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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說“諸臣誤我”是推卸責任嗎?明朝官員真的誤國!

來源:歷史趣聞網    閱讀: 1.12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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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明朝的官員是什麼樣子?

圍錦州,關乎明朝國運的寧錦大戰一觸即發。面對如此緊急時刻,崇禎帝連忙在平臺開會,召集羣臣商討對策。本來這會議,是探討如何增兵添餉,誰知禮部右侍郎蔣德璟卻一番話雷倒全場:“難道二三百年來,並無一兵,到皇上纔要設兵,難道本無一餉,到皇上纔要加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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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蔣德璟的觀點,只要崇禎帝能夠恢復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的衛所制度,大明朝的軍事實力,轉眼就能刷刷漲。可且不論這個觀點,放在明末根本不現實。放在遼東大戰火燒眉毛的當時,也分明是在胡亂帶跑偏節奏。可對這麼一個“亂帶節奏”的大臣,一向壞脾氣的崇禎帝,這次卻是相當沉得住氣,非但沒發火,還把蔣德璟當場一頓誇獎。

因爲在此之前的十三年裏,崇禎帝已經見識了太多官員“不靠譜”的表現。“亂帶節奏”的蔣德璟,都是其中靠譜之人。

崇禎說“諸臣誤我”是推卸責任嗎?明朝官員真的誤國! 第2張

當時的官員,有多不靠譜?早在崇禎帝登基伊始,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就給崇禎做了個恐怖統計:此時大明朝,全國各級官職,都能明碼標價,總督巡撫級別的官職,五六千兩銀子可以搞到,道臺知府級別的官職,兩三千兩銀子也能拿下。就連國子監的監生資格,都能花錢買。每次考察官員,不準備四五千兩白銀休想過關,七品的芝麻官縣令,公認“行賄之首”,一切都是金錢開路。

韓一良這番開炮後不久,工部又給崇禎帝上了一課:工部招商採辦,撥出白銀一千兩,發到承辦的商戶手裏,竟只剩了三四百兩。其他的錢,全被各級官員們層層吃光。抓出來的三個小蛀蟲,崇禎帝扔下嚴旨要查辦,誰知把清正廉潔掛嘴邊的內閣與科道衆臣,竟紛紛妙筆生花,想着法子求情。監察御史陳良訓更輕描淡寫說:“果是從來舊規”。這層層扒皮,早就是老規矩了,皇上您這麼較真,我們以後還怎麼“扒”?

如此“扒皮”成風,理論上肩負“監督”重任的明朝言官們,爲什麼都不發聲?當時的言官們,早就落了另一個諢名:抹布——自己髒得一坨,惡臭還往別人身上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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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言官有多“髒”?可以看看西北民變初期的小事,當陝西的農民軍殺進山西,大明北方局勢危急時,京中的山西籍給事中裴君賜就發出神論,疾呼陝西的官員們立刻行動,把進入山西的農民軍弄回到陝西去。似乎在裴大人眼裏,這已成燎原烈火的農民起義,就是亂跑的牛羊,想怎麼攆就怎麼攆。國家危難至此,扯皮都還扯到這麼秀下限。

而在日常表現裏,明末言官們的行爲,那更經常連“抹布”都不如,常見的套路,就是趨炎附勢。明朝設立言官,原本是爲“以小制大”,小言官監督一二品高官,可到了崇禎年間,滿嘴仁義道德的言官們,卻是誰權大往誰家奔。往往是崇禎剛任命了閣臣,言官們就立刻往人家家裏奔,以至於閣臣家裏人滿爲患,來晚了的言官們,只能在人家家門口臺階上喝茶乾等。“賣身”都賣的如此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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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擠不進閣臣家門的言官,放在崇禎年間,也是各有發財的道道。有些言官搖身一變,成了賣官的“經紀人”。比如戶科給事中楊枝起,身爲戶科言官,卻成天混跡在吏部,只要有人想買官,就爲之來回牽線,手裏正義凜然的奏摺,也是明碼標價賣,既吃介紹費又收“稿費”,忙的不亦樂乎。

這樣的言官,操行可想而知,頂着“精英”的名頭,翻臉往往賽過翻書。兵科給事中曾應麟,原本是崇禎寵臣楊嗣昌的心腹,平日裏吹捧楊嗣昌,那真是花樣百出。待到楊嗣昌捅了大簍子,在驚懼中一命嗚呼後,卻又是這曾給事中搖身一變,給楊嗣昌總結出多條大罪,高聲疾呼把楊嗣昌開棺剖屍,翻臉之快,讓人瞠目結舌。

曾任河南巡撫的崇禎年間名臣範景文,更形象總結了當時明朝的腐敗:凡是敢貪污的官員,都是有才的官員,他們不但能貪,更是能送,所以“必有牆壁可倚者”,關鍵是還能造輿論,越貪污越捨得花錢買通言官,藉着這些“監督者”之口,打造自己的“名臣”形象。所以這種人“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充斥在晚明官場的,盡是這些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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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的文官爛透了,武將也好不到哪去。就以明朝裝備最精良,名號最響亮的“京營”來說,以兵部左侍郎吳甡的揭露:京營賬面上好幾萬人,平時基本沒人,每次遇到校閱檢查,都是找來北京街頭上賣菜的攤販湊數,看上去兵甲鮮亮,其實就爲騙一份軍餉。待到有戰事打響時,京營的出征士兵,基本都是北京街頭的地痞流氓。他們和軍官沆瀣一氣,軍官們趁機吃空餉,地痞流氓們打着“京營”名號打家劫舍,各發各的財。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李自成攻打北京時,京營爲何一擊即潰,活活把北京城讓給了農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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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如此,高層更是不堪。崇禎十一年九月,清軍從居庸關入寇,爲了翻閱居庸關天險,清軍八旗爬了三天,卻沒遇到丁點抵抗——明朝薊遼總督吳阿衡,這三天里正在密雲給鎮守太監鄧希詔做壽。牆子嶺總兵吳國俊也帶着一羣兵將跑來大吃大喝。喝得爛醉如泥時,清軍前鋒抵達密雲,把這羣人一口氣剁成了爛泥。

崇禎在位十七年裏,類似的劇本,無論對內剿農民軍,或是對外抗清,總是一而再再而三上演,到了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時,崇禎帝再度召集官員商議,卻連蔣德璟這樣雷翻全場的人物都沒有。大臣們或是沉默不語,或是捲包袱跑路,以至於“大小車輛絡繹而出國門”。每次召對過後,無助的崇禎,也都是痛哭而回,一直哭到北京城破,上吊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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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意義說,那一聲“諸臣誤我”,還真不是崇禎甩鍋,卻是這位亡國之君,多麼痛的領悟。亦值得多少以史爲鑑的後來人,反覆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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