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爲流亡的故事大家喜歡嗎?今天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愛國，是個發自內心的感受。觀今日中國之強大，大凡愛國者都會爲其驕傲。同樣，晚清時的中國雖然滿目瘡痍，但仍有無數愛國者因存有此心或犧牲或奮鬥。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外交與戰事屢屢受挫，愛國者雖有心圖強，卻奈何世事艱難。但是，有些人卻因皆存的愛國心獲得了額外的收益。當然，不能說他們不愛國，但這之後的事情究竟是出於何種心思，恐怕也只有當事人心知肚明。
提及晚清的愛國青年，就繞不過一個康有爲。康有爲(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遊存叟、天遊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丹竈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作爲晚清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南海的一生是極富爭議性的。
一般認爲康在戊戌新政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康的奏議成爲變法上諭的張本, 康本人更左右朝政達百日之久。論者甚至如康的門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所說一樣, 將康比於宋王安石, 將光緒皇帝比於宋神宗, 將戊戌變法比於熙寧新政。
事實上, 就二人立朝的地位而言, 康根本不能和王安石相比。王安石應神宗之命,入朝拜相, 主宰變法大局。康在戊戌百日期間, 最先派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 職位之微, 權責之薄, 就是當時梁啓超也譏爲“可笑之至”。
變法之初，光緒與慈禧的關係並不惡劣。他們曾有過幾次重要談話交代了變法的政治底線：
其一, “變法乃素志, 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 造船制械，凡以圖
自強也。若師日人之更衣冠, 易正朔, 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
其二、“凡所實行之新政, 但不違背祖殺大法, 無損滿洲權勢，即不阻止。”
其三、“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燒，辮髮不剪，我便不管。”
其四, “苟可至富強者，兒自爲之、吾不內製也。” (以上資料來自英國《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著《慈禧外紀》以及費行簡《慈禧傳信錄》, 叢刊《戊戌變法》)
然而，在戊戌變法之前, 康有爲的狂傲個性已經把許多重要朝臣得罪了。就連通常我們覺得是一夥人的翁同和，後來對康有爲的評價也不高。當他閱覽康有爲的上皇帝書及康有爲其他著作後, 即向光緒帝保薦, 說康“才堪大用”, 並有“康有爲才勝臣十倍” 之語。但隨着康有爲張狂個性的發展, 翁同和對康有爲的評價越來越低, 逐漸貶之爲“狂生” 。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 即1898年1月24日, 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翁同和、榮祿和刑部尚書廖壽恆、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等召見康有爲, 諮詢維新之事。康有爲目中無人地侃侃而談, 大有舌戰羣儒的風采。榮祿對此非常反感, 中途離去。翁同和在當晚日記中說康有爲“狂甚”, “燈後歸, 憤甚。”因此康有爲的名聲其實一直都不太好。
相反，光緒皇帝纔是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 可是直接反映他思想和活動的原始資料並不多見。無庸置疑, 他在百日維新期間急於求變, 因此屢次朱改軍機處所擬上諭底稿, 使措辭變得嚴厲、逼切一些, 以收到雷厲風行的效果。
