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楊堅是位對人類歷史做出重要貢獻的傑出帝王。美國人麥克·哈特所著《人類百位名人排座次》一書中，隋文帝楊堅赫然在冊，其他兩位中國封建帝王則分別爲秦始皇和成吉思汗。楊堅比後者毫不遜色，中國魏晉南北朝分裂局面持續了數百年之久，楊堅成功地統一了中國。他完成的政治統一局面維持了幾個世紀，作爲他這項政績的結果是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史載楊堅“有威容，外鈍木而內明敏，有大略”。更鮮爲人知的是，他還是一個被歷史掩蓋的“多面皇帝”。
儉樸與奢華共存
開國皇帝大多生活儉樸，因爲他們知道創業的艱難。但具有楊堅那樣儉德的帝王卻不多見，這種儉德不但表裏如一，而且貫穿始終。當他在北周做高官時，私人生活就非常儉樸，幾乎到了寒酸的地步，等做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輔弼大臣時，依然不改本色，並把儉樸倡導爲全朝的風氣。當上皇帝后，他以“成由儉、敗由奢”爲座右銘。他告誡太子楊勇說：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興，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隋文帝的內宮，可能是歷代最簡陋的宮廷了，后妃宮女的衣服及日常用具，均有嚴格的供應制度，不得逾越私取半毫，若有破損，必加以補綴再用。楊堅的飲食很簡單，除了必需的宴會，每餐至多一小盤肉。他本人的寢宮，全是布幔布帳。他擯棄金玉、錦繡與所有器玩。有個相州刺史豆盧通進獻精美的綢緞，他竟下令當殿焚燬，以此阻絕各地官員各種名目的進獻。《隋書·文帝紀》記載：“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文帝一朝，上自王公大臣，下自富商大賈，穿的不過是布帛，裝飾的不過是銅鐵骨角，儉樸蔚然成風。
但人性是複雜的，多面的。儉樸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傾向，只是沒有充分暴露而已。北周的都城設在長安，因長期戰亂已殘破不堪。新王朝應有萬物更新的形象，隋文帝決定在長安另外擇地營建新都，命宇文愷主持營造，名爲大興城。大力征發民力，集中了全國的工匠，爲營築新都城花費了不少錢財。但爲了帝國的形象，他認爲無可厚非。公元593年，他又下令在岐州造仁壽宮，工程由親信楊素負責。楊素爲了討得楊堅的歡心，大發役夫，削山填谷。勞工的待遇是非人的，在皮鞭棍棒下，輾轉溝壑，死於非命者達萬餘人，人民怨聲載道。楊堅得知此事後，有些不悅。但當他看到仁壽新宮時，卻爲豪華氣象笑逐顏開，誇楊素是大大的忠臣。四年後他又大興土木，從京城到仁壽宮之間，連建十二所行宮，所耗費人力物力是可想而知的。堅守儉德是難的，難在要克服追求享樂的慾望，努力剋制這種慾望的隋文帝稍一鬆懈，便爲佞臣所誤，違背了他信守的初衷。
勤政親民與濫刑好殺
勤政使楊堅成爲明君。他每天堅持上朝，聽取臣下奏報，甚至到日落西山，仍然精神不減地端坐朝堂。他常利用閒暇，乘輿四處訪問，路上遇到上表者，便停下來，親自詳細詢問，極有耐心。他還派遣使者去各地採聽風俗，由此，官場得失，民間疾苦，帝國的現狀，盡在他的掌握之中。親民更使楊堅深得民心。他懂得民衆纔是國家的根本，要保住江山社稷，必須考慮到農民的利益。即位之初，他就將五千頭官牛分賜給貧苦農民，後來又多次推出降低稅役、輕徭薄賦、寬恤民力的政令。關中鬧饑荒，他派人前去了解百姓的飲食情況，有人帶來百姓吃的豆屑雜糠，他涕淚俱下，遍示羣臣，沉痛地自我檢討，爲懲罰自己，他撤去御膳，不近酒肉達一月。楊堅到泰山封禪，途中遇到大量饑民，車隊行走困難，他下令警衛部隊不得驅逐，從而出現奇觀：饑民與御仗混同而行。他騎着馬，見有扶老攜幼者，或引馬讓路，或爲之安慰。經艱險之地，必令左右幫扶百姓。
