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靠譜麼?司馬遷是怎麼知道三千年的歷史的?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都有一個記史官員，負責記錄本朝所發生的各種事情。很多皇帝在讀史的時候都會參考這些記錄，司馬遷就是這其中最出類拔萃的一位。
司馬遷的《史記》
研究中國的歷史，必須要以《史記》爲藍本，想我堂堂中華上下五千年，光這本《史記》就記載着近三千年的歷史。你就說這個司馬遷牛不牛吧!這個傢伙是從三皇五帝寫到了農民起義，司馬遷精心刻畫了上百個人物。《史記》裏面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五十二萬多字啊!這可不是寫小說，如果寫小說，咱老王也能寫個百十萬字的小說。《史記》可是寫的歷史，容不得瞎編亂湊。這些文字耗費了司馬遷十三年的時光，這本史書的規模之巨大，體系之完備，被後人所驚歎。但是啊大家要知道，古代的記錄工具非常之原始，文獻匱乏，到了秦始皇嬴政時期，又經歷了焚書坑儒。導致了很多重要的史書失傳。那麼司馬遷又是怎麼知道的這三千年的歷史呢?
據歷史記載，司馬遷祖上好幾輩都是擔任史官，司馬遷的父親也是漢朝的太史令。從小司馬遷受到父親和家庭的薰陶，讀了不少的歷史書籍和文獻。父親去世後，他承襲父親的職位，更是有條件可以看到當時漢朝的大量國家檔案。但是，即便如此，他就能對三千年的歷史瞭解到每個細節了嗎?不太可能吧?
當翻開《史記》我們發現，裏面的很多描述相當生動，例如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陳勝吳廣的對話“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以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些對話無論正確與否，在沒有任何記錄設備的情況下，這種對話根本不可能被保留下來。但是司馬遷卻記載的相當詳細，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司馬遷撰寫史記，最大的特點就是嚴謹和認真，他記載的每一個事件，都親自去走訪調查，並對事件的真實性進行反覆覈對，最後才作爲史料載入史冊。漢朝的另一位史學家班固曾評價他說：“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翻譯過來就是，他的文章來源可靠，不空穴來風，不憑空捏造，不隱瞞事實。他科學嚴謹的態度，是毋庸置疑的。
那麼，問題來了，以劉邦爲例，一向科學嚴謹的司馬遷，爲何會將關於劉邦出生的民間流傳載入正史，僅僅是古人迷信嗎，還是說有想借此透露什麼?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劉邦出生時候有不同尋常的事件，他的家鄉地勢低平，多溼地湖泊、沼澤池塘，偶然的一天，劉邦的母親劉媼在池塘邊休息，因困就地睡着了，夢見與神邂逅，突然間，天色昏暗，雷電交加，劉邦的父親跑去看，看到一條龍趴着劉媼身上，不久後就懷孕生下來劉邦。
關於劉邦出生的傳說，現在來看就純粹是瞎扯，可以用來糊弄當時沒文化的平民百姓，但肯定糊弄不了司馬遷。或許，是真的有東西趴在劉媼身上，然後生出了劉邦，不過肯定不是一條龍，也不會是其他不明生物，只能是個人，而且是個男人。更不會是劉邦的父親。設想一下，如果是劉邦的父親，那爲何故事不是發生在家裏，而是在野外邊?他大可以說成是劉邦父母在正在房事時候，突然間雷電交加，天色昏暗，數條龍在屋外盤旋。最後劉媼懷孕，得出劉邦。
所以，我們可以推測：劉媼有在外和男人野合的事蹟，還曾經被當地人或者是劉邦的父親撞了個正着，並且廣泛傳播，在劉邦當了皇帝以後，覺得這種事情不太體面，又左右不了事件的源頭，只能將事件加以修改、美化，到了司馬遷哪裏，經過反覆權衡利弊(之前慘痛的教訓)，然後把這個傳說原封不動的載入史冊，最後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帝王都是將自己的皇帝位以“父承子業”的方式傳承下去，而這種傳承也被罵了數千年而不絕，尤其是陳勝、武廣大澤鄉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更體現了世人對這種傳承方式的痛恨。而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曾記載了另一種傳承方式——“禪讓”。早在上古年間是沒有真正“皇帝”的，而以堯、舜爲代表的“首領”;他們的傳承方式也不是“子承父業”，而是以推薦的方式選出最有德行和能力的人來帶領大家，這種方式就叫“禪讓”。根據《史記》記載，在“堯”帝年老不能執政後，本來衆人都說讓他的兒子“丹朱”繼承他的“帝位”。但“堯”以爲自己的兒子沒有能力，因此衆人公選推舉了“舜”作爲繼承人。
但“舜”爲人謙讓，本想把“帝位”再還給“丹朱”;但衆人都不理“丹朱”，而是集體朝拜“舜”。在這種“集體意願”下，舜只好繼承了“堯”的地位;在“舜”年老後，又效仿這種“公選”方式將帝位傳給了“大禹”。這種看似美好的“禪讓制”在《史記》的大肆宣傳下也得到了後世儒生的極力稱讚;但司馬遷筆下所謂的“禪讓制”真的存在嗎?
但“舜”爲人謙讓，本想把“帝位”再還給“丹朱”;但衆人都不理“丹朱”，而是集體朝拜“舜”。在這種“集體意願”下，舜只好繼承了“堯”的地位;在“舜”年老後，又效仿這種“公選”方式將帝位傳給了“大禹”。這種看似美好的“禪讓制”在《史記》的大肆宣傳下也得到了後世儒生的極力稱讚;但司馬遷筆下所謂的“禪讓制”真的存在嗎?
司馬遷的《史記》是早在西漢年間的產物，如果《史記》不可信，那還有沒有除《史記》之外的史料記載來證明“堯舜禪讓”的事實?還真的有，但並非證明“堯舜禪讓”，而是另一種事實記載。《竹書紀年》是近代纔出土的史料類書籍，書中則是這麼描寫堯、舜之間的帝位傳承“昔堯德衰，爲舜所囚。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這裏寫的就很明白了，“舜”的帝位並非是“堯”以“禪讓”的方式傳給他，而是以“舜”囚禁“堯”，並使其子“丹朱”不能與父親“堯”相見的方式“篡位”得來的。按照《竹書紀年》的說法，曹丕的“篡位”方式真的和“舜”得到帝位的方式如出一轍。
如果一本《竹書紀年》還不足以推翻司馬遷《史記》中說法的話，那麼法家代表“韓非子”也曾對此有所評論。在韓非子的《韓非子·說疑》中有這麼一段記載“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這段話說的更明白“舜逼堯，禹逼舜”，這裏很明顯不是司馬遷筆下所謂的“禪讓”，反倒是名副其實的“篡位”。
其實不僅僅是三國曹丕和韓非子說過類似質疑“禪讓制”的話，就連唐代史學大家“劉知幾”也曾直言不諱的說“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言耳。”也許是年代太過久遠，以至於世人對於過去數千年的歷史真實性難以正確判斷。而司馬遷的《史記》作爲最早的系統類史書，其影響力又太大的原因，這才導致了美好的“禪讓制”成爲了“真實”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