光緒賞識康的議論和文采, 大概是沒有疑問的。百日維新前夕, 光緒曾向翁同和“索康有爲所進書, 令再寫一分遞進。”(《翁同和日記》)光緒在處理御史文悌、禮部尚書許應對康的參劾時, 甚至可說是迴護康的。但總的來說, 光緒對康的態度還嫌曖昧不清。說康沒有得到大用是因爲光緒顧慮到舊黨的反對, 這和光緒同期處理其他事情的表現並不一致。王照事件中禮部六堂官的革退, 李鴻章被逐出總署以及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人被委任爲領有特旨參與新政的軍機章京等等, 都是一些引起爭論、牽涉人事進退的決定, 其中不無違忤所謂舊黨的舉動, 但光緒還是一意孤行, 毫不畏縮。
這也就是說，如果光緒破格將康擢拔爲軍機大臣, 或置於內廷備爲顧問, 以康原來的官位低微, 的確會惹人竊議。若光緒對此心存顧忌, 似可將康安插在一個權責較總署章京上行走較重的位置, 讓康從旁襄贊新政, 但他沒有這樣做。
可以說，光緒帝並不是完全聽從於康有爲的，而南海先生也不可能在百日維新中完全操縱光緒帝，成爲光緒帝最終唯一可託之人。1898年7月26日, 光緒降旨改上海《時務報》爲官報, 派康有爲督辦其事。此舉無異將康調離北京, 此舉正配合康文字、識見上的優長, 可算是一個量才用人的合理決定。
但光緒帝也並不是完全不想重用康有爲，然而在其的激進形式下，戊戌變法走到了一條不太理想的狀態中。一系列的人事變動直接觸動了滿洲貴族的利益，慈禧太后在變法初的底線也不斷被挑戰。
人事上如此大的動作, 守舊大巨人人自危“寢不安，食不保” , “焦急欲死者, 惟有詛謗皇上, 痛罵康有爲而已。”(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如此, 京城中, “ 上自王公下自士咬, 衆口譁然, 謠言四起… … 朝野議論, 無處不談康有爲內言傳於外、外言又傳於內, 愈出愈奇”(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種種不利謠言, 全部指向康有爲,自然也很快傳到身在頤和園但時刻關注新政進程的慈禧耳中。
光緒帝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去頤和園，企圖說服慈禧太后同意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爲等人。然光緒帝此舉完全失敗了。據《光緒二十四年京官召見單》，七月三十日(9月15日)，即光緒帝到達頤和園的次日，召見袁世凱的前一日，光緒帝破例地召見了新任軍機章京楊銳。在此次召見中，光緒帝頒下了一道密詔：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爲恐失人心。雖經朕累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爲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爲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爲安，化弱爲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給一軍機章京下達密詔，在清朝是很不尋常的舉動。然仔細地分析密詔，似可以清晰地看出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之間的衝突及其原因。在此密詔中，光緒帝兩次提到了“議政”，即設立懋勤殿，兩次提到了“通達英勇之人”，提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對理由，即“恐失人心”;提到了“十九日之硃諭”，即罷免禮部六堂官，慈禧太后當面向光緒帝表示其反對意見，即處理“過重”;提到了“朕之權力”，也就是光緒帝在任免人事上權力有限;最核心的一句是“朕位且不能保”。根據上引密詔的提示，可以想像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爭論的場景，並可得出三點結論：
一、光緒帝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建立議政機構的意見，也可能提出了由康有爲及其黨人參加或主持此議政機構的意見，慈禧太后則提出了對罷免禮部六堂官的指責;