在強調儒家以德治國的同時，楊堅又是相當偏愛法家理論的。他深信韓非“法術勢”三位一體的理論。他以勢來樹立自己的權威，以術來駕馭羣臣，以法來對違法現象矯枉過正。從而，他又是喜怒無常的、隨心所欲的、變幻莫測的，以此不讓朝臣熟悉他，窺破他。自登上龍椅之後，猜忌、嚴苛、喜怒無常的秉性就暴露無遺。在金殿上打人，是楊堅的拿手好戲。大臣們稍不如他意，就會當廷挨他的杖責。他心情不好時，一天要打數人。他常嫌執行杖責的人下手太輕，甚至懷疑他們手下留情而將其推出斬首。如此一來，行刑者無不狠如虎狼，故常有人當堂死於杖下。大臣有過失要受罰，但沒有過失也會無端遭殃。侍郎辛亶穿紅褲上朝，楊堅認爲他是爲了“厭蠱”，也即是避邪，而穿着避邪的衣服上朝，豈不是視他老人家爲邪惡?當即不分青紅皁白，推出去砍頭。有一御史，奉命監督軍紀，有武官軍服不整，佩劍沒有掛好，御史沒有上奏彈劾，楊堅得知，立即下令殺死御史。理由很簡單：你是御史，爲何放縱他們如此?諫議大夫毛思祖進言勸阻，也被處死。爲了明察羣臣，他派左右心腹四處打探，官員即使犯有小過失，他也必不輕饒，量以重罪。爲了考察官吏是否貪污受賄，他竟搞起“釣魚”的勾當，他暗地派人送去錢帛，一旦有受者，立即處以死刑。
楊堅到了晚年，用法更加嚴酷，濫殺無辜。武庫院內長了野草，他便殺了武庫令數十人。大臣獨孤師私下接受了外國客人一隻鸚鵡，竟也被他下令斬首。楊堅對朝臣如此，那對草民呢?更是視如草芥了。開皇十五年(即597年)的法令公佈：“盜邊糧一升者，皆斬。”十七年又頒佈更嚴酷的法令：盜一錢以上者皆棄市，知情不報者，連坐。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隋文帝用嚴刑的目的，是爲了防止官場發生腐敗，防止官員不盡職守，防止犯罪現象在民間蔓延。然而他置法律於不顧，憑自己好惡主觀來草菅人命，從而製造了恐怖氣氛。
用刑過濫，好殺成性，不遵法律準繩的楊堅有暴君之嫌。
創新制度與破壞舊制
隋文帝楊堅治國確是“大手筆”的。爲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在政治、經濟方面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改革官制，以尚書、門下、內史三省爲最高政權機構，開創了隋唐以後的三省六部制。他又簡化地方行政機構，改州、郡、縣三級製爲州、縣兩級制。廢除州郡自闢僚佐的制度，規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均由中央任免。他制定了一種防禦原則，規定省級官員不能在本省做官，以防官徇私情，重用親友，同時也防止他們建立威脅皇權的基地。在經濟上，繼續實行均田制與租調力役制，並開創了以交納絹布代役的“庸”。隋文帝所進行的最重要的改革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吏，開皇十八年，廢除九品官人法，實行科舉制。這一制度在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出現一個來自社會各階層、由官吏和行政管理人員組成的具有相當能力的科舉機構。
但楊堅在創新制度的同時，又破壞了一項根深蒂固的舊制度——嫡長子繼承製。中國的封建王朝是“家天下”，“家天下”是按照宗法制度父子相傳的。因而一個君主是否能夠選擇到能託付大任的繼承人，是保證基業綿延長久的關鍵。隋文帝在這方面，鑄下了不可彌補的大錯。他強行拋棄了嫡長子繼承製度，廢長立幼，捨棄了生性較爲仁厚而不會作假的長子楊勇，卻被善於巧言令色、善於僞裝自己的次子楊廣所迷惑，改立後者爲太子，結果，社稷的繼承者成了社稷的掘墓人。當然，隋文帝未能汲取秦始皇暴政導致二世而亡的教訓，他濫用刑法也爲隋煬帝的胡作非爲提供了基礎。
隋朝二世而亡，隋文帝楊堅難辭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