丹記》(此書有五朝小說本)、《蔡忠惠奏議》十卷、《蔡襄治平會計錄》六卷、《墨譜》一卷、《茶果》一卷、《荔枝故事》一卷、《講〈春秋〉〈左傳〉疏》一篇、《蔡莆陽詩》六卷、《蔡忠惠詩集全編》四卷、《蔡忠惠詩集全編》二卷(《別紀補遺》二卷)、《蔡福州外紀》十卷、《蔡端明別紀》十二卷(也有十卷、一卷)、《蔡忠惠公別紀補遺》等不同版本，已佚失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