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清政府及其軍隊已經無法應付當時的政治局勢，財政上也早已嚴重虧空，這使清朝統治者感到自己的統治根基業已動搖。再加上，外國列強不斷給清廷施加壓力，要求清政府迅速改變當前的無能狀態。因此，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則成爲其統治者們面臨的首要課題。
可以說，這個持續了數千年的中國封建史，在其面臨分崩離析的最後十年，最終，在慈禧太后的主導下，進行了一場政治革新。雖然，這場新政的推行並未達到慈禧預想中的效果，但是，卻使飽受封建統治的老百姓產生了政治參與意識。
“中國之制度… …奉行日久，不能無弊”，“於是一切政令皆不能不變”;“願自至以往，維新者當實事求是，守舊者毋至死不變，同心以謀富強”
由於，在甲午海戰爭中，中國敗得實在太徹底，滿清政府終於開始全面正視其他國家了。清朝先進人士開始主張追隨日本的步伐走一條維新之路。可惜的是，隨着膠州灣事件爆發、戊戌變法失敗，清朝先進人士逐漸對腐朽昏庸的政府失去信心。
至此，待滿清統治者飽受打擊後幡然悔悟，決心推行新政改革之時，已經沒有多少先進人士響應了。義和團戰爭結束後，滿清統治者對國際背景有了嶄新的認識，意識到在西方列強的高壓態勢下，唯有新政纔是出路。
從這一時期的改革方式來看，“新政”其實就是更加符合實際的維新改革。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戊戌變法的主導力量掌控在一羣朝廷無法掌控的知識分子手中，而新政的主導力量則完完全全歸於朝廷把控。
那麼，爲何滿清統治階層會在“新政”中有絕對的控制力呢?
其實，這股力量源自滿清貴族階層的崛起，各滿清親王的政治影響力隨着新政推行水漲船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剛剛成年的載灃親王，在二十世紀初，被派遣到德國充當使臣。
德國同樣是君主制國家，必須得派一名貴族出使才符合皇室禮儀，派遣年輕的載灃出國間接的提升了貴族們的政治地位，也從側面推動了政治發展。遠渡重洋歸來的載灃不但提高了眼界，也爲自己積累了大量政治資本，對於載灃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機遇。
之後，以載灃爲首的貴族階層走近政壇後，在大清政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1901推行新政時，幾乎每個環節都活躍着年輕貴族的身影，他們並未經歷過傳統的科舉入仕，也沒有文臣們的文史知識，但是，他們從小便生存在政治環境中，受到政治高層的薰陶，久而久之，不但有了出色的政治眼光，就連言談舉止都與政客別無二致。
況且，未經歷過科舉的年輕貴族少了幾分迂腐，思想開放，在新政改革中直言不諱，痛批陳腐的舊制度，提倡新體制。所以，憲政大臣端方等人上疏奏摺，表示：“大清的出路只有‘立憲’，‘立憲’並不是削弱君王統治，而是通過建立議會和一個政府分攤政治責任。”
之後，載澤則在密摺中闡述了西方國家在立憲後的體制優劣，將立憲的好處歸納爲三點，使慈禧爲之心動，最終，同意了立憲。
載澤分析，君主立憲後可以讓滿清統治永葆青春，愛新覺羅氏穩坐江山，而西方國家則會因爲大清有了憲法而不敢輕舉妄動，國內的革命者也失去了反對滿清統治的理由。這三個問題是慈禧每天最擔心的，既然君主立憲能替統治者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她還有什麼理由反對呢?
當然，立憲爲國家帶來的好處早就有人意識到了，他們就是梁啓超等先進人士，只不過，當時的統治者並不關心罷了。若非滿清年輕貴族最先覺悟，接受了新思想，並將之傳達給統治者們，恐怕立憲之事還得一拖再拖。
之後，以端方爲首的羣臣及以載澤爲首的年輕貴族們紛紛諫言，請求慈禧同意立憲法。此時，駐守各地的封疆大吏聽聞此事，紛紛表示支持。1906年八月，袁世凱請奏立憲，並提議讓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員參加到議院中，各地的鄉紳則參與到地方政治中，爲地方自治打下基礎。
隨着西方列強的壓迫日漸增多，載澤、端方等朝中大員精闢而透徹的陳述利弊，最終，讓慈禧作出決定，在八月二十五日由載灃、袁世凱等人主導新政推行。
那麼，袁世凱爲何會出現在這批新政大臣中呢?
筆者猜想，袁世凱在當時肯定提出了許多關於新政的諫言，在新政推行前夕表現活躍，儼然成爲立憲的引導者之一。據傳，當時端方等人上疏的奏摺，就是朝中大臣在與袁世凱商議之後，共同擬定的，並且，寫奏摺的人正是袁世凱的幕僚張一麟。
這份奏摺就像是一副走向新政的路線圖，參照日本改革爲藍本，擬以十五到二十年爲週期，最終，達成了“君主立憲”。這份奏摺使慈禧看到了一個既滿足政治需求又不會對統治階層傷筋動骨的改革路線。她對這份奏摺大爲滿意，當即派人急召袁世凱進京，協商新政事宜... ...
可以說，清末新政固然是慈禧集團爲強化封建國家機器，整頓和鞏固清王朝統治搞起來的。也不可否認，新政改革由於主觀和客觀上的多重侷限，加上，王朝自身的頑固保守，使改革在打折扣，存在諸多缺陷和差強人意之處。
但是，儘管這樣，清末新政改革在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產生了新陳代謝的客觀效果，在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過程中佔有一定的地位，這是應該肯定的。
