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崇禎和宦官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崇禎生性多疑，不信文官武將，爲何卻很信任宦官?
明思宗爲人多疑，這一性格表現在政治上，是對文武百官不信任。時人李清在其《三垣筆記》一書中記載說：“上(指明思宗)每閱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鋪張題面，娓娓紙上者，借耳，無爲所欺也。明思宗對官吏的看法既是如此之糟，那就不可能對之全心信用，於是，便轉而重用身邊的家奴—一宦官。他自己曾經公開承認：“文武各臣，朕未嘗不用，因其蒙狗，勉用內臣耳。”
崇禎墓碑
明思宗在剛剛登上皇帝寶座時，對於宦官曾經大加約束，不予重用。天啓年間，許多邊鎮派有宦官，這時他下令將之撤回。天啓七年(1627年)十一月，盡撤各邊宦官的決定正式作出，他對兵部說：“先帝於宣、雲、關、薊、寧遠、東江等處，督撫而外，分遣內臣協同鎮守，一柄兩操，浸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隙陰構，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豈能堪此?宦官觀兵，古來有戒。朕今於各處鎮守內臣，一概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卻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各內臣都着回京。”
接着，明思宗又對宦官干政作了種種限制。如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二月，“諭戒廷臣結交近侍”。明思宗在這一時期約束宦官，不加重用當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他剛剛從宦官魏忠賢手中奪取了政權，爲了取得朝廷大臣的支持，鞏固自己的地位，便不能不反天啓年間重用宦官之道而行之。但是由於他內心裏不信任朝廷大臣，這種約束宦官、不加重用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崇禎二年(1629年)冬，後金兵進入內地騷擾，京師戒嚴。至此，明思宗遂因不信任百官，認爲他們“不稱任使”,而重新起用了宦官。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十七日，“遣太監馮元升核軍，畢，詔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諸軍”。十二月，以“司禮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崇禎影視形象
此後，宦官“銜憲四出”,越派越多。崇禎四年九月，命太監“唐文徵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月“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詔西協”。十一月，以太監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崇禎六年五月，明思宗諭兵部：“流賊蔓延，各路兵將雲集，一切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中軍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與山西內中軍陳茂霖，會同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中，監紀功過，督催糧草。”
除去監軍督餉之外，宦官們還被派去督察錢糧稅務、茶馬、司法等政務。如崇禎四年九月，以太監張彝憲“有心計，令鉤校戶、工兩部出入”,“爲之建署，名曰戶工總理”。同年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崇被六年四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郝純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綬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崇禎九年(166年)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浮同法司錄囚。崇禎十二年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及各項賦稅。
明十三陵
崇禎十四年八月，明思宗臨太學，“先期”令司禮監太監王德化“率羣臣習儀於太學”。宦官之出，侵奪了官吏將領的職權，也不利於統治集團內部正常秩序的維持，因而遭到朝臣的反對。而明思宗卻堅決不改，凡與宦官發生衝突者，明思宗在處理中總是偏向宦官方。如崇禎七年(1634年)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朝，因給事中莊鰲獻所上“太平十二策”內有撤監視的內容，於是要求將自己罷免;而明思宗卻駁回魏朝的申請，將莊鰲獻謫爲浙江布政司照磨，不久，“復下刑部獄”。但明思宗對宦官也不是信而不疑，其性格既然多疑，對宦官也不可能例外。
故宮一角
然而，他在實踐上對宦官的確是大加重用。其故安在?原來是他以爲宦官易於對付，不足爲慮。時人楊士聰在明思宗死後曾就此評論說：“先帝(指明思宗)既以獨斷誅魏忠賢，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謂此輩由我操縱，故厭薄朝臣，則以中官參之。”同時人談遷也曾指出：“(明思宗)直謂三尺在我，此曹(指宦官)亦何能爲!”明思宗既然對宦官並不是徹底信任，這就使之在重用之中，也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加以防範。這防範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加以監視。
所以當時的人曾說：“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