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一個一心效忠明朝的風骨文人，是我國明末清初的偉大思想家、文學家，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那麼“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的王夫之有哪些成就?
首先他認爲對於作文作詩，認爲要帶有感情，不能無病呻吟。
情感是王夫之於詩歌的基本要求。詩歌創作經由唐詩的巔峯狀態發展至宋明以來，多有偏頗之處。在王夫之看來，詩歌作爲一種藝術形式，以情感爲其主要特徵，不能以學理來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體或學問來代替詩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評高適《自酮北歸》)。“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派與《易》、《書》、《禮》、《春秋》去，彼不能代《詩》而言性情，《詩》亦不能代彼也。決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光輝;風雅罪魁，非杜其誰耶?”王夫之對於模糊詩歌與史書的“詩史”類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詩評選》中尤爲可見。
王夫之繼承和發展了古典詩學理論中言志緣情的優良傳統，提出要由“心之原聲”發言而爲詩“。詩以道情，道之爲言路也。悄之所至，詩無不至。詩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與詩歌密不可分：“文生於情，情深者文自不淺’(評張巡《聞笛》);“情深文明”(評柳宗元《別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詩。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作爲一位傑出的愛國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詩人感情注入作品後，應該具有“動人興觀羣怨”的作用，時這四者應該是緊密相聯、互相補充的整體，“攝興觀羣怨於一滬”(評杜甫《野望》)。
促成詩歌起到“興觀羣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過程中，需要處理好兩重關係：一爲情與景，二爲情與聲。對於詩歌情景關係，王夫之認爲“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語”。情與景之間不能“彼疆此界“(評丁仙芝《渡揚子江》)般生硬相連，只有堅守“即景含情”(評柳宗元《楊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評岑參《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薄》)，“意志而言隨”，方能達到妙合無垠、渾然一體的_上上之境。對於情與聲，王夫之強調音樂帶給詩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與聲律呼應相生，詩歌聲律與詩人內心情感律動有機協調。《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卷二有云：“《樂記》雲:‘凡音之起，從心生也’。固當以穆耳協心爲音律之準。”王夫之對李白《蘇武》一詩評價道:“於唱嘆寫神理，聽聞者之生其哀樂。”對於那些脫離詩情而株守聲律、徒有聲腔空架的作品，則甚爲排斥，“詩固不可以律度拘”，認爲“聲律拘忌，擺脫殆盡，纔是詩人舉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