二、光緒帝的政治權力相當有限，對建立議政機構、重用康有爲及其黨人以及罷免大臣，“實有未足”;
三、慈禧太后警告光緒帝，若其越出權限，其皇位“不能保”。光緒帝的密詔僅命楊銳等人出謀劃策，即如何能夠“全變”，而不拂慈禧太后之意。
令人覺得可笑的是，這份原本是給楊銳的詔書，到了康南海的嘴裏，竟然成了給他的“衣帶詔”，康稱該密詔“朕位且不能保，令與諸同志設法密救”，在文字和意思上，都作了較大的改動，“密救”二字完全改變了性質。康有爲爾後又多次刊佈此詔，更是對文字進行了多次的竄改，竟將自己定爲受詔之人。
康有爲推動新政有功，他的一些活動引起高層反感，也引起光緒帝的疑慮，但畢竟此時沒有抓住康有爲什麼把柄。爲了平息高層的不安，經兩天鄭重考慮及協商，光緒帝於八月初二(9月17 日)“明降諭旨”：
諭工部主事康有爲，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康有爲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爲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爲不重。現籌有的款，着康有爲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此時光緒的行爲，可以看做是對康有爲的疏遠，企圖緩和與慈禧的關係。但康南海卻認爲是光緒已看到變法失敗，自己皇位不保，讓康有爲趕緊逃命以圖他日的聖旨。在康有爲流亡日本,於1899年初寫下了自傳體回憶錄《我史》中這樣記載：
初二日。明詔敦促我出京。於是國人駭悚，知禍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諭旨，有要事由軍機大臣面傳諭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將帥統兵逗撓，無明降諭旨之理。況吾爲微官，報亦小事，何值得明發上諭。既嚴責詫異，便當革職，何得謂“欲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素日講求”，反與獎語耶?又上召見臣工，無煩自明，乃聲明“召見一次”，亦從來未有之事。故國人皆曉然。上覆恐吾疑惑，召見林旭，令其執密詔交出。
然而，南海先生此刻卻有一點自作多情了。光緒帝此時正在頤和園，而這一道奇怪的諭旨，與其說是發給康有爲的，不如說是寫給慈禧太后看的。該諭旨中透露，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之間，有過一場交鋒，結局是光緒帝向慈禧太后讓步。
從該諭旨來看，光緒帝在爭論中似未能向慈禧太后當面說清楚，只能用明發諭旨的方式向慈禧太后表示其態度：
其一，他不知道康有爲還在北京，即“時聞尚未出京”。光緒帝知道康尚未離京，但無力向慈禧太后相抗，只能採取躲避的辦法。
其二，強調他召見康有爲只是一次，即“是以召見一次”。當時謠言並起，稱康可以隨意出入宮禁，經常與光緒帝密商政務。慈禧太后很可能也聽到了一些謠言，由此來質問光緒帝。光緒帝不敢當面自辯，只能通過明發諭旨向慈禧太后闢謠。
其三，嚴令康有爲離開北京，使用了“毋得遷延觀望”的嚴厲詞句，以向慈禧太后表白，今後不會再與康有爲保持聯繫。
至於說，康稱“上覆恐吾疑惑，召見林旭，令其執密詔交出”一事，據《光緒二十四年京官召見單》，八月初二日光緒帝召見了新任軍機章京林旭，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件，此處所稱“密詔”，即康黨在政治宣傳中的第二道密詔。
在康有爲出逃香港後，與《中國郵報》記者談話中，言及於此事。此後上海《新聞報》於九月初五日刊出康有爲所公佈第二道密詔：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朕有厚望焉。特諭。”
九月初十日《字林西報》刊出了該密詔的英文本;而九月十一日《臺灣日日新報》所刊第二道密詔，在“將來更效馳驅”一語後，又添加了“共建大業”一語。此後這一道密詔有了數個版本，並在後來又有“衣帶詔”之名。
那麼光緒帝是否通過林旭頒給康有爲密詔呢?這件事無從考究，一直是一個謎。王照在日本與犬養毅(木堂翁)筆談中直接揭露了康有爲在此事上作假。在康黨的政治宣揚中，第二道密詔是由林旭所傳，而林旭一直到初四日才見到康、樑，爲何又稱“於八月初二日奉硃諭”?
