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舊報，發現《大家文摘》有篇轉載的短文，說“《史記》算不上嚴謹的史書，充斥了神話、鬼話、傳聞和小說家言”。並告誡讀者在學習歷史時要“相信科學、理性”，不必“迷信古代的權威”。
此話從何處說起呢?讀了文章方纔明白。原來文章的作者可能早就準確地知道秦始皇是莊襄王子楚的親生兒子。然而《史記》與其相忤。另外有位名牌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在電視講座上講呂不韋時堅稱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也與其相忤，從而惹惱了作者，因而作者便很有霸氣地批評《史記》治史不嚴，批評教授“缺乏常識”。
我忽然想起了幾十年前有人撰文論證楊貴妃入宮前是不是處女的問題。那時大家都說無聊，不料今又有人煞費苦心地論證秦始皇是誰的親生兒子，二者何其相似!
秦始皇到底是誰的親生兒子?我認爲司馬遷不知道，文章的作者不知道，子楚和呂不韋皆不知道，只有秦始皇的母親最清楚，可惜她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就目前條件而論，要想解開這個迷團是不可能了。用誰都解不開的迷作證，去推翻別人的猜想，不僅不是科學、理性，而純屬自欺欺人的無稽之談。
呂不韋和趙姬相好一事，距司馬遷時代已有一百多年了。司馬遷根據當時流行的說法寫進《史記》是可有可無的，不必當真。無論秦始皇是誰的親生兒子，均不影響秦朝的歷史真實和對他歷史功過的評價。
歷史研究不是編演鬧劇，是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通過對重大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深入研究，從中總結出有歷史價值的東西，用以推動社會的發展，爲改革開放，建設和諧社會提供有益的借鑑纔是正理。對某些根本無法搞清楚的枝節性歷史疑點，應當粗放、存疑，允許別人用自己的觀點評說和解釋，不必曲意苛求，更不必鑽牛角尖似地爭執。
文章說《史記》不嚴謹，充斥了神話、傳聞。衆所周知，不論是中國的古代史書，還是外國的古代史書，在敘述世界和民族的起源時無不夾雜些神話故事。神話不是歷史真實，這是最起碼的常識。它是由於古代生產力低下，人們無法解釋諸多自然現象和社會矛盾的變化，是藉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擬人化的產物。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神話。神話對民族的凝聚力，對世界文明的發生與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助推作用。
司馬遷不是具有現代知識的史學家。他相信契的母親簡狄見玄鳥墮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周后稷之母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悅踐之，居期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馬不踐，棄之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之類的神話故事。他將這種神話寫入《史記》無可厚非，不要苛求古人。
《史記》中的少量神化，客觀上有積極意義。一方面是使我們瞭解了古人的思想方法、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爲我們保留下來一批珍貴的文化財富。
至於歷史傳說，那是在文字發明以前，人們對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口授的形式，世代相傳的史料。這些史料有真、有失真，也可能有假。例如有沒有炎黃二帝?有沒有涿鹿之戰?有沒有堯舜?有沒有大禹治水等等，司馬遷也不瞭解。爲了給這些傳說史料更大的可靠性，他一生有幾次大的實地採訪。司馬遷浮沅湘、窺九嶷，調查了舜南巡的傳說;登廬山，上會稽，探禹穴，考察了大禹治水的史料。由此看來，司馬遷對傳說史料是相當嚴謹的。
儘管沒有確鑿的實物證據，司馬遷仍將上古的傳說歷史寫進《史記》是正確的。不然，中國的古代史只能從公元前481年共和行政開始，因爲從此纔有了比較準確的文字歷史。
司馬氏世典周史。司馬遷在漢武帝時接替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作爲史官，他定有機會閱讀到石室金匱之書和諸多先秦典藉。毫無疑問，他對先秦歷史比起我們來有絕對的發言權。《史記》是司馬遷參考了《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和各諸侯國史料及實地採訪的基礎上盡畢生精力完成的。其史學價值早被歷代史家公認。二千多年後的我們，沒有必要以今人的思維方式曲意苛求。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史記》不可能沒有瑕疵。諸如秦始皇到底是誰的親生兒子之類的點點瑕疵，如同烏鴉遮不住太陽一樣，並不能掩蓋《史記》崇高的史學地位。
感謝司馬遷治史嚴謹，比較全面地記錄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否則，公元前481年以前的中國，將是一片不可知的洪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