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後期，御史的官職品級普遍有所提升，而且這一職位經常作爲官員仕途升遷的跳板，但是，這並不能否認御史地位，在實質上的降低。
安史之亂後，作爲監察部門的御史臺，同盛唐時期已有較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朝廷輕視吏治，在輕法學，賤法吏的政治氛圍之下，御史們很難再有用武之地。
由於輕視法治，後期的御史多出自科舉，或者直接由當時知名的文人擔任，許多御史不懂政治，不懂法律，他們主要從事的是詔書的編寫等文職類工作，御史臺的權能從某種程度上說被稀釋了。
另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當時的御史素質並不高，經常出現朝廷罷免御史的情況，士人對御史多輕視。與其說唐後期御史素質降低了，倒不如說這是唐代後期，整個政治氣候變化的一個縮影。
唐前期，御史臺更多的是對中央官吏的監察，對地方官吏監察相對而言較少，但是到了後期，中央的情況有所放緩，被檢舉的地方官員卻比原來要多一些。
我們認爲，這與皇權與御史臺在中央權力格局中，越來越處於劣勢不無關係，唐後期朝廷的政治氛圍遠不及前期，宰相專政嚴重，官吏的道德素質和職業素質，總體而言也降低了，而御史臺監察的中央官吏，從數量上來看反而下降了，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御史的弱勢地位。
以人治、道德和皇權爲基礎的御史制度，由於缺乏獨立性，缺少以監察百官爲目的的終極信仰，缺少以規則爲核心的法律信仰，在朝廷風氣日下的時代，很難秉持亂世用重典的理念，擔負起維護官場秩序的責任，完成時代賦予的使命。
御史臺將監察彈劾的重心放在了地方官，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逃避，然而，從本質上說，還是御史制度在根源上的缺陷使然。
唐代初期，作爲皇帝耳目的御史，享有完全的監察權力，如果有事上奏，只需在朝會時提出即可，並不需要聽取御史大夫或者丞相的意見，但是到了後期，進狀和關白制度使得御史權力縮小了。
進狀出現於中宗景龍三年發生的，監察御史崔婉彈劾宰相宗楚客事件，在宰相同御史的博弈中，宰相行政權力勝出，而宰相權力的強化，帶來了行政權力的集中。
我們認爲，儘管依法治吏已經取得了重要的發展，但是在以禮治爲信仰的政治氛圍中，對社會秩序的內心遵守，相較於法律的外部強制，仍然發揮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法制的外在強制力，並沒有得到社會一般觀念，特別是接受儒家正統教育的高級官員的普遍尊重，道德倫理的柔軟性在長期的發展中，帶來了秩序的不被遵守和權力的過度集中。
隨之而來的是，唐中宗之後，隨着政治權力的集中，監察權的不斷削弱，經濟上很難再出現另一個盛世。相比於進狀，關白的產生過程比較緩慢。
發展到唐後期，甚至出現御史大夫直接由丞相任命的情況，此時的御史監察權徹底臣服於宰相行政權，而御史的監察職能，只能作爲一種口號而存在。
武則天時期的聞風奏事，無疑是政治形勢的需要，她要求對彈劾行爲給予經濟上的鼓勵，同時提供了多項便利條件。
但是，許多道聽途說的言論，也可以用來彈劾官員，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檢舉，利於皇帝更多地瞭解百官的動向，從這個角度講，這時的風聞奏事對百官而言，是十分嚴格甚至有點苛責的，聞風奏事服務於帝王，是作爲女性的皇帝對羣臣不信任的產物。
除了周武革命時期，唐代其它時期對聞風奏事的事實，都需要進行覈查，這相較於宋明是比較嚴格的，有人認爲，要在彈劾開始時對真實性進行判定是十分困難的，這一方面不利於風聞積極性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行政資源的極大浪費。
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宋明亦有風聞言事，對於檢舉不實之人，也規定了相應的懲罰措施，但是彈劾初始不需要覈實其真實性。
可以說，這把彈劾制度的入口放大了，有利於官員得到更好地監察，但是，宋名相較唐代，監察卻沒有取得更好的效果，何也?究其原因，在於沒有經過審覈的彈劾，實質是政府將判斷事實真相的責任，更多地轉嫁給了檢舉者。
因爲無論是在唐代還是宋明，對於監察失實者都規定了相應的懲戒措施，但是他們同官府相比，地位相差懸殊，有時候很難清楚地瞭解事實真相，如果要求檢舉者所告發的內容都是真實的，這當然會加重檢舉者的義務，增加他們的風險，從而降低聞風奏事的積極性。
唐代的聞風制度則不同，必要的審覈可以剔除一大部分，不屬於法定事由的彈劾和檢舉，這降低了檢舉者的風險。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官府和檢舉者的良性互動，於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檢舉者而言降低了檢舉風險，對於官府而言，進入實質審查的案件數量減少，又可以極大地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
唐代與聞風和彈劾相配套的責任承擔，還是比較明確的：對於有妄言的，判處一年有期徒刑，這一點與當代的誣告罪已經類似。
縱然唐代行政監察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在維護行政機關內部秩序穩定，以及整個社會健康和諧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