梁啓超在爲康有爲詩《戊戌八月國變記事》作注時，承認了楊銳之子呈繳的密詔爲正本，實際上也婉轉地承認了康黨在第一詔中作僞;然對於第二詔，樑又稱是“八月初二日”，並大體肯定康有爲刊佈的內容，卻又婉轉地否認康所稱“出外求救”等語。
然而，康有爲到達香港、日本後，頻頻公開刊佈其僞造或改竄的“密詔”，並對慈禧太后加以誣語。此舉雖可自我風光一度，然羈押在北京的光緒帝卻因之陷於不利。這是康自我發展的政治需要，也是其政治經驗幼稚的表現。
藉着“衣帶詔”，康南海是如何過得風生水起的?打出衣帶詔的幌子，無非是爲了保皇大業，而保皇大業是需要錢的。雖說洋人幫了康梁出逃，但要真的指望洋人拿出真金白銀幫助他們建立海外抵抗勢力，那可是做夢。要錢，還得從華人身上想轍。很快，海外的康黨，想到了辦公司。因此，他們辦了一個“保大清皇帝公司”。這個公司，跟我們想象的公司不一樣，不是開工廠，開買賣掙錢，而是開個公司，借保皇帝的名義，讓海外華人捐錢。
自1898年出逃，康有爲就在日本開始了自己長達十餘年的海外流亡生活，直到辛亥革命後才歸國。康有爲在日本期間除了從事一些政治活動外，也經常參加一些社交活動。
1899年3月，康有爲離開日本來到加拿大的溫哥華。他在溫哥華附近的一座荒島上建造了中國風格的庭院，取爲名“廖天室”，在此組建了保皇會，發行股票希望募集資金投入保皇事業。
康有爲曾在墨西哥住過半年，考察了那裏的風土人情和人文地理。其後寫了篇文章，大膽地推測印第安人可能是中國人的後裔。
1902年，康有爲到印度北部山城大吉嶺定居，這裏離喜馬拉雅山雖有80公里，但他在女兒康同壁的陪同下，騎馬在喜馬拉雅山南麓遊覽了九天，體驗了一段探險生活。
1904年，康有爲在意大利旅行時，曾僱用一個譯員以及澳籍廚師。他的高貴時裝使挽有女伴的羅馬紳士坐在馬車上向他脫帽敬禮，把他當做來自中國的貴族。同年底康有爲來到瑞典，他被這裏的風情所吸引，在斯德哥爾摩附近買下一座小島，在島上建起富有中國韻味的園林，取名爲“北海草堂”。據說當地華人仍習慣把該島稱爲“康有爲島”。
康有爲還到過巴黎，在這裏他參觀過盧浮宮，登過埃菲爾鐵塔，並乘熱氣球升空2000尺俯瞰巴黎風光，不知道是不是由此成爲中國第一個乘坐熱氣球的人。
在長達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期間，康有爲到過亞洲的日本、新加坡、暹羅(泰國)、突厥(土耳其)等154"國家;在歐洲曾7赴法國，8遊英國，11次出入德國，此外還遊歷了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希臘等共11個國家和地區;在非洲到過埃及、摩洛哥兩國;在美洲到過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等國家，是當時遊歷國家最多的中國人，堪稱環球大旅行家。
辛亥革命成功後，康有爲終於結束自己十餘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國內。他回國後曾請吳昌碩刻了一枚很有個性的印章，上書：“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週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裏”。
康有爲周遊世界、過着豪華奢侈的生活，他的旅遊經費基本上全部來自於保皇會在海外華僑中募集的資金，衆多華僑捐款是爲了救國家社稷於水火，現在卻被康有爲用於奢侈旅行，當時這一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議，受到不少指責。當然康有爲偶爾也做生意賺錢，比如康有爲1906年訪問墨西哥期間，就曾用海外華僑的捐款在這裏投資地產大賺了一筆。
康有爲在海外流亡期間也一直進行着他的保皇事業，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成立的保皇會在海外的勢力非常大，曾經搶奪了孫中山的不少地盤，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就曾經加入過康有爲的保皇會。保皇會曾經在北美、中美、南美、澳大利亞等地設有11個分會，103個支會，會員多達百餘萬人。
