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彥博是北宋的四朝元老，伺候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任皇帝，兩度拜相，宦海沉浮50多年，接下來小編講講他的一些故事。
在位期間，他忠君愛民，秉公執法，被世人尊稱爲賢相。可就是這樣一位賢良君子，在北宋重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大環境裏，出於猜忌和防備，卻將一位蓋世名將百般防備和壓制，致使其憂思惶恐而死，實在令人不解和惋惜!
北宋四朝元老文彥博
文彥博是山西人，他和司馬光一樣，從小就聰慧異常，號稱神童。司馬光是“砸缸救人”，文彥博則是“灌水取球”，說他小時候跟一羣小夥伴蹴鞠(踢球)，球掉到樹洞裏拿不出來，別人都束手無策，文彥博卻想到往樹洞裏灌水，球浮起就取出來了。這樣的神童，學業自然優異，22歲就考中進士踏入仕途，從知縣、通判做起，不斷升遷，最後當上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宰相)。
與文彥博同時代的有一位蓋世名將狄青，與文彥博是老鄉，也是山西人。在名將短缺的北宋時代，狄青是難得的一位武功高強、武略超羣的名將，馳騁沙場，屢建奇功，被皇帝破例任命爲朝廷的最高武職——樞密使。說破例，是鑑於唐朝五代時期藩鎮割據、武將造反的教訓，北宋建國伊始就制定了重文輕武、以文制武的策略，文官是各地的一把手，武將都受文官節制，朝廷的最高武職樞密使也一直由文官擔任。
所以，名將狄青擔任樞密使，深深觸動了文臣們的神經，歐陽修、龐籍等人紛紛上書反對，文彥博絲毫不顧老鄉面子，直接建議皇帝讓狄青出任兩鎮節度使，離開朝廷中樞。宋仁宗說狄青是忠臣，不會出問題，文彥博回了一句大逆不道又錐心刺骨的話：“本朝太祖皇帝(趙匡胤)難道不是後周的忠臣嗎?但因爲得到軍隊支持，纔會發生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事。”宋仁宗聽了，心裏驚詫、憤懣、擔憂啥滋味都有，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後只能同意了文彥博的建議。
狄青不服氣，跑到中書門下爲自己辯解，質問外調自己的理由。文彥博直截了當地對這位老鄉說：“沒有其他原因，就是朝廷有些懷疑你罷了。”狄青一聽，唬得魂飛天外，只能乖乖地到外地就任。到地方以後，朝廷每個月都會派使者去看望他兩次。每次聽說朝廷的使者要來，狄青的心裏都七上八下的打鼓，結果不到半年，就憂思得病去世了。一代名將沒有戰死沙場，卻倒在了北宋文官集團的口誅筆伐中!
客觀說，文彥博也不是純心要迫害狄青，而是源於北宋文官集團那種“輕武、制武、防武”的根深蒂固情節，畢竟前朝藩鎮割據、武將叛亂的例子太多了，北宋文臣們有了心病，有了一種未雨綢繆、防止武人作亂的執拗心理，這種心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爲對江山社稷的高度責任心。
文彥博確實是一個有責任、有擔當的人。他擔任監察御史的時候，負責審理將領劉平的案子。劉平在三川口之戰中兵敗被俘，但臨陣脫逃的另一個將領黃德和卻誣陷劉平投降西夏，而且收買了劉平的奴僕做假證，致使劉平的家族兩百多人都被下獄。文彥博仔細探究案情，很快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但黃德和的活動能量很大，竟然活動到讓朝廷另外派了官員來審理此案。文彥博對來的官員說：“現在案情已經有了結果，你應該馬上趕回朝廷稟報。如果這件案子出現反覆，我自己承擔責任!”在文彥博的堅持下，案件真相大白於天下，黃德和被明正典刑。
文彥博當了宰相後，主動碰了一件別人都不太願碰的事，就是裁撤“冗兵”。北宋“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問題根深蒂固，牽一髮而動全身，處理起來非常棘手。文彥博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會同樞密使龐籍先從裁撤冗兵入手，制定了裁軍八萬人的方案。動靜這麼大，朝野內外一時議論紛紛，很多人擔心這些裁撤下來的兵士會成爲盜賊，仁宗趙禎也很擔心。文彥博說：“現在國家和百姓都很窮困，就是因爲兵員過多，所以一定要裁撤。如果這些裁撤的兵士作亂，我就是死，也要把這件事平定下去。”在他的勇於擔當下，裁軍計劃順利實施，被裁的兵士也沒有鬧事。
文彥博堅決反對新法，不惜頂撞皇帝。他曾經和宋神宗討論王安石變法問題。在文彥博看來，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政不合實際，純屬添亂，天下士大夫沒幾個會贊成的。宋神宗聽着有些不高興，質問道：“你們士大夫不贊成，是因爲新法對你們沒好處，可在朕看來，這些新法對老百姓有益無害，爲什麼不能變法?”
此時，執拗的文彥博回了句很出名、也很噎人的話———“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意思是陛下您是跟士大夫一起商議國家大事，不是跟老百姓，變不變法的，當然得聽士大夫們的意見，老百姓的意見沒那麼重要。這句話顯露了文彥博作爲一名封建士大夫的清高孤傲，以及骨子裏對百姓意見的淡然和漠視，更是對皇帝陛下的不滿和指責。可能因爲文彥博是元老重臣，又在擁立神宗父親英宗繼位上立有大功，血氣方剛的宋神宗沒有勃然發作，只是擰着眉頭不高興、不說話。
文彥博反對新法的態度是堅定和一貫的，不隨皇帝更替、哪派黨人掌權而有所變化。公元1097年，有人上書彈劾文彥博，說他與司馬光是朋黨，反對王安石變法，詆譭神宗皇帝，宋哲宗只好將他由太師降職爲太子少保。同年6月16日，文彥博病逝，享年九十二歲。
縱觀文彥博、富弼、韓琦、王安石、司馬光等北宋名臣，他們或許政見不同、執政理念有異，也爲此而激烈抗爭，但這些人所爭都是國事之爭、道路之爭、理念之爭，不是爲了個人私慾。他們之間都是正大光明地過招，不會用下三濫的構陷污衊手段。
就像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對政敵，王安石大權在握時，皇帝詢問他對司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讚賞，稱司馬光爲“國之棟樑”。後來變法失敗，王安石被罷相，很多人跳出來告王安石的黑狀，要求朝廷治他的罪。神宗皇帝徵求司馬光的意見，司馬光說，王安石嫉惡如仇，襟懷坦蕩，忠心爲國，有君子之風，皇帝千萬不可聽信讒言。神宗皇帝不禁感慨道：“卿等皆君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