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蘇接到詔書之後難道沒有懷疑真假嗎?是很多人要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於東巡歸途中患病，最終病逝於沙丘，胡亥、趙高、李斯三人密謀，以秦始皇的名義發佈詔書，指責公子扶蘇爲子不孝、蒙恬爲臣不忠，令兩人自殺。扶蘇、蒙恬接到詔書後，雖然蒙恬懷疑詔書真僞，但公子扶蘇最終還是選擇了依照詔書命令自盡。那麼，扶蘇爲何接到詔書之後，不懷疑其真僞便自盡呢?
原因之一：扶蘇推崇儒家思想，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秦始皇曾試圖推動各國文化融合，爲此不僅接納六國文化，且設立博士職位邀請六國學子擔任，使得大量諸子百家學子涌入咸陽。與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不同，公子扶蘇因性格原因，反而更爲推崇儒家思想。
扶蘇對於儒家思想的推崇，在“焚書坑儒”事件中可謂體現的淋漓盡致。“焚書”事件爆發之後，秦始皇曾下令不得公開非議朝政，然而就在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術士侯生、盧生對秦始皇的一系列政策一番譏諷之後，就此逃離咸陽宮，秦始皇一怒之下令人大肆搜捕咸陽城內的術士，並將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
針對秦始皇坑術士一事，扶蘇便曾上書勸諫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結果惹得秦始皇大怒，將其發配到上郡邊地，協助蒙恬修築長城，抵禦北方遊牧民族。
這種理念上的根本差異，不僅使得公子扶蘇與秦始皇的關係極爲緊張，而且直接導致了他被髮配上郡邊地。對於推崇儒家思想的扶蘇來說，面對胡亥等人以秦始皇名義發佈的詔令，比較崇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種“忠孝”倫理綱常的他，已是不得不死。
原因之二：秦國法家思想的影響，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商鞅變法不僅是秦國迅速崛起的根源，同樣也成爲了秦國歷代君主治國的主要理念，而歷經商鞅變法，再加上韓非、李斯等人的推動，法家思想早已深入秦國人的骨髓，即使扶蘇比較推崇儒家思想，但長期生活在秦國的他，也難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
秦國的法家治國理念，講究的就是嚴刑峻法，因而擁有極強的君權理念，這雖然有助於秦國在戰爭年代凝聚國力，同樣使得秦國人長期以來便形成了一種對上級的服從、畏懼觀念。這種治國理念下，秦國的國君擁有着絕對的權威，只要說處死任何人，根本無人敢於反抗。
縱觀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秦國國君下令處死的朝中重臣可不在少數，就連白起、呂不韋這種功勳卓著、權勢滔天的重臣根本無力抵抗。
而扶蘇接到詔書之時，根本不知道秦始皇已經去世，因此即使他對詔書的真僞有所懷疑，但因爲長期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他根本不敢上書秦始皇求證，也只能依令自盡。
原因之三：想要反抗卻毫無實力，蒙恬並不一定會舉兵反叛
蒙恬手握重兵不假，按照宗法制觀念扶蘇乃是第一順位繼承人同樣不假，但如果要蒙恬和扶蘇兩人聯合起來舉兵反叛，卻是難上加難。
雖然歷史上關於胡亥繼位的正統性始終有所懷疑，但不可否認的是胡亥、趙高、李斯這三個人組成的團體太過強大了。胡亥乃是秦始皇最爲喜愛的一個兒子，在沒有立下儲君的情況下，他的繼位也算是順理成章;趙高作爲中車府令，秦始皇去世之後直接控制了傳國玉璽，這就是發號施令的最高權威;李斯作爲丞相，則可以迅速穩定朝局，使得胡亥順利繼位。
秦始皇病逝之後，胡亥、趙高、李斯的聯手不僅可以確保胡亥順利繼位，而且在祕不發喪的情況下，他們三人完全就代表了秦始皇的意志，在他們下令處死扶蘇和蒙恬的情況下，就算兩人有所懷疑，頂多也就是上書求證，要他們公然起兵反抗中央政權，顯然是難上加難。
更何況，扶蘇和蒙恬也並非想象中的那麼親密無間，雖然兩人同在上郡，但蒙恬是軍隊主將，扶蘇則是監軍，兩人之間乃是相互制約的關係。更何況，如果扶蘇和蒙恬真的是一條心，秦始皇又豈會放心兩人一同待在上郡?
如上所述，在扶蘇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反抗的情況下，在秦始皇病逝的消息沒有公佈的情況下，不論這封代表了“秦始皇意志”的詔書是真是假，推崇儒家思想，又深受法家思想影響的扶蘇，也只有自盡這一條路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