康有爲爲了武力保皇請過一個叫荷馬李的美國人來幫他訓練 “保皇軍”，他還代表皇帝封荷馬李爲大將軍，給他發了一套大清國的“將軍服”。但後來荷馬李投向了革命黨，成了孫中山的軍事顧問。在光緒帝30歲生日那天，康有爲在美國組織了盛大的儀式，遙爲慶祝，“龍牌在上，龍旗在頂，鄉人無論工商貴賤老幼，長袍短褐，鹹拳跪起伏，行漢宮威儀”。
1913年，康有爲結束海外流亡生活回國定居上海，妻妾兒女成羣，僕人衆多(僅上海一處就有四十餘人)，康家儼然如鐘鳴鼎食之家。再加上康有爲交際極廣、應酬甚多，家裏開支浩大，要維持如此龐大的生活開支沒有可觀的收入是不行的。
另外，康有爲的一生可謂多情風流，縱使有一妻五妾他還常常要到風月場所狎妓嫖娼。
張建偉先生在《溫故戊戌年》中說，康有爲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卻無錢償嫖資。久而久之，讓妓家知道了，羣到康有爲所住的客棧索取，康有爲覺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廣東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來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開船後，有水手看見船板內有人，大驚，呼衆人來看，正是康有爲先生。後來，有人寫詩諷之：“避債無臺卻有舟，一錢不值莫風流。”
爲了賺錢繼續過奢靡的生活，康有爲變賣被髮還的廣東家產投資於上海房地產，幾年間上海地皮大漲，康有爲大賺一把。此外康有爲還通過撰寫文章、發表演講等方式賺些零花錢。康有爲賣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明碼標價。雖然價格不菲，但求字的人仍然絡繹不絕，生意十分興隆，據說僅憑賣字，一月收入就達一千銀圓左右。
有人從康氏家族龐大的日常開支推測出, 康有爲的各種收入每年要超過2 萬銀團( 大約摺合人民幣80 萬元左右), 因爲只有如此收入才能養得起他的大家庭, 以支付各種日常消費生活。
據當時的報紙記錄, 康家招待一些成羣的賓主, 光是消耗大米, 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一石(176 斤)。康家僕役每天採購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車運輸, 每月單伙食費就要花費400 銀圓以上。僱員每人月薪平均12 銀圓，共計每月支付工資50銀圓。康家五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燈。此外還要給兒女每人每月發零用錢，這些開支每月也得幾百銀圓。
再有, 康有爲不斷與外界聯繫,時常“通電” 對國事表態, 依照當時的費用, 據說僅電報費每年可達上千銀圓。再加上婚喪喜慶應酬費等, 總開支平均每月2000銀圓左右。總之, 康有爲55 歲以後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間, 每年花費不下2 萬銀圓, 大約摺合人民幣80 萬元左右。
康有爲晚年擁有不少房產，共有四座別墅，分別是上海的康公館(遊存廬)、瑩園，杭州西湖邊的一天園和青島的提督樓。
康公館這樣的開支，當然不可能單純是南海先生賣賣字畫就能擔負的起的。據史料記載，康有爲長期接受憲政黨供給的生活費。有一次保皇會在海外募得基金100萬美元, 曾以10 萬美元給康有爲作遊歷各國“考察政治” 之用, 他以此款購買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康有爲曾以這些古物開過展覽會, 也出售一部分彌補生活資用。至於大軍閥、大官僚對康有爲“ 饋蹭”金銀, 賬目則無從統計。例如,康有爲在青島去世時, 山東軍間張宗昌就送來3000銀圓(也有人說是3 萬銀圓)。
1927年康有爲爲躲避北伐離開上海前往青島，3月19日在一家粵菜館吃完飯後夜晚嘔吐不止，第二天凌晨七竅出血而死，其死因亦成無法破解之謎(據說爲日本人所害)。
不管怎麼說，康有爲是藉着“衣帶詔”之名，賺了不少錢。也許剛開始，面對中國之落後，特別是甲午之慘敗時，康有爲的愛國之心是真摯的，他確實希望可以憑一己之力救亡圖存，當時籌措的錢財假如變法成功，他也會傾囊而出。但後來流亡海外，特別是康南海之名被捧上神壇之後，面對源源不斷的錢財，以及保皇的渺茫，他的心思是否仍是初心就未可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