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即北魏孝文帝，獻文帝拓跋弘的長子，生母是李夫人，南北朝時期北魏第七位皇帝，在位共28年。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拓跋宏五歲即位，年號延興，由明太后臨朝執政。490年，孝文帝正式親政後，進一步推行改革。他先整頓吏治，立三長制，實行均田制;494年，遷都洛陽，全面改革鮮卑舊俗，並嚴厲鎮壓反對改革的守舊貴族，促進了北魏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發展，史稱“太和改革”。499年4月26日，崩於谷塘原之行宮，諡號孝文皇帝，廟號高祖，葬於長陵。
爲政舉措
軍事
平定叛亂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嶽，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孝文帝出巡給了他可乘之機，遂與左右合謀，祕密選取宮中御馬三千匹，陰謀出奔平城，並親手殺死高道悅於宮禁之中。事發後，領軍元儼派兵嚴密防遏各宮門，阻止了事態的發展。孝文帝聞訊大驚，中途急急折返洛陽，怒不可遏，列舉其罪，親加杖責。後議廢太子恂，並逼令元恂自盡，時年十五歲。
拓跋宏碑文元恂被廢的當月，恆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睿相互合謀，暗中勾結鎮北大將軍元思譽、安樂侯元隆、撫冥鎮將魯郡侯元業、驍騎將軍元超及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陰謀推舉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爲首領，起兵叛亂。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經雁門往北直趨平城(恆州治所)。先派遣侍御史李煥單騎入城，出其不意，曉諭穆泰的同黨，向他們說明利害，叛黨頃刻瓦解。穆泰見無計可施，倉促率麾下數百人攻打李煥，失敗之後逃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將穆泰同黨全部平定，將陸睿等百餘人下獄;並將平叛始末寫成奏章上報朝廷。
南伐蕭齊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六月，孝文帝下令徵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卒二十萬，準備大舉南伐。孝文帝引兵直趨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兵至赭陽，留諸將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襲宛城，當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衆堅守，魏軍不能攻克。
孝文帝留咸陽王元禧等人攻南陽，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南齊新野太守劉思忌的頑強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齊明帝急派大將崔慧景率步騎二萬餘人增援襄陽。十一月，南齊韓秀芳等十五將投降北魏，魏兵纔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勝利。戰爭相持到第二年(499年)三月，北魏終於攻佔了雍州的南陽、新野、南鄉等郡，劉思忌被殺，房伯玉被迫出降。繼而大敗崔慧景、蕭衍於鄧城，斬首、俘獲二萬餘人。孝文帝乘勝率衆十萬圍攻樊城，齊雍州刺史曹虎閉門自守。但渦陽一戰，魏軍失敗，一萬多人被殺，三千多人被俘，軍資器械財物損失上千萬。北魏急調步騎十餘萬往援渦陽，才迫使齊軍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齊明帝死訊，乃下詔稱說“禮不伐喪”，引兵而還。歸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見侍臣，經過急救，方纔轉危爲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離洛陽御駕親征，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於谷塘原之行宮。南征之事中途作罷。
外交
對南齊
在南齊永明之後，南北對抗的均勢被打破，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已處於積極進攻的主導地位。其實，往前追溯，自劉宋元嘉年間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南侵、泰始年間北魏攻佔青齊，南朝不斷遭受巨大的軍事壓迫。在此基礎上，孝文帝繼位之後，便不斷加強對南朝的軍事攻勢，而且表現出日益強烈的統一江南的願望，其決然遷都洛陽等重大舉措則是統一戰略的一個環節。當然，對於孝文帝之南征及其統一戰略，朝臣之中多有分歧，甚至出現激烈的爭議。
在新的南進戰略下，北魏利用南朝宋齊易代之機興兵淮北。魏孝文帝在主政之前，由於受到馮太后的影響，對於征服江南，統一全國，似乎已有成策。其親政後，進一步明確相關南征戰略，並不斷親率大軍，發動對南齊的軍事攻勢，表現出強烈的統一江南的願望。正是在這一願望的驅使下，孝文帝親政後不斷謀劃對南朝的戰爭，並決意將都城遷移至洛陽。
對高句麗
至北魏踐祚，秉承華夏之主的繼承地位，其對周邊部族、勢力集團的封賞直接繼承了既往王朝的傳統。對周邊民族，北魏展現出拉攏的姿態，試圖保持國際影響力，將原有的國際體系繼續維持下去。對高句麗的冊封就是明顯的例證。實際上，這是“羈縻”政策在特殊形勢下的變化。取得華夏正統名分最大益處即是可以使得北魏統治者減少在其擴張中遇到的阻力，而在與實力層面相同的對手競爭中贏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8]。
孝文帝太和年間，魏麗關係基本理順。從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至太和十八年(493年)十月遷都洛陽，期間十八年之久，雙方基本保持了友好往來。北魏力主與東夷諸部建立和平關係，保證東部地帶的平穩;高句麗在時任國王高鏈主持下也朝着與魏交好的方向推進雙方關係，致使此時期雙邊關係一直保持了較爲和平穩定的態勢。期間，太和十五年(490年)，高句麗王高鏈逝世，而業已親政北魏的孝文帝特爲高鏈舉行了隆重的哀悼大禮[8]。
文化
移風易俗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督使鮮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漢人服裝;朝廷上禁鮮卑語，改說漢話;規定鮮卑貴族在洛陽死後，不得歸葬平城，並改他們的籍貫爲河南洛陽，改鮮卑姓爲漢姓;鮮卑貴族門閥化，提倡他們與漢族高門通婚等。
洛陽聚集着大量的鮮卑貴族，孝文帝爲了推廣漢文化，不惜以徹底清除本民族文化爲代價，禁止這些鮮卑貴族延續本民族語言、傳統、風俗。但孝文帝推行漢化之後不久，在洛陽發現仍有婦女穿民族服裝。
儒佛文化
孝文帝改革後，儒家文化爲代表的漢文化在洛陽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作爲首都，洛陽集中了全國的文化精英。這也是令南朝人感慨“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的緣故。除鮮卑文化、漢文化之外，佛教文化也在洛陽大行其道，使得洛陽文化呈現出少數民族、宗教文化與漢文化相結合的特徵。
佛教信仰在洛陽大行其道，與孝文帝大力引入禮教改革北魏風俗文化相結合，形成了北魏佛教信仰的一個特徵，即儒家思想與宗教觀念的融合。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如顏之推，在談到佛教時充分肯定其宗教義理和社會功能，對批判佛教的言論給以多方面駁斥。呂思勉論說南北朝宗教信仰時，曾提到：“中國人之於佛，流俗雖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識者，固多能知其教義。既能知其教義，自知其理與儒、道無二，而建寺、造像等，徒爲煩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